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参与家务 上海“小男人”是何时出现的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中国两性讨论会上，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向在座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哈佛书简按】“上海男人原来是不做饭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在3月6日的哈佛大学中国两性讨论会中说道。上海男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峥将当时的食品计划供应制度与上海家庭家务分工的转变放在一处，试图从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来分析上海“小男人”的成因。

　　 上海家庭妇女进入社会

　　在朱国栋和段福根的《上海服务市场》一书中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普通餐馆吃上一顿不错的饭，大概需要花费28个铜钱。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日薪为210个铜钱--即便一个男人每天三餐都在餐馆里吃，花在食物上的费用也不到其薪资的40%，所以下厨做饭，对于当时的上海男人来说，并不必要。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工作。

　　高峥在2013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引述政府数据称，1949年，上海约有200万女性居民，其中仅17000人为工厂女工，而家庭妇女的数量则占120万。但是在随后的3年中，走进工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处工作的女性多了4万多人。到1958年，在职女性人数已经达到约25万。另外，大约50万曾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工厂劳动，如成为针织厂女工等。

　　当时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截至1960年，已有77.58%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与到了城市工作生活中。在那时，上海的妇女就业率为全国最高。

　　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对于女性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解放。加之国家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于是，丈夫们开始踏入厨房，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虽然这时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稍显不同，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从195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开始禁止食品自由贸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用于购买商品的各类票证。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中国两性讨论会上，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向在座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复杂的粮票体系迫使男人进入厨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收入低、劳动繁重、粮食短缺、购物困难，等等。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丈夫加入到妻子的购物和下厨中来，是非常合理的。”高峥在论文中写道。

　　1953年，中国禁止了食品的自由贸易，开始推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控制粮食资源。1954年，上海市政府开始发行购买大米和食用油的票证。

　　虽然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应更多，体系也更为复杂。

　　“上海当时的食品票证系统非常复杂，多达二十余种，必须要夫妻俩配合默契才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他在讲座中说，"这也就迫使男人参与到了家务中来。“当时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

　　“凭一号票可能会买到比较新鲜的食品，如鳗鱼、比目鱼。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买到胡萝卜了。”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的男人就要去。”

　　在当时，拿粮票的上海男人有两种选择：用粮票去食堂吃；在家里自己做。但在食堂往往换不到与粮票数量相符的食物，于是很多年轻的上海男人在结婚以前就开始了自炊生活。高峥把它叫做“烹饪训练”。

　　那么，男人做饭、做家务的情况，为什么偏偏在上海如此突出？

　　“北方冬天只供应大白菜，那你做饭就简单了，”他说，“但是上海可能供应的蔬菜就有二十多种，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突出。”

　　除此之外，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很多家庭的成员来自不同地区，饮食结构相对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厨做饭无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公共厨房文化出现

　　1950年代，很多上海的国有单位，如学校、工厂，都盖起了员工宿舍。这些条件简陋的员工宿舍无法给每个家庭提供独立厨房，几家人只能共用一个厨房甚至走廊来做饭。大家一起在厨房和走廊做饭聊天，“公共厨房就变成一种文化了”。

　　由于上海的住房紧缺，能有这样的住宿条件已属不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看到其他家里的丈夫做饭，妻子备菜，新搬入的家庭也就开始顺应着改变家庭分工。

　　“在当时，男人越来越多地为妻子分担家务。这不仅仅是响应'男女平等'的号召，更多的是从宿舍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高峥在论文中写道。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作，也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而投入到家务活中的上海男性，也觉得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了。高峥说：“男人并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屈辱，而是觉得‘我显得更能干’”。

　　 改革开放后的“男子汉”标准大讨论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大力提倡男性在中国的全球化竞争中扮演更为积极而有竞争力的角色。”他说。在经济改革中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男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男性地位。女性也开始寻求重新回归家庭。

　　1986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他创作的话剧《寻找男子汉》中，讲述了一个大龄女青年找对象的故事。剧中的几个征婚男人条件都很不错，其中有听老婆话、会做家务的男人，但是沙叶新仍然觉得他们并非真正的男子汉。他希望能借此呼吁上海男性恢复传统中国男人的男子气概，不再做一个“小男人”。

　　在电视剧《海派丈夫变奏曲》的主题歌里，沙叶新这样写道：

　　“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老王买煤球。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缴，残羹剩饭归己所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民族若无阳刚气，民族怎能去奋斗？丈夫若无阳刚气，我的妻儿，你说是喜还是可忧？”

　　高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及一些生活类杂志上，“怎样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一问题，曾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食品半成品和厨房电器出现，家务不再如从前繁重，频繁的饭局也让人们在家做饭的时间明显减少。“好丈夫”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经济能力”逐渐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但在外界看来，上海男性的形象似乎已经定型。龙应台在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的《啊，上海男人！》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写：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愤怒的上海男性的电话，他们说自己并不是如此，自己是真正的男人。

　　事实上，上海“小男人”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并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就像西湖龙井，它不一定是西湖产。”高峥说。

　　“当然，男性参与家务程度的增加是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高峥在讲座的最后说，"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丈夫和妻子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以有限的食品供应，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饥荒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