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的变迁对全球治理的政策影响”研讨会在校举办
9月22日，由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全球秩序的变迁对全球治理的政策影响”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全球治理之父”、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分校荣誉教授奥兰·杨作“人类世全球治理的复杂性”的专题讲座，并围绕“全球新自由主义销蚀下的经济议程变化”、“全球气候环境挑战以及新的治理策略”、“新安全观与安全热点问题的治理方略”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等参加本次研讨会，就以上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兰.扬教授作《人类世全球治理的复杂性》的主题演讲。奥兰﹒扬教授从社会发展、环境变迁和地球边界理论三个方面，说明当下国际环境处于多变复杂的时代，全球治理与秩序的建立困难重重。他认为在当今时代，国家间不能固守原有的世界框架，比如说过度依赖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问题，而应该以更为宽阔的视野，尝试找到新的治理工具在国际治理中灵活运用，克服既有的局限性。奥兰﹒扬教授对转变制度监管的治理模式提出多个建议，例如要巧妙运用原则作为辅助治理的手段，充分发挥网络的传媒性，重视非国际主体的作用，设定实质的发展目标并且贯彻，通过这些方法能够确定优先事项，节约成本，实现更有效的治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发表《全球新自由主义销蚀下的经济议程变化——经济格局重组》演讲。陈东晓院长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长期存在的、不可逆转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加大国际治理的难度，但仍需寻求国际合作。关于如何维持开放、包容、平衡、绿色的全球化经济，他认为应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沟通磋商机制，实现共赢。此外，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模式应当转变，引领全球治理的力量趋于分化，要发挥主导力量的规范与角色运作，将实践融入多元化国际治理中，以应对不同的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宋晓燕回顾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新格局的重塑进程，认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体现在一系列协定与条约中，涉及国际金融、投资、贸易各个方面。宋院长指出，从BWS到G20，从GATT到TPP和TISA，都是新秩序的体现。她认为法律是必要的但并非是唯一手段，不足以反映世界多样化的要求。新的多边条约一方面标准会越来越高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需要达成多方妥协，因此依靠法律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应当综合考虑其他有效的治理工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海冰对中国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引领角色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难以成为引领者，而是承担更多的责任。张所长以“一带一路”的三个宗旨原则为出发点，以合作国家包容共赢的褒扬，对比西方国家对中国霸权侵略性的扩张策略的误解，阐释中国要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带领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此，张海冰所长提出多国集体性领导可能比一个国家领导效果更好，领导主体广泛，更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对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资深研究员叶江以《人类世时代的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的新观念》为题发表演讲，对人类世、全球治理以及新观念进行了定义与解释，对比了以人类世为背景下的新旧全球治理观念以及人类世时代全球治理的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
世界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谈了特朗普反全球化对于环境的影响。胡涛认为对气候变化直接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推翻清洁电力计划，但全球贸易对环境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减少与美国等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对中国可能产生重大的环境影响。他列举了中国减少钢铁出口将对煤炭燃烧进而对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正面效应；从美国购买更多牲畜产品将有助于中国水质改善；将大豆进口国从巴西变为美国对保护亚马逊流域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好处等等。胡涛认为，特朗普反全球化政策，比如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也许对于改善一些环保问题还是件好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薄燕教授谈了在全球气候治理下不可持续与可持续的中、美、欧盟的三边关系。薄燕教授回顾了三方关系在《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签订再到德班气候大会召开进程中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她认为三方关系的不可持续包括：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欧盟在气候变化科学理解方面的重大差异；巴黎协定总体合作水平的下降；美国从“巴黎协议”撤出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赤字；包括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未来不确定性给三方关系带来的影响等。三方关系的可持续性表现在：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也是三边关系的重要议题；美国继续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保留了三方互动；三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的势头，在煤炭市场上，中国保持着与美国、欧盟的合作；三方之间的三边关系并不封闭，并对其他国家保持开放。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叶青对新形势下的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几点看法。他认为当前各种安全挑战不断涌现，国际秩序失范失衡，传统的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卷土重来，这虽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但同样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一是随着西方的相对衰落，人们对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质疑在上升；二是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多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合作是大势所趋；三是尽管热点冲突不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引领安全治理理念的新方向，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刘鸣对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刘所长认为，当前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通过四方会谈机制，虽然国际社会对朝鲜频繁施加禁令，采用孤立政策，但朝鲜仍然存在生存空间。金正恩采用的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看来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与金日成时代有很大不同。刘所长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没有找到制约朝鲜的有效办法，当前的朝核危机不会持续多久，未来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应当是在其国内，而不是通过外部孤立政策、军事威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邵育群就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谈了自己看法。她认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的立场牵动全球神经，不能低估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关于中美关系，目前重要的是两国能否尽快从奥巴马时代平稳过渡到特朗普时代，找到新的合作领域。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领方面，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将不会退出亚太地区，而中国在说服各方接受新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方面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两国都有需求进行深入合作。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潘光就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了看法。他认为中东安全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近些年新出现的，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安全问题，因而亟待形成稳定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潘光副会长认为，安全管理机制应当采用软硬结合的处理手段，既有军事武力警示，也应该有更多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中国在新的安全概念下，可以与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合作，应当在中亚、中东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研讨会由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杨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兰.扬教授共同主持。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杨剑院长对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进行了精辟点评，与嘉宾一起与参会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答疑解惑，研讨会在自由、活跃的学术交流中圆满落幕。
（供稿人：王楠、肖巧丽、罗萱；供图人：彭璞 编审：王雅静 收稿日期：2017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