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赠送的特殊国礼
—— 中古“牛蛙外交”轶事
《新民晚报》关于牛蛙落户中国的报道
196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卡斯特罗赠送牛蛙给中国的报道
196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古巴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向毛泽东主席赠送卡斯特罗画像
上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右）和格瓦拉（左）在哈瓦那参加一个公众集会
申健、熊友榛夫妇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
苏锦祥在哈瓦那“五一”游行集会现场留影，在他身后不远处便是卡斯特罗、格瓦拉所在的主席台
196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均在重要版面刊登了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赠送给我国政府的一批大型食用牛蛙，最近已用飞机由哈瓦那运来北京，并已由养殖单位分别接运到广东、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饲养。这批牛蛙经过长途运输，成活情况良好。
几年前，在国家外交部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开放档案中，笔者无意中查到几份与“卡斯特罗赠送中国牛蛙”有关的解密档案，其中多涉及周恩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中古政坛的风云人物。看似并不“高大上”的小牛蛙，为何会引起两国高层的重视？它们来华之后发生了哪些值得回味的故事？如今国人日常所食的牛蛙又是否与此有所关联？
带着如上的疑问，通过翻阅外交部档案，查找相关历史文献，并寻访当年亲历者……一段多年来鲜有人能完整知晓的“牛蛙外交”轶事，由此渐渐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使馆午宴
从外交部档案中所能找到的关于“古巴牛蛙”的记载，最早见于1961年9月3日，是一份出自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人员之手的谈话记录。
那天，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区中心的中国大使馆，又迎来了几位熟悉的外国贵客。其中一位身穿橄榄绿军装的络腮胡中年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当时的财政部长、后来同样叱咤世界政治舞台的切·格瓦拉。在中方使馆人员的记忆中，当时正值中古外交的蜜月时期，几位古巴领导人如同友邻串门一般，频频来大使馆做客，宾主双方关系极为融洽，“古巴领导人常和申健大使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促膝交谈，亲密无间。”
自1960年9月起，古巴成为南美洲首个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的国家。对于这个敢于同美国直接叫板的南半球小国，以及其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卡斯特罗，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古巴革命有世界意义”、“整个拉丁美洲人们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致函古巴领导人，高度赞扬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称他们“在美国后院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中古建交初期的关键人物——中国首任驻古大使申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自上任伊始，便与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关系。除了在各种会议的正式场合中接触，申大使也将外交舞台延展到了大使馆的会客厅以及餐厅。而对于不拘小节、外向开朗的卡斯特罗来说，他似乎也更乐于去中国大使馆和申大使会面。在那里，双方围绕着两国间的文化、科技、商贸、农业领域合作，展开了一系列开诚布公、轻松自如的交谈，许多合作中擦出的火花，便是从这里开始。
当然，除了大使馆相对轻松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吸引卡斯特罗常常光顾于此的原因，这就是使馆厨房里有一位烧得一手地道中国好菜的大厨。常以中国美食“老饕”自居的卡斯特罗，酷爱此地几道名菜：松花蛋和糖醋鱼，每次来访，服务员也会在午宴或晚宴摆桌时，特意放上一瓶他喜爱的桂花陈酒，并在刀叉之外，为其再备上一副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的筷子。
