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历史缝上细密的针脚——专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唐玉恩

来源: shwomen.eastday.com

　　人物小传

　　唐玉恩

　　生于1944年，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主持过60余项大、中型公共建筑设计，多次荣获国家和上海市优秀设计奖。

　　上海解放6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修整一新的上海历史博物馆敞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一同缅怀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领衔这次上海历史博物馆改造修缮工程的，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

　　从业数十载，唐玉恩设计的一座座城市新地标拔地而起，勾连未来；她也扛起了历史建筑修缮保护的重任，让一栋栋老建筑与今天的人们面对面交流。

　　人们说，是她给历史缝上了细密的针脚，但唐玉恩说：“建筑师没有什么故事好讲，就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做工程，敬畏历史，如履薄冰。”在她心中，值得被书写的，永远是那些传承城市精神的建筑。

　　 恢复这片空间原貌，就是对历史的一份敬意

　　黄浦江畔，万国建筑蜿蜒伸展，跨越百年沧桑。多少年来，人们把这些屹立于外滩的优秀近代建筑视为城市瑰宝和城市形象的符号之一。

　　唐玉恩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当时的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现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她，每天都要穿过河南中路以东窄密的路网，吸收着沿途历史建筑遗存的“文化养分”，前往位于1916年建成的外滩3号友利大楼内的办公室。这段与外滩建筑“亲密接触”的时光驻留在她的心中，久难忘怀。

　　多年后，唐玉恩与外滩建筑“再续前缘”，主持参与了上海和平饭店、上海总会的保护和扩建工程。历时数百个日夜，她带领团队为这两栋建造质量极佳、全亚洲少见的优秀近代建筑“拂去历史的尘埃”，使其兼具旧时风采和现代功能，重获新生。

　　这一次，领衔上海历史博物馆的改造工程，唐玉恩感到肩上的责任格外地重。她说：“历史博物馆所在的原跑马会建筑与其他环人民广场的近代建筑群体组合在一起，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通过市中心的这一个‘群’，大家能看到的上海城市之美又多了一个层次。”

　　话语中饱含期待。

　　解放周末：整修一新的历史博物馆开馆后人气很足。市民们在欣赏馆藏的同时，还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欣赏着建筑。不少人认为，建筑本身即是重要的展品。

　　唐玉恩：是的。听到美术馆搬迁、大楼要作为上海历史博物馆开放的消息，我们也很激动。当年，在沪英侨创立了跑马会，经过两次西迁后落户于此，积聚了相当的财力，用当时质量最好的材料和最优的工艺进行建造。因此，建筑本身就很有上世纪30年代建筑的代表性。

　　另外，制作项目方案材料的时候，除了摸清理顺建筑本身的历史情况，我们还发现，当把它和人民广场附近的其他近代建筑放在一起看时，从东向西依次有沐恩堂、第一百货大楼、金门大酒店、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以及原跑马总会。它们都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并发展起来的，建造材料考究、质量上乘，常年作为公众建筑，所构成的近代建筑群完全可以和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相媲美。

　　而在这个建筑群中，跑马总会建筑又格外突出。南京西路在这里拐弯，北面的新昌路连接过来也没有遮挡，使得位于路转角处的跑马总会塔楼凸显出来，很容易被来往的行人注意到。通过这次的保护修缮工程，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人们阅读上海近代建筑的典型案例，帮助人们理解城市的历史变迁。

　　解放周末：在过去的80多年里，这里作为跑马总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承载着一代代上海市民的记忆、伴随他们成长。此次重新修缮改造，有没有什么“大动作”？

　　唐玉恩：做了几十年的公共文化建筑，上海市民对它太熟悉、太有感情了。

　　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原先相呼应的东楼和西楼一度被分拆成两家使用，相对的楼面阳台上挂起了空调室外机组，中间部分则建起了停车棚、人防出入口以及设备间。南京西路和黄陂路的拐角处还出现了搭建，整个内部庭院被彻底封闭了。所以说，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机会去欣赏那部分保留着历史原貌的建筑外立面，也没能去中间的庭院看看。

　　在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次，封闭的空间被重新打开，视线变得通透而愉悦。东楼、西楼和中间庭院所构成的整体环境以共享开放的姿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相信经过这里的人都会觉得耳目一新。

　　现在这一带非常繁忙。有的车辆车速很快，行人步履匆匆，对周边建筑和环境漠不关心，这另当别论。但作为建筑师，我内心认为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让这片空间恢复了历史原貌，就是对公众的一份贡献，对历史的一份敬意。

　　解放周末：如今，许多历史建筑都在修缮之后被赋予了新功能。在您看来，这种老楼新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唐玉恩：很多人以为，建筑的品质取决于它的室内，但我觉得，一栋建筑拥有合乎其自身的优雅的外部环境是保证其建筑品质的必须。

