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订欲解医患之困 专家表示医闹入刑不是治本之策

　　“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

　　所有医科学生，入学时都要宣读这流传了2000多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誓言，不仅是医者职业操守所系，更是病患身家性命所系。近日，上海连续发生三次针对医护的暴力事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也再次研究将“医闹”入刑。一个社会共识是若任由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环境持续恶化，整个社会肌体都将遭受重创。从刑法修订到医疗体制改革，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应指向一个目标:医者有尊严，生命权益才有保障。

　　期望过高易致医闹

　　“我的一位同事，在医院里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竟被患者家属强迫跪地，结果，这位同事不堪凌辱，愤然离职。”市人大代表、市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傅舒昆说，医闹对某一位医生的打杀，就是对所有医者尊严的挑衅，更是对其他病患生命权益的漠视——不同于一般公共场所，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医闹对医护人员的侵害，同时也是对其他病患被救治权的侵害。

　　医患纠纷的成因，多种多样，一个诱因是，病患可能对治疗的期望值过高。然而，受医学发展水平限制，60％－70％的疾病，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肿瘤、病毒感染等疾病，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只是控制病情，而不能彻底治疗。“如果对治疗效果抱有太高期望，一有不满就任意发泄，打杀医生，那么，面对高危病人疑难杂症，将没有医生愿意承担风险冒险救治。”傅舒昆说，医闹入刑，是国家大法对医护人员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较之一般妨碍公共秩序的惩罚，刑法对医闹的惩处应该更严厉。

　　入刑最高可判七年

　　那么正在讨论的草案会有怎样的严厉惩处？上海市律师协会医疗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给记者介绍:在草案中，针对当前社会上“医闹”事件频发等问题，拟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卢意光表示，实际上，现行刑法中已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此次将“医闹”写入刑法，并不是增加一个新罪名，而是明确“医闹”适用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再次提醒“医闹”的组织者、参与者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提醒执法机关对“医闹”不要姑息迁就，“有法可依”还须“有法必依”。

　　他认为，“医闹入刑”能够对那些严重影响医院秩序、无理取闹甚至伤害医生的“医闹”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对医务人员起到一定稳定人心的作用。

　　医患纠纷原因复杂

　　但入刑能否终结医闹？卢意光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医闹入刑’，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杜绝‘医闹’，避免伤害医生等恶性事件发生。”卢意光说，自己曾经也是一名医生，正是在目睹了隔壁科室的一起医患矛盾后，切身感受到处理医疗纠纷，一定需要有熟悉医学和法律两个专业的人员，才有可能逐步建立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为此决定投身法律事业。

　　温州杀医案、哈尔滨医院行凶案……面对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为了打击涉医犯罪，我国不断加大处罚力度。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5部委，联合向社会发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严肃追究、坚决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明确依法惩处六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坚决依法适用死刑。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卢意光认为，仅靠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医患纠纷的形成原因很复杂，尤其是恶性事件发生的背后往往包括极端贫困、患者精神因素、诊治过程中沟通不畅或诊治失误、缺乏合理合法解决纠纷渠道等各种因素，需要对原因做深入的分析。

　　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体制的问题则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比如公立医院不改变以药养医等制度性问题，就难以解决过度医疗等弊端，客观上增加了医患纠纷发生的几率、激化了医患矛盾。

　　因此，必须仔细梳理分析医患纠纷、乃至恶性涉医矛盾事件背后的原因，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让医生个体承担了医疗体制的问题和后果，对医患而言都是“双输”的结果。

　　重建互信要靠沟通

　　“刑罚，只是末端处置，保护医患权益，更应关注如何预防、缓解医患纠纷。”市人大代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健说，充分的医患沟通，重建医患互信，是减少纠纷的一种保障。

　　有人抱怨:医院手术，什么都要家属签字，该怎样做，医生最清楚，为何样样推给家属？“事实上，手术前让病人家属签字，是法定程序，也是医患沟通，既为了充分保障病人、家属对病情和治疗方法的知情权，也是对医务人员随意行为的一种限制，而绝非推卸责任和规避风险。”李健说，即使病人和家属签字后，如果医务人员存在过失，或因不规范行为致使病人受到伤害，病人或患者家属仍然有权利要求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要求赔偿。

　　人们还常抱怨，在三甲医院候诊一两个小时，医生问诊却只有几分钟；可事实却是，一上午坐诊几十位病人的医生也已是精疲力竭。更何况，这些精疲力竭的医生，还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今年多地医学院高考招生分数下降，不是好现象，“如何把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医护群体中，让医生成为体面的、有尊严的精英职业——这应是医改努力的一个关键目标；否则，即便医疗硬件再先进，患者的生命权益终将保障乏力，医患互信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