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记录出自邓小平之手(图)
（《长江日报》特别报道）
邓小平所做的“八七会议”记录手稿
《邓小平传(1904-1974)》中叙述了邓小平与武汉的渊源：正是通过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时年23岁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影响。现本报刊发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辗转到武汉任中央秘书
主要任务是管文件
1927年7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两个多月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叛变的教训。但是，会议没有能够在当时十分危急的状况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陈独秀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五大以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秘书，先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后八大秘书并未任命满，已任命的其他几个人都未到任。这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邓小平对陈独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岁在老家广安上中学时，他就知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法国，他读了不少陈独秀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也是邓小平思想上的领路人之一。邓小平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而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后来他在谈到对陈独秀印象时说，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相当简单，有时显得相当武断。他还说到：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是搞家长制的。”“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
这些，应该说是邓小平的亲身感受。
适应地下工作需要
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李维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在法国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见过面。这时的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因此中央机关的工作并不很多。
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俄租界内参加八七会议
困了在地板上打个盹
几天之后，8月7日，为了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作为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和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德林公寓内。这里离开会地点很近，来往方便。
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原是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邓小平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
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会上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上的发言都是集中批评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有的发言也批评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及组织问题上犯有错误。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强调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一席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赞同武装斗争主张
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记录，都出自他之手。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与会的很多人一样，从心底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后来，他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八七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性转变。8月9日，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勇敢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致力于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使革命开始出现新的转机。9月上中旬，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即率领起义部队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十月，中共中央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一同到达上海。
1980年邓小平重回武汉忆八七会议
代表后门进
天热睡地铺
五十多年后，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说：“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邓小平还特别说道：“首先要讲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此时，邓小平已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中寥寥健在者之一。他对五十多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回忆，连细节都如此真切，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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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邓小平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回忆邓小平工作情况
“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我参加中央的几次会议，都是有人带我去的。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平常来往都是交通送信，我和邓小平平常来往，主要是开会。”
——曾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回忆
“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央秘书长。他们来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不注意，跟群众一样”。
——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邓小平经常化装参加各种活动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
——李维汉后来回忆关于邓小平在留守期间的工作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二十四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在两间屋子一起开。”“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用明矾水洗出来，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
——当年在中央机关做交通工作的朱端绶曾对邓小平女儿邓榕回忆
“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两人是不可分的，处理工作是互相配合。我感觉邓小平说话不多，处理问题很果断，对同志的态度很诚恳。”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回忆邓小平武汉工作期间与周恩来的关系
8人历时8年撰写完成 完整呈现“平凡而伟大”
《邓小平传》副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主任刘金田
本报讯（见习记者潘茜）昨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邓小平传（1904-1974）》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记者连线采访《邓小平传》副主编刘金田，他介绍传记分两卷，100余万字，全面记叙了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刘金田特别指出传记中叙述了邓小平与武汉的渊源：正是通过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时年23岁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影响。
刘金田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邓小平传》撰写工作历经8年完成，参与撰写的人员共8人，主编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
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此前，曾出版《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等。
刘金田透露，撰写工作于2006年确定，预备献礼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如何客观、平实地记叙伟人生平是刘金田认为面临的主要挑战。此前市面上多有有关邓小平的书籍，但难免有以讹传讹、以偏概全等缺陷。史料确凿、语言平实、完整呈现邓小平“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成为撰写工作的指南。因此，撰写人员收集了中共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研究了邓小平的历史讲话、发言，还走访了俄罗斯和法国当地的档案馆，寻访邓小平当年的遗踪。
刘金田举例说，为研究邓小平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涯，撰写人员曾走访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发现了当年警察局跟踪邓小平的记录。在邓小平曾劳动过的法国工厂遗址，还发现了他的工卡。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档案馆，撰写人员查阅了1926年邓小平在俄罗斯中山大学留学期间的登记表、自传，以及每周的党小组活动登记表。
对于选择1974年作为《邓小平传》的时间节点，刘金田解释，这是因为在1974年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整顿。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75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这种时间划分和《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划分也是一致的。”刘金田说。
刘金田还透露，邓小平1975年到1997年的传记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摘自2014年8月19日《长江日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