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公交车司机实际工作环境 揭开"各种违法"的原因
来自本市公交行业对465名55岁以上司机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86.95%的人患有各种疾病。2013年7月4日上午，开往提篮桥方向的13路公交车行驶至长宁路、江苏路附近时，司机突然发病。危急时刻，司机将车停稳。之后，瘫倒在驾驶座上。/晨报记者肖允
李国鑫一直在关心44路公交车撞击高架立柱事故的后续进展。
他与公交车有着密切的交集，这来自于他的两个身份——“沪漂”和纪录片导演。
身为“80后”的他，在过去四年的“沪漂”生活中，每天上下班都搭乘公交车，时间一长，他就萌生了拍一部反映上海公交车司机日常工作片的念头。去年9月，他这部名为《行驶在路上》的40分钟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颇受好评。
“之所以决定制作公交车司机的纪录片，不仅源于我的个人经历，也因为成片完成前的去年7月，大桥三线在杨浦大桥上发生的事故，我的朋友当时正坐在车里，受了伤，”李国鑫感慨，“因此，我希望把镜头对准司机，告诉观众，他们工作的故事和艰辛。”
尽管近年来偶发伤亡事故，但公交车仍是上海最安全和最实惠的交通出行方式之一。李国鑫说，只有公众和主管部门更深入地了解公交车司机的实际工作环境，或许才能在机制上进一步避免重大公交事故的发生。
“这个行业真的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苦，”一位长期在巴士一汽工作的资深调度员对晨报记者说。
晨报记者调查发现，公交车的运营细节，正是回答如何进一步提高公交车行驶安全的关键。
为啥上午10点常超速？
5月28日10时许，记者在漕河泾附近搭乘一辆224路公交车，该条路线从漕河泾经曹杨地区再至甘泉新村，沿途有一长段道路是沿内环高架下的中山西路行驶。
早高峰已过，中山西路由南至北方向的交通情况良好，此时，车辆的速度明显有所提高，沿途甚至还在私家车车阵中，来回穿插超越。当记者把这段亲身经历告诉上述巴士一汽的资深公交人士时，对方的答案出乎意料：“上午十点左右的公交车超速，原因往往是司机希望能准点赶回终点站，定定心心地吃完午饭。”
她进一步解释说，公交车司机每日的工作量（圈数），是由路线长度和八小时工作时间确定的，在制度上，车队本应保障司机至少20分钟的午餐时间。然而目前的交通现状下，早高峰公交车脱班的情况十分普遍，因此一旦遇上早高峰拥堵，且无法在后来几圈的行驶中把时间弥补回来的话，司机在中午可能吃不上一口热饭。
由此，十点左右，成为司机追回时间的“黄金窗口”。此时早高峰已经过去，路面情况好转，客观条件有利于司机开快车。
李国鑫多年跟踪观察公交车司机，他说，很多时候司机超速，甚至起因于一个在其他行业工作者看来，根本不算问题的问题：尿急。
“行驶过程中，司机无论再急，也不会停车熄火对乘客说要去解决个人问题。”李国鑫说，“他们的办法只能是减少喝水量和频次。”
但这个解决办法，牺牲的是司机的身体健康。在李国鑫的片子中，五十多岁的942路公交车司机杨韧，就面对镜头说出了这个窘境。
杨师傅面对镜头，边说边用手做握拳状，“这就是我们的苦恼。”
时间一长，前列腺就会出现问题。杨师傅在最近的公司体检中，就查出了这个毛病。李国鑫坦言，前列腺炎已成为公交车司机最容易患上的疾病之一。
“不少线路的单圈计划时间，都在一小时以上。”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机透露，“早晚高峰拥堵，把单圈时间耽搁半小时，是家常便饭。而司机的工作量不会随之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开完一圈，连在车队休息室抽一根烟的时间也没有，往往来了就走。”
有时，早高峰拥堵不严重时，司机也可能会碰上其他意外情况，使得午饭时间大幅减少，甚至根本没时间进餐。在李国鑫的片子里，杨师傅有一次就遇到车辆冷却液异常蒸发的问题，在结束上午的工作后，他只能牺牲午餐时间，与技师赶时间维修车辆。
“不能准点吃午饭、吃饭时间太短、甚至吃不上午饭，在车队里是普遍发生的问题。”采访中，不少司机表示。
公交车违法到底多不多？
上述资深公交系统人士说，其实按照交通法规和公司规定，对于司机行驶违章，有一套相当严厉的处罚措施。例如闯红灯的司机，一旦被查获，除了自己缴纳罚款、接受驾照记分，在车队内部也会有考评和业务竞赛等机制，在司机的收入上体现处罚。因此近年来，闯红灯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在上海公交车行业，呈现减少的趋势。
晨报记者无法获取近年来上海公交车行业的总体违章数量变化情况。但从各公交车公司发布的数据看，违章数量因为内部管理机制的改善、车辆技术设备的升级、执法部门的多次突击检查，有了相当比例的下降。例如，拥有7个运营分公司、970多辆公交车、2000多名驾驶员的巴士集团宝山公司，在2014年4月发布数据称，驾驶员违章率为0.07%，与同期相比下降了0.12个百分点，“大大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但在普通市民看来，公交车违章尚有大幅改进的空间。在某知名汽车网站论坛上，一位上海市民于今年初发帖，将自己开车时由行车记录仪拍到的公交车违章视频剪辑出来，视频中就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占用非机动车道、加塞乃至闯红灯等数种违法行为。
李国鑫说，即便在制度上已有约束公交车司机行驶行为的办法，但要意识到，司机也是活生生的人。在机制上如能有效疏导司机的情绪，为司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是进一步减少公交车违章的促进因素。