这一天的使馆午宴，如同档案中所记载的那样，双方的话题首先还是围绕“吃”而开始。申健大使向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介绍了中国水稻专家和蔬菜专家在古进行生产试验的最新情况。根据两国间所签署的《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中方将先后派遣北京鸭、淡水鱼和水稻等领域专家到古巴，教授当地人种植水稻、饲养此前未有过的鸭类和淡水鱼品种。
从大米、蔬菜谈开，作为农场主儿子的卡斯特罗对此颇有心得。他甚至还在哈瓦那郊区建有一个家庭农场，养殖一些家禽，栽种四季蔬菜水果。说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话锋一转，谈起了古巴当地所养殖的牛蛙。当时，牛蛙繁殖在古巴已超过五十多年的历史，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凭借南美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使得当地牛蛙生命力较强，繁育周期短，也因此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古巴全国约有8个冷冻公司专门经营牛蛙制品的对外出口，年出口量达到五十万美元，牛蛙经济在古巴亦成为继蔗糖、雪茄后的另一项经济支柱产业。
申大使于是向两位古巴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请求，表示“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对此，卡斯特罗当即表态，“完全可以”，并进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给中国”。格瓦拉部长也点头称是，甚为赞同。宾主双方就此一拍即合。卡斯特罗还不无风趣的继续话题说，“古巴今年将扩种一百万棵荔枝树，哪些是中国没有的水果，如果需要，每样都可以送一些给中国。”
卡斯特罗赠送牛蛙的消息，并没有通过“电报”、“信函”等很快传回国内。与中古双方此前互赠的机器设备或农作物不同，牛蛙是活物，纵身跳跃可达两米多，如何将其安全稳妥地运输，又如何解决其后续饲养问题，对此，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又经过了一番摸底。直到两个月以后，他们才正式告知北京，而传递消息并亲自落实此事的，正是申健大使本人。
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国述职。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了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绍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将要赠送我国牛蛙的情况。申大使还进一步补充说明，由于古中相距遥远，再加上牛蛙生活习惯特殊，养殖技术要求较高，因此他向武主任建议：最好能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组，由专门机构指定专业人员，专程赴古巴考察当地养殖技术，完成古方所赠牛蛙的接收工作。
申大使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积极回应。从外交档案中，可以看到水产部、国家科技国际合作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围绕“卡斯特罗总理赠送中国牛蛙”、“如何接收古巴牛蛙”等事宜，彼此间协商、沟通的来往函件。
12月29日，就在申大使和武主任会面的一个月后，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派“牛蛙小组”之事，正式作出回复：
“现水产部拟于明年（1962年，作者按）三月派两人小组去古，四月返回……科委领导已批同意，我们考虑，为了加强两国科技交流和中古友谊，原则上可同意派出。”
秘密选拔
牛蛙因叫声酷似牛叫而得名，同国内常见的青蛙、蟾蜍相比，古巴牛蛙的体型更大（相当于一般青蛙的两倍），弹跳高度更高（可达两米），口味也更鲜美嫩洁。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别说在餐桌上见不到，就连牛蛙这个词，也几乎是闻所未闻。
但事实上，牛蛙养殖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早在1935年，上海江湾纪念路有一个沈姓老板开了一家“上海养蛙场”，叫卖一批从美国引进的牛蛙，号称“珍宝巨蛙”，每对售价24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金），但后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产学院也曾试养过几只，但因未产卵而死亡。1959年，浙江省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和天津市杨柳青农场先后从日本购进牛蛙试养。1961年初，广东省芳村淡水养殖场也从日本引进牛蛙养殖。上述种种，未成气候。
据中国国家科技国际合作局在1962年的一份报告，专门就引进古巴牛蛙的可行性及发展前景，作评估：“鉴于过去从日本引进的牛蛙（原产美洲）已死亡70%，国内缺乏养殖牛蛙的经验，又很需要发展养蛙事业”、“古巴牛蛙肥大，肉可食，皮可制女皮鞋和小皮包，并有条件在我国养殖”。
