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引起热议 在于缝合了女性焦虑的各种话题

　　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火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表演精彩、制作精良，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投射出的都市景观和现代人的生存焦虑。

　　 亦舒原著一个丛林童话的故事

　　亦舒本人钟爱小说《伤逝》，而化用了其主角之名的小说《我的前半生》显然是在向作者鲁迅致敬。1923年鲁迅清醒地看到《玩偶之家》作为现代女性独立宣言暗含的重重问题，提出了“女性出走后会怎样”的质问，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娜拉出走以后也不过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继而他创作了小说《伤逝》，讲述了子君和涓生冲破传统家庭阻碍、从自由恋爱到婚姻破裂的故事。子君的悲惨命运让鲁迅极富先见性地指出：妇女要解放，需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

　　50余年后，亦舒改写了这个悲剧：在家养尊处优的太太子君，毫无准备遭丈夫涓生抛弃，婚姻的失败，让她不得不坚强，变得更美丽，有了事业，并最终遇见一个更值得爱的男人翟君。这是亦舒对“娜拉们”的悲悯，她相信她们在人生沉浮中，终能有所进，得所求。

　　但从鲁迅到亦舒，一个不变的精神内核是：万事万物皆不可靠，只有靠自己争取回来的，才是牢不可破的。不愿意做女打字员、只想做“女结婚员”的太太们，依赖别人太久，一朝被抛弃就会失去一切，唯有时刻怀有不成为他人附属物的危机感，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亦舒一直以来的信条，她相信“命运不允许女性太过逸乐满足，总设法叫她们哀痛，不是婚姻不幸，就是环境欠佳，数来数去，总有不顺心的事，从一双漂亮但轧脚的鞋子起，到同他有缘无份，一生都很少真正开怀”。

　　其实，亦舒的小说仍然是一个“丛林童话”故事。子君从安乐窝中被赶出来，被抛到社会上挣生活，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一切都是丈夫带给她的，必须咬紧牙关争取属于自己的天地。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丈夫不再是她的主人、她的神，这一仗打到最后的胜利者是她。不同于琼瑶对爱情甜腻的梦境式书写，亦舒面向的是生活在物质都市的新女性，故事的背面是丛林法则的现实主义，就像子君自己也从来都清楚，丈夫和老板没有区别，“我们在老板面前，何尝不是随他搓圆扁，丈夫要我笨，我只好笨”。而子君能够“理想地结束了自己的前半生生涯”，重新找到生活的勇气，是“简直不能相信的好运气”。

　　子君的好运是作者赋予的，亦舒为她开了隐形的“金手指”，让子君在打发时间的兴趣班中无意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成为合伙人，最终有了自己的事业。但到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这种好运的来源被置换为“霸道总裁”。贺涵是电视剧新增加的角色，人物设定是人生导师加包办疑难问题，子君在低潮中遇到的所有难题都靠贺涵语录来解决，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女性逆袭的励志文本，又变成了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老套路。

　　 电视剧版子君被男人成就的“独立”

　　“我是良家妇女，自问掷地有金石之声”，小说中子君凭借这一句话，就成为了许多读者心目中“人妻”的理想模板。当看到屏幕上马伊琍戴着造型浮夸的假发、颐指气使、大呼小叫，我多少明白了“亦舒粉”对于电视剧愤怒的来源。

　　但这愤怒丝毫不影响《我的前半生》的收视一路飙升，成为了继《欢乐颂2》后又一部刷屏的都市情感剧。

　　在电视剧的人物宣传海报上，马伊琍笃定的眼神边上写着八个大字，“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可以看出剧方想走女性自立自强的路线。“女不强大天不容”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影视作品的热门标签，但女强与玛丽苏的边界却是模糊的，甚至很多影视剧只是男性特权包裹下的伪女权，所谓的“大女主”其实都是耽于情爱、被逼为强、依靠男性来成功的玛丽苏。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这个“成就女主角”的任务是由新增角色贺涵完成的。他先是一手调教了女友唐晶，让她变成咨询行业中的“贺涵第二”，与唐晶分手之后又在子君的感情和职场的蜕变中充当了教父式的角色，每句台词都在教做人。这种皮格马利翁的“养成式”设定，将子君原本应有的自立自强涂上了“被驯化”的底色。

　　许多原著党的愤怒也在于此。但在他们的粉丝滤镜下没能看到的是，即便是在亦舒的原作中，子君也是个始终“脱不掉金丝雀本色”的小女人，她想要的只是一点安全感。在前夫、挚友和现任间辗转，涓生走掉后还有唐晶，唐晶走掉后遇到翟君，“背后总得有座靠山”。必须有寄托，有人欣赏，她才能不寂寞。

　　 主妇逆袭一种想象的解决途径

　　编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上种种改动都是故事本土化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是切入城市生活的不同路径。亦舒属于香港，她笔下的女郎永远穿着开司米、真丝衬衫、卡其裤的“三件套”，精致的细节、武装到香水气味的装扮法则，搭建起的是物化的世界。而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编剧秦雯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通过分享一个上海版本的故事，将“家庭剧”的观众缝合到故事当中。

　　况且，对于剧方来说，原著粉本就不是他们的目标受众群体。如果说原作是一个关于如何找回勇气重新开始生活的故事，亦舒想告诉我们的是，不论境遇如何，尽量姿态优雅。而讲述失婚的中年妇女如何重新立足于社会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是一个关于“重启困境”的故事，更是一个“哀乐中年”的故事。

　　主妇的逆袭是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骨架，信奉“家庭就是全部”的全职太太突遭婚变，单亲妈妈如何重头开始奋斗？剧本的改编将原本的都市女性涂改成绝望的中年主妇，剧方想要抓住的是观众的痛点———中年危机的焦虑。

　　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生存压力巨大，犯错的成本极高，每个人唯恐行差踏错。尤其对于被认为“可以不努力”、“大不了就嫁人”的女性来说，如果一直把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一旦生活发生震荡便很难翻身。如同波伏娃所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他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通常为时过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另一方面，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主妇的家庭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却变成“应该做的”。城市职业女性更是处在家庭与职业的拉扯中，不仅有繁忙的社会工作还有繁重的家庭劳动。

　　以上种种或许正是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火爆背后的心理动因。好的作品不一定非要截取现实的最大公约数，但大众流行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心理的投射。在这一点上，《我的前半生》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抚慰的是众多“居于室”的女性观众们。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