上海市中心咖啡馆 店员多来自河南艾滋病家庭
原标题：上海市中心咖啡馆，店员多来自河南艾滋病家庭，竟坦然相告
东方网12月1日消息：上海市中心，南京西路上有家叫“Village 127”的咖啡馆，面包师、咖啡师、厨师几乎全是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健康子女，客人竟也大多熟知背景。店里醒目贴着一篇文章《最温暖的烘焙》，直截了当道明，店名取自河南村庄中最初受智行基金会资助的127名艾滋孤儿。
12月1日，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携手抗艾，重在预防”。
河南上蔡，小晴的父亲去世前第15天，她才第一次拿到父亲的HIV检测阳性报告。病床上的他，虚弱地睁开眼睛，正告女儿：“我没事，不要告诉你在上海的弟弟。”尽管，这个家庭心知肚明的“秘密”，实际上已存在10年。这位46岁的“顶梁柱”一直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因为他深知，一个“体面”农村家庭的名誉，会随着他病情的公布而荡然无存。
那一年，是2013年。短短数年，曾被艾滋病阴霾笼罩的上蔡文楼村，正逐渐恢复生机。如今，在村民因艾滋病离世的葬礼上，人们才偶尔提及一两句“这个病”，再无嫌恶语气。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日前发布报告，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疫情已出现“拐点”，新发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显著下降。截至今年6月，全球约182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获此“救命疗法”的患者人数较2010年约翻一番。
艾滋病从来就只是一种疾病，却往往以被污名化、被歧视的“社会疾病”面目出现。而改变正在发生。
小晴的弟弟小康，正是咖啡馆的店员。
如今，哪还有躲躲闪闪不能说的
父亲的检测结果，在这个家庭，曾是禁区。
2003年，文楼村的首次普查结果出来了：村里多达一半的家庭，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包括小晴姐弟俩的母亲。
姐弟俩很害怕，去找母亲求证，却连母亲也避讳：“小孩子家家，不要问这些。”只是，从那以后，父亲醉酒的次数增加了。
如今，在咖啡馆里与记者面对面，姐弟俩忆起往事的口吻很平静。
而小蕾的语气，甚至是轻描淡写的。
她的母亲，今年51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特地给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女儿打来电话，鼓励她接受采访。
小蕾说：“我妈是特别爱哭的人，以前就怕村里闲言碎语，别人一讲她就哭了。后来我高中同学知道了她的病，却还像以前那样来我家做客，她就特别开心，多做几个菜。”
当小蕾细数离去的亲人时，依然语调平缓、表情平和——
年龄相仿的表姐19岁就因艾滋病去世；大伯也因艾滋病走了；小姑病逝那天是大年初一，不满30岁；大姑是上世纪90年代末离世，当时尚不知病因，现在猜测应是艾滋病……
1991年出生的小蕾，全无儿时吃不饱饭的记忆，只知道家里三四亩田，至今都种着玉米。她是家中老二，姐弟仨都记得，小时候田里收成不好，母亲曾向邻里借粮食；却不知道，正是那时，为了养活全家人，父母开始卖血。
2003年，母亲验出HIV检测阳性。
同一年的大年初一，仅隔了一条街的文楼村，那个一度被当成“艾滋病村”代名词的村子，出现第一例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案例。
也在那一年，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被列为国家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从那年起，文楼村的感染者和病人可免费使用抗病毒药物。而早在1998年，公益机构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艾滋病家庭的孩子，至今资助约两万人。