与此同时，水产部也在紧张有序地安排选拔，对赴古巴考察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的人员，他们以“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各水产研究所、高校中进行甄选。名单很快被确定，入选者分别来自上海和南京，一位是上海水产学院的青年教师苏锦祥，另一位则是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整个甄选过程，仅少数人知晓，对外秘而不宣。据后来成为中国鱼类繁殖研究泰斗的苏锦祥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候我也完全不知情。只是觉得奇怪，有一天在做实验，学校摄影师跑来看我，一边还拿着纸比对，悄悄问旁人‘像不像’。后来才晓得，原来是水产部要为我办理赴古护照，但不方便通知本人去拍照，只好从档案里翻出老照片翻拍，又担心和本人不像，所以跑来确认。”
直到出国前一个星期，苏锦祥才得知此事：“领导说，要派我去古巴，接运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我国的牛蛙。”此前一直从事鱼类研究的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出国任务，感到十分意外，却又颇光荣：“当时我是青年教师中为数不多的党员，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第二天，苏锦祥被安排去青浦，参观当时沪上唯一养殖牛蛙的水产养殖场。“几只牛蛙关在水泥池里，一蹦老高，鼻子碰到池壁都破皮了。”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牛蛙。两天后，苏锦祥动身前往北京，在水产部报到时，遇到了南京来的张兴忠，一位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多年的鱼类科研同行。部领导向苏、张二人郑重宣布：成立赴古牛蛙小组，张兴忠为组长，苏锦祥为组员。
4月26日，牛蛙小组从北京出发，乘中国民航飞机，经莫斯科、布拉格两度中转，飞赴古巴首都哈瓦那。水产部交给他们的使命是：“考察牛蛙的饲养，并接运古方赠送的牛蛙，计雌雄种蛙各200只。”
迢迢万里
中国和古巴，一个在亚洲大陆，一个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岸，中间隔着一望无涯的太平洋。四天后，牛蛙小组抵目的地——古巴首都哈瓦那。加勒比海岸吹来温暖略带腥咸味的海风，浓郁的异国情调扑面而来，与之相映衬的，还有古巴人革命的激情、战斗的气氛、充满热情的待客之道。
当时正赶上“五一”劳动节，哈瓦那照例举行了隆重的游行集会，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古巴党政高层领导人参加集会并观礼。初来乍到的苏锦祥和张兴忠，作为中国贵客，受邀登上了集会现场的二号观礼台，而他们身后仅几米远的地方，便是卡斯特罗等人所在的一号观礼台。在那个几十万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里，人们高举着卡斯特罗的画像，高举着“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五一万岁”的标语牌，人浪、声浪此起彼伏。游行结束，卡斯特罗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用激动和激烈的语调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不断侵犯与实行经济封锁，号召古巴人克服眼前的困难，一定要坚决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他的演讲获得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除了应邀出席隆重节庆活动，苏锦祥和张兴忠也被安排参与了不少富有“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活动，如节假日去甘蔗地里切割甘蔗，去工厂车间参观，到海上看渔民捕鱼，体验当地人的日常劳作与生产。古巴方面也想以这种方式，向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展现一个生活富足、人民安居乐业的古巴。
牛蛙小组平时住在位于哈瓦那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可以享用到使馆食堂美味可口的中国菜，食堂师傅也亲热地称他俩为“牛蛙同志”。大使馆进出交通便利，他们每日都会坐上古官方派出的专车，在哈瓦那养鱼场场长的陪同下，前往首都及周边的各个省份，参观古巴渔业合作社、水晶宫、养渔中心、罐头厂、冷炼厂，了解了牛蛙的日常习性及加工流程。其间一个细节，令苏锦祥多年以后仍记忆清晰：“古巴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当地通晓西语和中文的人很少，大使馆找到了一位华侨为我们全程翻译，不过他只会广东话，好在我祖籍广东，略通粤语，所以考察过程中，当地人说西班牙语，华侨翻成广东话，我再翻成普通话给张学忠听。”
语言不通，沟通颇费周折，但当地人给予他们的热情礼遇并未因此有任何打折，甚至超出此前想象。对此，外交档案中也作了如下记载：
有许多和接待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人，经过食堂、咖啡馆短时间的交谈后，就会主动地放下自己的工作和抛弃自己的休息，帮助他们半天，一天甚至深夜。他们在边省抓捕牛蛙时，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主动帮助捉蛙半天，晚上还请他们到家里去吃饭，饭后又一直陪他们捉蛙到深夜。第二天这一家的人又来帮忙，到中午还杀了一只羊隆重地招待。”