　　以历史博物馆所在的建筑为例，剥夺了原先的室外空间让建筑显得局促，反之则让其坐落得非常妥帖。事实上，国内外很多大型博物馆还会在户外空间放置一些展品，让展览贯穿室内外。虽是老楼新用，但博物馆也可以在庭院里放一段过去南京路的电车铁轨等，用作户外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跑马会建筑是幸运的。有些历史建筑要搬迁到别处，自带的花园却没被顾上，老房子变得局促。我想，这些上百年的历史建筑本身就已经到了需要修缮的时候，却还要经历迁移，周围空间还变得越发狭小，这是对它们的亏待。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让它们维持原先的环境，舒展透气，再“梳妆打扮”一下，让它们延年益寿，让今天的人们可以愉悦地“阅读”、使用。

　　 如果做工程也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很可怕的

　　唐玉恩的办公室里堆着一座“小山”。那是由一本本印满了资料文献、历史照片、工程图纸的项目方案材料组成的。唐玉恩对这座“小山”的各个部分都很熟悉，讲到哪栋建筑的哪个问题，就能马上找出对应的页数，边比画边说。

　　“我们做工程的，离不开这些图纸文献。”她这样解释。事实的确如此。每进行一个项目，唐玉恩都要带领团队做足功课、吃透资料。2014年，接手四行仓库的保护和再利用设计任务时，团队一边研究有限的历史资料，一边进行现场勘查，为设计方案寻找依据。从最初的设计到最终的定稿，团队和专家组共经历了十轮的方案斟酌。

　　“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时代，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和‘爆炸性’。如果工程也是这样，那是很可怕、很可悲的。”在唐玉恩看来，小心谨慎、全面严谨甚至枯燥单调才是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真面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真实更近。只有真实，才能显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建筑才会感人。

　　解放周末：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工程建造水平的提升，各类新建筑的建造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对历史建筑保护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吗？

　　唐玉恩：不能以看待新建筑建造速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保护是有客观工艺要求的，如果第一道工序没有完成，那么第二道工序是上不去的。好比原先1分钟能拧5个螺丝钉，不是说加了一个马达之后，就会突飞猛进到1分钟能拧10个螺丝钉。是否遵循客观规律，是否在细微处下足功夫，最终呈现的质量会说明一切。对待老建筑，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工程奇迹”。

　　对建筑师来说，既然做了，就要把工程做干净。就像是做好一件衣服之后，要把所有的线脚都藏起来，扣子都钉好钉齐，工程设计的要求显然更高。不是不能追求更快的速度，但如果为此降低了原先应有的工程验收标准，长此以往便会让整个施工队伍的标准异化成“抢工”的标准，这就会出问题。

　　对于不同的情况都要进行科学分析，该快则快，该等则等。虽说工期缩短、稍稍马虎一点，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大家也不一定会看不下去。但时间一长，原先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还是会暴露出来。我们终究是希望建筑工程的质量能够有所保证。

　　解放周末：做项目的时候，建筑师要常常去现场待着？

　　唐玉恩：如果是30层的新建筑，一层层往上造其实都是一样的操作，可能不需要建筑师一直在场。但做历史建筑不一样，它要求更多的现场配合。比如某天拆除了一面后砌的墙，发现了隐藏其中的历史墙面，如果拆除的时候建筑师正好不在，那工程队很有可能就随意处置了。如果人在，那一看到就会马上叮嘱，一定把它保护好。所以说，历史建筑的修缮项目需要建筑师尽量关键时刻在现场待着，不错过那些需要被保护的细微之处。

　　解放周末：纵观全球，拥有保存完好的城市历史遗存的地方都给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使用立下了重重“规矩”，制定了细致的法律法规。这是否给建筑师带来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抑或是挑战？

　　唐玉恩：哪些建筑需要保护、哪部分要保留、哪部分要改造，这些问题都要认真调查、科学分析。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建筑师的设计依据，它们越是成熟、细致，对建筑师的引导和帮助就越大。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在我国范围内走在了前列。除了国家层面上的法律，上海始终在探索并推进相关的法规条例，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成果。如果只有建筑师“一厢情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我的从业经历中，对每一个项目都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要和主管部门进行相当频繁的交流。有时一些规定没有写得那么细，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求专家组的意见。和平饭店的修缮工程便是如此。当时，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以时任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罗小未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在后续工作中又进行了十多次评审，全程把关，给建筑团队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很感谢主管部门和专家们的指导。

　　解放周末：如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但在业内，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愿意从事历史建筑的修缮项目。这是为何？

