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百岁老人回忆南市难民区经历 曾用雨伞接馒头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都是百多年的老房子，木质的阁楼，七八户人家合用的卫生间，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每个人都会唱，她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8岁。”

　　说起难民区的生活，百岁老太和耄耋阿婆都表示，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日本军队依然胡作非为。

　 　整条弄堂被封锁

　　余阿姣说，“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时搬到161号，我在这边住了约90年”。

　　1937年开战时，22岁的余阿姣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帮着父亲照看山东南路的商铺，“当时我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黄浦区山东南路，跟别人借了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有时我也会在店里帮忙。”

　　开战没多久，日本兵就进入到安仁街，粉碎了小巷的宁静。

　　“日本兵进来了，我家住的地方就被封锁起来了。日本人把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造。这边原来的两层楼炸掉以后重新建了三层。弄堂两边都不能走了。日本兵在路口这边造了铁门，另一处前门那边也不能走了，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前门开也不能开。”

　　一天24小时都能看到背着枪的日本兵，“整条安仁街都被锁起来了，开门的话日本兵会用枪托打。”

　　“当时我们在这边连吃的水都没有的，没有自来水，里面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靠井水过活。在难民区里面也没有菜吃，只能偷偷跑出去，到十六铺，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出去回来时铁门被关掉了，我没有地方睡，就到我叔叔那边住，叔叔住在新城隍庙(淡水路)那边，在那边住了两夜，之后通过对面有个日本人的介绍，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1937年11月9日难民区成立，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余阿姣和家人住到梧桐路天主堂，虽然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但日常生活依然饱受日本兵的骚扰。

　 　枪托打，冷水浇

　　王晓梅家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难民区成立后，王晓梅家边上的方浜路被一分为二，一侧是难民区，另一侧由日本军队占领。

　　“日本兵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岗哨，带枪守卫。当时，要是你路经此地，必须要向日本哨兵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假使你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兵，日本兵就会拿枪托捶打，往你头上浇冷水。我很害怕，因为我人小，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王晓梅回忆道。

　　在王晓梅的印象里，那时的日本兵无恶不作。

　　“日本兵来了以后，行为是很恶劣的。我记得我们这边邻居文彬(音)家里的阿公，有次因为忘记给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兵“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还好子弹没打着，他马上逃掉了。日本兵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的，怕被日本兵“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这边王医马弄就有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了。还有27弄有家山东人家，姑娘有一次走出来，就在弄堂口被日本兵强奸了。”说到激动时，王晓梅数度哽咽。

　　“当时这边的路上都是有铁丝网的，像侯家路、方浜路都有铁丝网。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当时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那边平时我们是不敢过去的，当时是十分混乱的。”王晓梅说。

　 　用雨伞接馒头

　　王晓梅未曾见过饶家驹，但清晰记得当时有个好心的神父。

　　“我听大人讲，当时有一个神父，听说这个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

　　王晓梅回忆，北王医马弄成为难民区后，因为日本兵离家太近，王晓梅根本不敢在家里住，晚上她就和姐妹带上一个垫子，到收容所去过夜。收容所在北王医马弄24号，当时是一个院子，解放后变成了托儿所。

　　难民区成立后，每天都有很多人涌进来，这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难民区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人管理，门口走进走出也没有人管的，只让你在那边睡睡觉。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那边有施粥施饭的。粥饭也是当时的好心人烧好后拿过去的。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还有菜，是青豆萝卜干。后来呢，时间久了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困难了。”王晓梅回忆。

　　最让王晓梅印象深刻的是用雨伞接馒头，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社会上捐赠给难民区的馒头等食品，不能直接送到难民手中，只能从铁门朝里边扔。

　　“在东星桥那边，从(法租界)铁门里边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当时我们姐妹还小，知道这边在扔馒头就过去捡。去捡馒头的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扔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我们姐妹多，不够吃。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又挤不过人家，只能用这个方法。”

　　而余阿姣则回忆，不仅仅是食品，难民区的饮水也十分困难。“在弄堂里的井，日本兵也来用水，我们吓得不敢跟日本兵接近，就没水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