小晴姐弟俩对于艾滋病，最初的记忆是甜的。母亲卖血回来的午后，姐弟围坐在一起，吃一袋紫得透亮的葡萄。小康牢记当时每次卖血的行情——50元钱一针，而母亲卖血的频率是一周两次。
直至恐慌降临。村里首次普查时，县医院的检查点就设在姐弟俩的家里。
小晴记得，那几天院子里到处晃动着白大褂，村民们下了田陆续来检查——平时外向的人撸一撸袖管，说一句：没啥大事，死就死呗；内向者，目光游离，一言不发。当时，很多家里最小的孩子也被抱来检查。按照村里人的经验判断，如果最年幼的孩子也没有被感染，那么大一些的孩子也能被排除可能性。“那时，县里的‘白大褂’总是重复同一句话：没事，马上就要有药，比得癌症强多了。”
咖啡馆的咖啡师小海，甚至反问记者：这些事情都是十多年前的，现在大城市早就不一样了，哪还有躲躲闪闪不能说的？
小海的母亲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今年60岁，这位勤劳的农村妇女近两年还在帮长子带小孩。关于得病对生活有无影响，小海说，母亲觉得以前情况那么严重她都活着，已经是赚了，所以反而对死亡更从容。
是妈妈的病让你特别操心吗？当记者发现25岁的小蕾竟有白发时，问她。
她欲言又止，答了“操心”，却立即掐掉了话。这是她受访中唯一一次回应得不那么正面积极。
“不应当是一件很悲伤事情么？”走出咖啡馆，小蕾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微笑的自拍。
现在想起那种冷漠的眼神，只觉得可笑
小晴姐弟俩清晰记得，2004年，村里统一发放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手册，两人都没看。小晴说：“妈妈毕竟是自己的妈妈，不是病人。”这个家庭，尽力排斥对于得病母亲的一切非必要隔离。
母亲3次住院，父亲都细致陪在床畔。一直坚持服药的母亲有时候也会委婉地劝父亲服药，均被拒绝，只有一句话：“我没有病。”小晴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她说：“我爸爸的信念，就是要证明这个家是没有垮的，顶梁柱是健康的。”
“我们的成长经历，不是最惨的。”说起过往时，小晴常会补充这句话。
丢丢至今记得家里洗漱架上，牙刷的独特摆放方式——
母亲的牙刷已经呲了毛，放在一个单独的牙刷杯里；另一牙刷杯里，热热闹闹挤着丢丢姐弟仨的牙刷。丢丢知道，这是母亲因为病情所做的自我隔离。
而今，这位刚过完19岁生日的大男孩已经当了8年的孤儿。他的父母分别于2000年、2008年因为感染艾滋病离世。
对于传染途径百般小心的母亲，其感染原因，正是一次不小心。在父亲生前的治疗中，为节省开支，母亲曾多次亲手给父亲扎针输液。感染，就是因为多次操作中的一次失误——她的手，被沾着父亲鲜血的针管划破。
“爸爸去世、妈妈得病后，村里很多人见到我们家的人就像是躲瘟疫，本来还有的几句寒暄都没有了。我现在想起那种冷漠的眼神，只觉得可笑。”丢丢有些哽咽。
母亲死后不久，经家族几位伯伯决定，丢丢被送进乡里的孤儿院。同一批进来的50多名孩子，几乎都是“艾滋孤儿”。在丢丢看来，这种相似的遭遇，让他在孤儿院里更加放得开，“我们彼此清楚，但是并不提起自己父母的经历，半个字也不提。”那个时候，孤儿院成了他的避风港。
读中学后，丢丢开始无缘由地整夜失眠。他说：“一间超级大的寝室住27个人，26个人都睡着了，醒着的那个肯定是我。我想起妈妈，憋得想要大喊。”
填高考志愿时，他下定决心去湖南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他说，想起了妈妈走的时候被潦草对待的模样——快速拉去上蔡县一处简陋的火葬场，没有化妆，没有仪式。他记住了母亲在最后时光里惨白的脸色、凌乱的头发，特别心疼。因此，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死得有尊严。
在小晴眼里，总会有一个撕心裂肺的阶段，但后来就会逐渐学习和周围的环境谈判、妥协。
小晴姐弟俩都受智行基金会资助多年。小康在接受“海上青焙坊”培训后进了咖啡馆，因娴熟的面包烘焙手艺已接受多次媒体采访。这是智行基金会与一批法国志愿者合作成立的项目，培训的3名学生曾代表中国队，第一次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赢得第四名。小晴大学毕业后进了基金会工作，曾有一位上了大学的老乡，找到她的办公室，哭诉弟弟在中学的遭遇——当班主任得知这男生的母亲患艾滋病后，居然当着男孩的面向全班宣布。男孩在极度恐惧之中开始自残，用烟头烫手臂，直至家人发现，将男孩转学。小晴说，这虽是极端化个案，但个中艰辛，却非孤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医治过上世纪80年代上海发现的最早一批艾滋病人。其中有位老史，去年离世，在世时他与儿子关系疏远。正是因为他的病情被邻里获知后，儿媳迅速提出离婚，从此儿子孑然一身。