　　唐玉恩：是的，这个情况日益严峻起来。并不是大家觉得做历史建筑的项目难度更大、限制更多，所以不愿意做。很大的原因在于，设计费很低而工程要求又相当高。相对于新建筑的设计建造，当前我们国家对这一类工程的设计费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我认为，要鼓励更多优秀的建筑师参与其中，这一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另外，对年轻工匠的培养和鼓励也很重要。近年来我们发现，历史建筑的修缮过程中有时找不到掌握原工艺的工匠，有时找来的工匠在施工时熟练程度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之前我们做青年会宾馆的项目时，宾馆大楼梯、二楼大堂的藻井彩绘要按原样装修，但当时上海的工匠数量不够，最后是从苏州请来了专门修复藻井彩绘的工匠，才得以圆满完成任务。

　　“工匠告急”势必会给呈现历史建筑的原貌造成困难。当前我国弘扬工匠精神、传承工匠技艺需要跟进更多实际可行的措施，可以向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借鉴一些经验。

　　 “阅读”城市，任何时候都不嫌晚，都是恰当的起点

　　埋头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之前，唐玉恩本是个“高楼专家”。

　　1978年，唐玉恩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同济大学，师从吴景祥教授。当时的上海，高层建筑凤毛麟角，24层高的国际饭店已是“楼中翘楚”。脚下的软土地基上到底能建起多高的楼，学界都没个定论。但同济的教授们却在那时大胆判断：未来的上海一定会大力发展高层建筑。于是，她便和老师、同学们一道研究起了高楼大厦。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的脚步进一步加快，进入了大批量建造公共建筑的时代。在唐玉恩口中，那是“赶上了建筑业发展的好时候”。

　　在诸多作品之中，1986年开始设计、1996年底建成的上海图书馆颇具代表性，为唐玉恩带来了数项荣誉。而在她心目中，这个项目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自己“阅读”这座城市的旅程，激发了自己对上海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思考和积累，她一点点步入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耕耘至今。

　　解放周末：您曾持续多年利用业余时间，“老老实实步行”考察上海的近代历史建筑，从外滩商业大楼到石库门民宅，仔仔细细地看过去。用脚步丈量城市历史的行动是怎么开始的？

　　唐玉恩：那是方案竞标成功开始设计上海图书馆之后，我遇到了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上海图书馆的创意上体现时代精神和海派文化特色？怎样通过高雅的格调和朴素的用材，营造浓郁的上海文化氛围？

　　当时，一个年轻建筑师面临考问，眼前有两条路：要么看看现成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简单化操作；要么自己去与周边的建筑和环境进行对话交流，深入调查。我选择了走出去、认真看，开始对淮海西路、高安路、衡山路这一带以及外滩的建筑特色和氛围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再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解放周末：具体怎么“看”？

　　唐玉恩：建筑就像是一本打开的书。如果能走进门，就可以看到内部空间；不能进去，那就沿着外部，看当年的设计采用的是什么建筑风格，用了什么建筑材料，造型上有什么特点，入口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有时候也会在速写本上画画图，记录一些细节。

　　这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现在还是这样。在外面出差我会有意识地进行“阅读”，随便找张纸就把有意思的地方画下来，记录自己的体会。这都是业余的随手记录，有时候花个几十分钟，有时候用上一两个小时。

　　解放周末：这些积累后来体现在上海图书馆的设计上了吗？

　　唐玉恩：设计上海图书馆的时候，有关部门跟我说资金不多，一点一点来，其实这也给了我们较多的学习、思考的时间。比如说，提出在主楼底层采用毛石墙作为基座。外滩很多建筑都用了毛石基座，让建筑底座达到稳重的效果，我们在继承近代建筑传统的同时又不囿于传统，用现代的加工方式，根据图书馆体形特点重新设计细部。

　　这个项目对我提出了挑战，我所做的就是通过对建筑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上海建筑的中西方文化特色在这个特大型图书馆的造型中有所体现。经历了这个过程，我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积累，我对上海的建筑特色情况比一般的建筑师可能更了解一点。本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历史建筑的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现代集团先后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学科中心、历保设计院，上海院成立了城市文化建筑研究中心，我和一些年轻建筑师做了多项重要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设计和相关课题研究。

　　解放周末：这方面是否有资料可以借鉴？

　　唐玉恩：比方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是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和我院章明总建筑师主编的，它梳理了上海建筑史，刊载了大量图文资料，代表了前辈建筑师“阅读上海”的成果。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如获至宝。因为我开始考察老建筑的时候，有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使用，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这本书里的图片很多拍摄于上世纪50-60年代，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更接近建筑原貌的样子。

　　现在，我们完成项目之后都会整理资料，进行工程总结。有的就出本小册子，遇到特别难得的、具有典型价值的，就会把手头掌握的全部资料和研究解读出版成书，既是记录历史和工程资料，也是表达我们对项目的尊敬，对历史的敬畏。

　　“阅读”城市，任何时候都不嫌晚，都是恰当的起点。这种“阅读”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