除了与牛蛙养殖有关的考察参观，他们还走街串巷，了解加勒比海岸的风土人情，也发现了不少当地独有的与牛蛙有关的风景线：“古巴牛蛙皮具业较发达，牛蛙的皮制成革，比牛皮更珍贵，做成的公文包、钱夹、女士皮鞋、手提包，比牛皮做的要贵几倍。我们看到不少古巴妇女用蛙皮提包，穿蛙皮皮鞋。”
对于传说中“鲜美异常”的牛蛙肉，在苏锦祥印象中古巴人自己倒是很少吃，反而以出口为主，“不过国内饭店也有蛙腿卖，我们吃过一次，肉很鲜美，口感像是鸡肉。”
转眼进入六月，考察临近尾声，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在长时间空中飞行过程中，保证这些活蹦乱跳的牛蛙们尽可能“鲜活”地被带回北京？为此，牛蛙小组可以说花费了很大一番心思。一方面，他们精心挑选了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野生牛蛙作为采集来源，那里的牛蛙长期生活在天然池塘中，活力及繁育能力在古巴牛蛙中属于上乘。对于捕捉到的牛蛙，他们和古巴专家一起严格把关，通过肉眼观察，进行挑选，保证入选牛蛙皆以“青壮年”为主。此外，他们还在哈瓦那水产养殖场多次进行包装工具、运输方法和长途运输的模拟试验，最终筛选出一种圆筒分层的运输箱作为容器，将牛蛙与浸过水的海绵放在一起，保证路途中一定的温度、湿度环境，并可避免剧烈碰撞。
古巴政府为配合牛蛙的中国之旅，也是一路敞开“绿灯”，他们特别开具了一张证明，上面写明这批动物是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中国政府的礼物，并主动承担了包括运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在牛蛙正式启程前，古巴有关机构，早已开具好了牛蛙的检验检疫证明，并联系捷克、苏联等国航空公司进行托运，中国的两位技术人员仅仅需要负责牛蛙的押送和沿途照顾，这样一来，中途换机转运的一切手续，都由航空公司之间负责接办，为中方省去了不少途中过境、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麻烦。
1962年6月5日，200对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装入十几只白铁皮运输箱，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登上了从哈瓦那机场起飞的航班。由于西方的封锁，古巴对外交通颇费周折，他们须从哈瓦那出发，途经捷克布拉格转机，飞往苏联莫斯科后再转乘中国民航飞机。待这些特别的古巴小客人抵达北京，已是五天以后。
政治礼遇
6月10日，古巴牛蛙运抵北京首都机场，立刻进行转运，于当天被送上开往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火车。火车到站后，又被装上汽车，再送往上述城市的水产院校和水产养殖试验场。
6月14日，最后一批牛蛙运抵广州芳村养殖场，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毕。据外交档案记载，400只牛蛙中，“仅仅死亡11只，其中上海和南京死亡的7只中，有6只是开包时发现的，另一只是隔一天死的。经解剖检查，死亡蛙的肠胃中是空的，估计是从捕捉到运抵养殖地过程中，因饥饿而致死。”在国际和国内将近十天的连环运输中，牛蛙的存活率达到97%。这在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下，不可不谓是一次“奇迹”。
但苏锦祥并没有同牛蛙一起返回上海，而是和张兴忠暂留水产部，按上级要求，撰写牛蛙繁育及养殖的报告。在此期间，一位新华社记者曾专程来采访“牛蛙小组”，询问古巴牛蛙的来龙去脉。不知为何，记者的采访内容迟迟未对外披露。直到半个月后，也就是6月29日，“卡斯特罗赠送古巴牛蛙给中国”的新闻稿终于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并刊登在第二日的国内各大报上。
虽未及时见报，但古巴牛蛙所受到的政治礼遇之厚，却是前所未见的。就拿有着中国政治风向标之称的《人民日报》为例，此前报纸，从未出现过任何与牛蛙有关的报道。但在1962年6月30日以后，关于牛蛙的新闻却如雨后新笋般频见报端，如：《古巴牛蛙安居上海》、《古巴牛蛙在上海生长良好》、《牛蛙在广东生儿育女》、《广州市设立牛蛙养殖试验场》……而在地方上，以上海为例，包括《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在内的各大报纸，关于“牛蛙”的报道，也是从无到有，一时间纷纷占据了各报的重要版面，成为记者们争相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此同时，牛蛙被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国礼，被各接收省份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使命，调动了本地水产养殖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进行重点繁育，并向更多的地方推广，很快就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份。1962年9月，水产部专门在京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养蛙工作经验的交流和总结会议，其会议规模、参会人数均创下中国养蛙历史上的记录。