11月30日，上海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磐石介绍：本市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卢洪洲告知，HIV感染已逐渐变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疾病。
但就算是现在，咖啡馆的顾客仍以写字楼白领为主，偶尔还是会有邻近居民来询问食品安全的状况，店员们就耐心解释，因为那是推倒一堵“墙”的最直接方式。
迎着阴影向前跑，尽管最初并不知道能否承受
父亲在临终前，特地给小晴打去电话，叮嘱了两点：你长大了，要解决好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城市里好好发展，毕竟有色眼镜更少一些。
小晴父亲辞世的诊断书，最终写的是“肝癌晚期”。除了家里有限的几位至亲，谁也不知道父亲的死因。
“很后悔没有提前几年就说服他，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了。”正在从事艾滋病家庭帮扶工作的小晴，每次想到这里，心里总是结了一个疙瘩。不过，这种情绪，能够在帮扶其他艾滋病家庭孩子的过程中得到舒缓。
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丢丢刚读大一时就报名参加了红丝带防艾协会。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承不承受得住，和这个可怕的东西心平气和相处。但很少人比我对这个病了解得更透彻，我要试着帮帮别人。”
疾病的阴影和继续向前的勇气，就像是这些家庭的孪生兄弟，相伴相行。
丢丢谈恋爱了，在情投意合的最初一刻，他主动向女孩介绍：“我来自艾滋病家庭，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在丢丢的理解里，这是第一时间需要告知的。
小海也说，当他与女友要谈婚论嫁时，必定会告诉她，绝不隐瞒。
根据小晴的观察，她所在的公益机构所帮助的近两万名孩子，仿佛有着统一的规律：小学时不懂得这个疾病給家庭带来的困境；中学时开始仇视这个疾病，也担心父母随时会因此死去；成年之后，虽然这一代年轻人多数都会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可依旧充满对于这个疾病的担心，只是这种担心渐渐有了克制力。
尽管对这一切都了解得很通透，丢丢知道自己还是得了不必要的“轻微洁癖”：坐火车站时，他会刻意避免和人接触，每次落座，他都会看看有没有锐利物；刮胡刀，更是他坚持不外借的私人物品。
小蕾的母亲从未去过子女生活的城市，她时常电话叮嘱他们：“人多车多，你们当心点，我自己在家没啥。”她对记者强调，她要在农村养老，绝不会去城市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对于老家，年轻人逐渐变得更加平和，小蕾如今一回到家，总是一声不吭就下田拾掇玉米。就像小晴说的，“家乡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虽然那里有伤疤”。
小晴姐弟俩最终做了自己的顶梁柱。一个周末上午，来上海办公室出差的小晴坐在咖啡馆里望着弟弟，娴熟地切出一盘刚刚烤好的芝麻法棍面包。在这座繁华都市，这对姐弟和城市青年拥有着并无二致的穿着与举止。
对于“Village 127”这一智行基金会在社会企业领域的全新尝试，创始人杜聪说，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来咖啡馆的顾客，只要记得这里的食物是好吃的；而店员们，不是特殊人群，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文中艾滋病家庭成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