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出国潮”
23.07.2015 11:26
本文来源: 看看新闻网
这是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门口，上海的青年人排起了长队，他们正在申请办理赴美利坚合众国的签证。
那个年代，上海掀起了出国潮，潮流中人所有的经历就像是在编写一部历史剧。“嫁出去”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公派”留学生和其他方式出国的人很少，“嫁出去”成为了出国的主流。
能成功嫁给老外的人，一般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开句玩笑，她们的目的，与当年的“农转非”大同小异。
这些洋人的中国媳妇不光嫁老美，只要是老外她们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和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
而这样的婚姻以上海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80年代后期，公派出国取代了涉外婚姻，政府行为取代了自由市场。公派出国的主要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公派出国的“八大件”在那个年代，能够被公派出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公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学习期间不仅可以领取固定的生活补助，回国时还能够购买免税商品。
所谓的＂八大件＂，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音箱，四喇叭收录机，手表等等。都是全进口的，你是买不到的，光就是这个免税额的额度，在那些年里，还可以 赚个几千块钱。
当时买＂八大件＂，是在国外订货、付款；回国后，在上海友谊商店专门柜台取货。谨慎一些的人会悄悄地将“八大件”直接地运回家中；个别张扬性格的人，则会将“八大件”先运到单位里，然后一件一件地往家里搬。“外语热”1981年12月11日，我国首次举办了托福考试，托福考试是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就读高等院校而必须通过的一种英语水平测试。
在1980年代，托福是许多上海青年人整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汇。要知道，最早的托福在大陆还没办法考，必须要到香港参加考试。那些熟悉的英语教材大家都为了学外语，都为了准备考托福，为了出去。
当时，中央台有“FOLLOW ME”（跟我学），出版界有《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等等。
其中，《跟我学》是八十年代初，我国第一部原版引进的，由BBC制作的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它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的方式，颠覆了中国人以往的“语法英语”和“哑巴英语”，一开播便红遍全国。那个年代的上海，就好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连学外语用的收音机、录音机都成了紧俏商品。
当年有多少青年人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外语节目、有多少上海青年人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FOLLOW ME（跟我学），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在人民公园还有外语角，当时也很有名的，每到周末是人山人海。“前进业余进修学校”照片中的这位老人叫蔡光天，因为开办了一所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校，他成为1980年代上海的社会名人。
这是在那个年代拍摄的这所学校的历史画面，很多青年人下了班就来到这里补习英语。在那些年里，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累计达八十多万人。
那时还没有什么“新东方”，所有到前进业余进修学校补习外语的学生，都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出国留学。
除了英文教材，年轻人还热衷于搞很多原版带，唱歌的带子，不要歌词，硬是把它听出来，这样就锻炼了听力。
如今读GRE和托福都熟悉的“红宝书”，在那个年头还没有，大家都是背字典的，背好一张撕一张，背好一张撕一张——当时，就是这样来准备托福和GRE的。
回顾三十年间，英语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还成为了人们开阔眼界、融入世界的工具，留学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人把出国的目标投向了日本。领馆门口排起通宵长队，附近的居民乘机推出了出租躺椅的业务。
其中有不少人去日本就读的是语言学校，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算不上出国留学，因为这只是为以后考入日本大学搭的一块跳板，也有人出国是为了打工挣钱。
有人形容说：“当时在上海弥漫着这样一种空气，认为只要去了日本，就能赚到钱。”
《上海人在东京》1993年，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去了日本，拍摄了上海青年在日本求学和打工的真实情况，有些情况是国内的家人完全想不到的。
中国人在日本打工一种是做送货上门，一种是做服务员，还有是在俱乐部做陪酒女。囊中羞涩，举目无亲，只身一人闯荡天下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努力想办法养活自己的同时，出国留学的青年人刻苦攻读，认真钻研，学有所成，业有专攻。那么，当时的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年选择去日本呢？来听听当年的两位“洋插队”怎么说：潘寅林（上海交响乐团首席）：
很大一部分人是觉得外面收入好，这个是肯定的，在81年的情况下，我出去的时候工资是54元，但是54元在日本，我去录个音，就一两个小时就是50几元了，有时候一天两三个工作，就一天，赚外快就两三个月工资，这对比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到日本去的道理。王颀（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
拿到第一个月打工的工资，我假如没记错的话，大概13万日元左右，当初13万日元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国内一年半到两年的工资，日币的汇率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当初是200多还是300多，当初国内我只拿五十几元。
1980年，日本人均年收入是9069美元，美国人年平均收入为12272美元，而1981年，中国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76元人民币。
这些选择到异乡闯荡的留学生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国内，他们是天之骄子，但出国后，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要面对生活中的许多难题，睡眠不足都成了生活的常态。
1980年，上海市民中，安装家庭电话的还很少；于是，儿女们通常会把电话打到弄堂口的公用传呼电话那里，而看管公用电话的老阿姨们，就忙着穿街走巷地传递信息。
之后，上海安装私人电话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增量，其中有很多上海人家，就是因为要接听儿女们打来的越洋电话。
现在想起来还是蛮苦涩的，那时长途电话费还很贵，在海外的子女就会和家里事先说好：
晚上，星期几，几点钟，响三下就挂断了，说明蛮好，报个平安；如果一直响下去，是你要接的。
启动于1970年代后期，兴盛于1980年代的出国热，汇集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波澜壮阔的一次出国潮。时光飞逝，在后来的岁月里，这股潮流还在涌动，还在推进。时光飞逝，如今出国潮成了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历史已经证明，未来还将继续证明它的作用和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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