自1962年至1964年，牛蛙从原来的新名词，渐渐地已成为当时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常见词。不少人都翘首期盼着，能够有朝一日在餐桌上，尝尝这传说中“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蛙肉。但客观地讲，当年有机会一尝其味的中国人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职于中国文化部的黎之老人，在回忆文章中不无遗憾地提到了他与牛蛙“失之交臂”的故事：1964年10月中旬，他代表文化部赴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参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周总理、陈老总常常来参加会议讨论或看望大家。有一次，吃中饭时，陈毅告诉大家：明天他请大家吃牛蛙。闻此消息，在场者皆充满期待。“第二天中饭时，我同桌的几个从未吃过牛蛙的人，一见到肉类，就猜：这大概是牛蛙。饭后，陈老总宣布，今天没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来不及准备。俱座大笑。”不难看出，当年即便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厅，哪怕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东，想要招待客人吃牛蛙，也非轻而易举之事。在北京中央尚如此，在地方、在民间更可想而知。
就这样，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牛蛙由新闻报道中的常见词而演变为另一种传奇，它不再只是“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总理的国礼”，而成为一种可望却不可及的奢想。据一位水产养殖场的职工家属回忆，当年他们养殖场是所在省唯一的繁育牛蛙基地，该单位负责人，因为讨好上级，私自拿了几只牛蛙送给领导，结果被群众检举揭发，因此受到惩处，身败名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牛蛙因其赠与者是卡斯特罗受到了非一般的政治礼遇，更因它的难以得到，愈发显得稀奇和珍贵。
舌尖美味
牛蛙在中国的安家落户，也牵动着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与挂念。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人”来形容中古之间的友谊，在牛蛙落户中国的头一年，周总理为此专门致信卡斯特罗，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同志：
您赠送的古巴牛蛙，已经顺利地运到我国，并已分别安排在上海、南京、广州养殖。目前这些牛蛙生长和繁殖情况良好，我国水产部门正在推广养殖工作，一定要使这些牛蛙在中国能够繁衍起来。
我国接运牛蛙和考察学习的人员在古巴期间，受到贵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古巴各地人民也给了他们以热烈欢迎和积极协助，使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接运和学习的任务，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古巴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完全相信，中古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凝结成的伟大友谊和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一定会日益巩固发展。祝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1962年8月24日于北京
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同样也是牵记在心。据不少中方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忆：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在中国的生长和繁衍情况极为关心，每次接见我代表团时都问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团访问古巴或拜会卡斯特罗时，也有一“保留节目”，那就是汇报古巴牛蛙在中国的近况，卡斯特罗对此总是致以由衷的感谢，并表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于牛蛙这些小事这么关心，做得这么尽心。”
