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冯先生的“不言之教” --第30个教师节之际的怀念
哲学界有两位“冯先生”，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冯友兰，一位是他的学生、华东师大的冯契。在上海，至少在华东师大，提到“冯先生”，多半就是指冯契先生。作为冯契先生的学生，我曾经有幸和我的一位师兄一起，在冯先生的带领下拜访过他的冯先生。一次与北京来的一位同仁相聚，我向他描述我们在三松堂客厅入座后见到冯友兰先生的情形，“美髯飘逸的先生手持拐杖走下楼梯”，他听了马上打断我，说他的冯先生家里，根本就没有二楼…。
窘迫之余我很纳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忆错误，大概是我对太老师只有这一次接触机会的缘故吧。基于亲身经历的记忆过于单薄，读过和听说的素材就不知不觉地充填进来了。相比之下，我对另一位冯先生，对我自己的老师冯契先生，就不至于在那么重要的细节上出那么明显的差错了。因为，冯契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同事甚至邻居。
我于1989年8月从国外访学回来时，学校租给我家一个12平方的房间作为奖励，住址离冯契先生家不远。于是，经常会有些事情，或找些借口，我就去住在师大一村一幢老式教授公寓的三楼的先生家了。那时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真是幸运；尽管我不像一位师兄那样，到先生家可以门都不敲就踏足而入，但我不知从何时开始，去先生家也常常是不速之客。有时我还会带着正在上幼儿园的双胞胎孩子一起去，让她们用甜言蜜语从爷爷奶奶那里换来糖果茶点。在写下这几句话时，抬头望见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合影照片中，老少三人正开心地朝我笑着呢。
说实话，刚见到冯契先生时，没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我是七七级本科生，1978年春天进华东师大时，冯先生是我就读的政教系的教授。冯教授不给本科生开课。最近几年高校都在强调教授要上本科生讲台；其实我们读书那会儿，教授也很少上讲台。现在的许多教授们，那时正在读本科；但愿他们对本科教学的理解，不要受那时印象的误导了：他们读书的时候，系里的教授不仅数量甚少，而且一般都年资甚高，建设学位点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就已经把教授们忙得不亦乐乎或苦不堪言了。我受冯先生教导较多的时候，是在我以冯契先生为导师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当中，那时候，年近古稀的先生的主要施教方式，也不是系统开课，而是在系里举办讲座、在家里进行答疑，尤其是最后的学位论文指导。
冯契先生在家中翻阅藏书
我与冯契先生的更多接触，是在1984年年底毕业留校以后。那时的先生基本上每个学期都在为博士生主持讨论班，相继研读我的另一位太老师金岳霖先生的三本书，即《知识论》、《论道》和《罗素哲学》。系里教师凡有兴趣都可以参加，我因此也成了讨论班的虽然编外但很积极的常客。我在讨论班上提交了一篇讨论真理有没有程度问题的论文，冯先生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其中的观点，但仍然同意我带着这篇论文，跟随他一起去参加1985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金岳霖学术讨论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本文一开始所说的跟着冯先生去拜望冯先生的情景，也就发生在参加那次会议期间。
冯先生在那次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在我看来，这是冯契先生最早系统阐发其观点的一篇文章。冯先生的工作成果目前已成为国内外诸多博士论文、学术著作、国际会议和辞书条目的主题，在他身边见证这项工作的最有成效阶段，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先生的这个被称为“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的哲学体系，雏形在他出版于1957年的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中已有表达。毛泽东在1960年写给其秘书的一封信中，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了这本书。当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她有幸得到的那本书，恰好是毛泽东自己用过的，她发现毛泽东在书页上加了多处批注，眉批和旁批，在很多地方划了圈圈，予以肯定。毛泽东推荐冯契著作的这封信，早在1983年就公开发表了，对此冯契先生一定是知晓的，但我从未听到他提起过此事。最高领袖对自己工作的重视，并没有妨碍先生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深刻而系统的哲学分析；他关于理性与意志、存在与本质甚至人性与天道等抽象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与这种分析密切相关。先生在文革中曾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并彻底失去了手稿笔记，但个人的这种苦难遭遇，也并没有妨碍先生多次说起，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时，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时，自己有多么兴奋、多么豁然开朗。
冯契先生在写作中
这种既实事求是又思想解放的严谨学风，也表现在先生对待自己学术工作的态度之上。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曾经历从讲课记录稿到油印讨论稿直至最后正式出版的许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反复打磨推敲。从1985年出齐的3卷《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开始，这些著作都应先生要求按国际学术惯例加上了“人名索引”、“名词索引”和“著作索引”。在其生前出版的每本书的“后记”中，先生总是细述并感谢整理讲稿、核对引文、注释资料、制作索引和通读书稿等各个环节相关人员的贡献。他的一位学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先生所用的一段译文提出异议。谈话之后这位学生就出国了，但半年后回国他读到先生新出文集中的一篇论文，大为感动，因为先生在这篇论文的注释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这位学生自己已经淡忘了的那个异议，并明确表示：“我同意他的见解”。
作为老师和前辈，冯先生对后学的提携，对我们今天建设一个团结而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与经常把稿费留在教研室作为集体活动经费，或者自己掏钱资助年轻人专心著译这样的事情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在指导和评阅学位论文、主持论文答辩、撰写学术著作序言，评价和推荐学术新人新著等等时的那种态度。这些事情他只要答应下来，一定是一丝不苟，下笔之前不仅认真阅读相关论著，而且调阅相关资料。先生生前撰写的最后一份推荐材料，是一位青年学者经过我向他提出请求的。我曾经问先生是否先为他写个初稿，他表示不必，由自己来写。那个时候，先生的家人和同事、学生，都根本没有想到，这居然会成为先生亲自撰写的最后一份学术文字…
冯契先生著作
写到这里，想起冯先生家的书桌上有一尊雕像，那是孔子的雕像，但从那飘逸的服饰和神态来看，又有点像庄子。从早年《智慧》一文中酣畅淋漓地论证“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开始，到文革以后多次强调“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冯契毕生都不掩饰他对庄子的喜爱。但冯先生不仅是爱智者，而且是行仁者；他的更为人所知的名言，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先生一再肯定荀子的“孔子仁知且不蔽”的评价，并把仁智统一、知行合一，看做是儒学对回答“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最重要贡献。在冯契看来，尤其可贵的是儒学大师们那些体现仁智统一、知行合一的教学实践。先生赞扬孔子的“学不厌而教不倦也”的精神，肯定其“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的态度，欣赏“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的儒门境界。这些论述，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些往事，是作为一名师者的冯契，对他的弟子们，尤其是对像他一样立志追随孔子为人师表的弟子们，留下的最重要教诲。
冯友兰先生在讨论哲学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关系时，曾经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以此作为达到哲理境界的相继步骤。冯契觉得达到“哲理境界”可以有不同途径，但认为“要求化理论为德性，在理论与实践统一中自证其德性之智，则是共同的”。可以说，冯先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袭了他老师的观点：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德性的过程中，行“有言之教”是不可缺少的，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呈现在学生面前的人格和品质，他或她实施“有言之教”的方法和态度，同时也在默默地传递着重要信息，或者说在默默地发挥着更重要作用——说到底，教师的最重要职责，是通过他的人格和行动，通过他的方法和德性，给学生以示范、启发和激励。这种“不言之教”固然是离不开“有言之教”的，但相比之下，只有“不言之教”，才可能具有画龙点睛、水到渠成的教化作用。
作者｜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