“他们几十年来按部就班地开车，或许有一天他们遇到了急事，或者身体不舒服，想早点回家……他们在当天工作量中的最后一圈行驶时闯了红灯，虽然毫无疑问是违法，但可能也是无心之失。”李国鑫认为。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办公室副主任陈朝晖向新闻晨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至5月，总队查获本市公交车违法数量719件，今年同期550件，违法数量同比下降23.5%。陈朝晖称，总队每月、每季度和每年都会发布本市公交行业企业违法率排序，对于排名前十的公交车企业，会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将发现的违法情况，针对性地向企业提供改进意见，并责成企业上交整改报告。
从数据看，执法部门的监督机制确有成效，但公交车也有无可奈何的苦衷。例如新闻晨报记者调查发现，公交车在终点站未能在指定区域停放，也肇因于前序车辆脱班、停放区域过小等导致的连环影响。车子到站时发现可供停放的区域已经停满，司机不得已停放在路边，引起违法。
“几乎没有司机主动违法，绝大多数司机的违法行为都是因为客观条件无法满足造成的，对此我们也很无奈，希望相关硬件能有所改善，为杜绝违法行为提供条件。”上述资深公交人士说。
大叔们退了谁顶上？
李国鑫在拍摄纪录片时就已经发现，他很难在车队找到一位年轻司机，“走进车队，整体感觉就是中老年大叔多”。而招工难问题，在上述资深公交人士看来，已出现多年。
“新进来的司机，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可能还不到4000元，工作量大，下班又晚，还要肩负这么重的安全责任，年轻人就不肯干这一行。”她说，“我们还遇到过招进来的年轻司机，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的情况。”
李国鑫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80后”甚至“90后”对工作越来越挑。收入固然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但工作是不是合自己的兴趣等其他因素，也使得年轻人不再愿意开公交车。
“老实讲，一个月4000元工资，在上海基本可以不太困难地找到别的工作，去做销售员说不定还比开公交车要好，毕竟不用对公交车上几十条性命负责。”李国鑫说。
在纪录片里，李国鑫费了不少时间，找到了一位年轻司机小段，他也是一名“80后”。用李国鑫的话来说，小段“颜值不高”，但性格比较开朗，也甘于在收入不太高的公交车司机这个岗位上持续做下去，求的只是一份稳定。
“但像小段这样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上海公交车行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李国鑫说。
事实上，年龄层的断档，又多少会影响另一个政策——即从三年前开始推行的公交车司机55岁以上，因身体不适，可自愿退休。
2012年，上海市政协委员黄文上交提案，认为在当时上海连续有多名公交车司机在行驶中突患疾病甚至猝死，可能影响公交车安全的情况下，对于年长的司机应有进一步有效的关怀措施。
而当时的市交港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对黄文回应，称将出台针对55岁以上司机的“强制关怀”措施，其中就包括公交车司机55岁以上，身体条件不适宜继续承担驾驶工作，在本人自愿前提下，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黄文接受新闻晨报采访时说，现在确实发现了新情况，就是公交车司机的平均年龄偏大，而新鲜血液输入又比较少。
如此一来，老司机提前退休，就受到了新人无法及时补充的掣肘。公交系统曾普遍希望，年届55岁的司机，无论身体情况如何，都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政策，毕竟这个行业过于辛苦，在退休政策上应有更宽松的安排。但该政策受到年轻司机招工难的牵制，执行时标准尚存在可探讨的空间。
黄文曾在当年的提案中，列举了一组来自本市公交行业对465名55岁以上司机的抽样调查数据，其中有86.95%的人患有各种疾病，对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除了年龄因素，上海现在路面条件复杂，拥堵加剧，也让司机承受的心理压力加大了。”黄文说，“开‘赌气车’、‘霸气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对公交车安全造成影响。”
李国鑫说，直到他做了公交车司机的纪录片，才真正开始关注这个群体面临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才能理解为什么司机会有这样那样被普通乘客吐槽的违法行为。
他在片子里剪入了来自“80后”司机小段的原话，“扳方向盘老吃力额”。
“扳”这个动词，长久以来是上海公交车司机的约定用法，过去上海公交车的技术并不先进，方向盘没有转向助力，司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转动。但对于新人小段来说，上海近几年大力引进新型公交车，非但配备了电子转向助力系统，甚至还有自动档，司机能轻松转动方向盘。
然而“扳方向盘”这个说法，被新一代的司机继承了下来。李国鑫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动词所承载的，远远不是“方向盘转动得轻不轻松”这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