但凡当时有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安排他们参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农业及旅游景点外，还有一个必去之处，便是当地的牛蛙养殖基地。据《人民日报》记载：1964年10月9日，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哈瓦那省委员会组织书记伊西多罗·马尔米埃尔卡·佩奥里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抵达广州开始了访问。考察团一行参观访问了广州市郊石井人民公社和华侨糖厂，受到公社社员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此外，“贵宾们还参观了牛蛙养殖试验场。1962年6月卡斯特罗总理赠给周恩来总理的古巴牛蛙有一半是在这里养殖，贵宾们看到这些又肥又大的古巴牛蛙，非常高兴，他们捉住肥大的古巴牛蛙请摄影记者给他们拍照留念。古巴牛蛙初到这里落户时，每只体重只有四两，现在已长到一斤半至两斤重，而且已繁殖了三万多只。”
……
可惜，天未能遂人意。在内、外因交缠的历史背景下，牛蛙的命运又慢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户中国后的第三年，一团愈来愈浓重的阴云笼罩在中古之间：中苏关系宣告破裂。北京与哈瓦那的友谊渐渐进入了20多年漫长的冰冻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四清”、“文革”等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不由己地裹挟其中，被时代的浪潮推动着踉跄前行，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水产院所、水产养殖场的科研人员们。
位于上海青浦赵巷的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养殖牛蛙的几口鱼塘和水泥池，只是牛蛙早已不见了踪影。作为1962年第一批引进古巴牛蛙养殖的地方科研机构之一，该场经过几年的饲养驯化，牛蛙产卵时间逐年提早，产卵量也不断增加。更令国内水产界为之兴奋的是，科研人员在原有牛蛙养殖技术上又推陈出新，改用养鱼专用的河塘来饲养牛蛙蝌蚪，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提高了蝌蚪的成活率。可以说，他们当年的牛蛙养殖技术，在中国已属领先。
但当进入1966年，牛蛙的成活率却已不是水产学家们所能掌控的了。随着大批科研人员投入“运动”，原本熙攘的研究室已人去屋渐空。而同时，一封封群众来信写往养殖场的上级单位，反映养殖场以高成本精养牛蛙，却又无法大量投产。为此，上级领导专门找到养殖场负责人，听取情况汇报。综合各方意见后，养殖场采取了缩减成本，扩大牛蛙产量的尝试：将牛蛙放入农田野生放养。但野外放养的牛蛙，一方面缺少饵料，另一方面当时农田往往大量浇灌农药，土质和水质均受影响，牛蛙或因饥饿，或因中毒，相继而亡。
为此，该场领导曾一度试图通过向外单位取经，来改变困难现状。但走出去方才发现，当年曾接收并推广牛蛙养殖的2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不再从事牛蛙养殖繁育，那些曾在1962年全国牛蛙技术养殖推广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的研究院所，如福州水产研究所集美分所、广东芳村养殖场等，也早已停止了试验工作。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的抉择，养殖场负责人在与革命群众充分研究讨论后，达成了共识：“牛蛙对我国国民经济意义不大。今后不准备继续饲养。现存约120只种蛙将联系处理。”最终，这些曾经带给人们光荣与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归于公园的河塘中，从此不知去向。
和上海一样，其他省份所养殖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归自然而告终。从1962年到1966年，因卡斯特罗赠送牛蛙而引发的这一波牛蛙养殖浪潮，由盛及衰，就此偃旗息鼓。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又缓缓驶入了1980年代，湖南省汉寿县传来消息，有农民在洞庭湖边的小湖里听到了“牛叫的蛙声”。循着线索，科研人员在湖泊中发现了少量牛蛙。
闻此消息，远在上海的苏锦祥教授不禁喜从中来：“湖南本没有牛蛙，唯一引进的便是我们从古巴带回的那一批，虽然‘文革’中被放流野外，但很可能生存繁衍了下来。”湖南方面传来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分析——洞庭湖边的牛蛙的确就是古巴牛蛙的后代。此后，通过当地水产科研人员的不断实验研究，牛蛙养殖技术得以攻克，从湖南汉寿当地销出的古巴牛蛙苗种很快又遍及国内近20个省市。
自1962年初兴，历经动乱年代的蛰伏，由“卡斯特罗赠送牛蛙”所引发的这一股牛蛙养殖潮流，终于在改革开放年代又被重新唤醒，得以延续、重振。在此之后，中国牛蛙养殖业虽也曾向美国引进过牛蛙，但自始至终还是以当年的古巴牛蛙作为最重要的种苗来源，并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形成了一条养殖、销售、加工、美食的完整产业链，也最终实现了老一辈外交家、水产科学家们的夙愿——“牛蛙被端上餐桌，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品尝到的“舌尖美味”。
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周晓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