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福里的上海人家 一家门的故事在一张照片里
原标题：全家福里的上海人家
插图/顾汀汀
进照相馆拍全家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想想看，全体家庭成员盛装打扮，齐聚照相馆，在摄影师的引导下，互相紧挨着面露微笑，期待留下最温馨的瞬间。这样的场面可不经常有。
所以，过去上海人拍全家福，要么是春节阖家团聚的时候，要么是有亲人即将远行的时候……总之，每一张照片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收集了四个普通上海家庭的全家福。它们分别拍摄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拍摄缘由，个人、家庭和时代的变迁都浓缩在了这一张张照片里。
这些全家福照片分别拍摄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拍摄缘由，个人、家庭和时代的变迁都浓缩在了其中。
妈妈带我们去拍照，寄给马来西亚的亲戚
受访者：张崇信，男，73岁
图片说明：1953年，冯瑞珍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1953年，冯瑞珍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照片是准备寄给亡夫的亲戚的。尽管才43岁，她的人生中却已经历了足够多的起起落落。
她原本出生在无锡农村。14岁时，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得以前往苏州念书，随后又来到上海的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她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西人隔离医院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张化民。
张化民从小在马来西亚沙巴长大，年轻时为了逃婚回到国内，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海军医学堂，之后赴英国留学。学成之后，他再次回国，来到冯瑞珍所在的那家医院担任医生。
1940年，只身在上海闯荡的两个人结婚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是归国华侨，一个是农村妇女。如果不是在那个中国剧烈转变的时期，如果不是在上海，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能不会有交集。”儿子张崇信说。
结婚时，张化民带着和前妻所生的四个女儿，而冯瑞珍带着姐姐、姐夫去世后留下的三个孩子。随着他们俩的三个孩子先后出生，家中人丁兴旺。好在身为医生，张化民有着颇为体面的收入，一家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7年底，张化民患上肝硬化病倒了。一年半以后，撒手人寰。那段时间，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冯瑞珍身上。“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家里几乎吃光当光卖光。你想想看，一个女人没有收入，还要照顾十个未成年的小囡，这个压力有多大？”张崇信说。
解放后，冯瑞珍重新回到医院工作，依靠当护士的收入苦苦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过了好几年才慢慢缓过气来。恰好此时，丈夫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和她联系上了。趁着外地念大学的大女儿、二女儿回来过寒假的机会，冯瑞珍带着张家的七个儿女拍了这张全家福。
照片上，她的目光里透着坚毅。“妈妈当时有很强的成就感。”张崇信说，“她拍这张照片是要给爸爸那边的亲戚有个交待：你看，我把孩子们照顾得好好的，把这个家撑起来了。”
照片拍得光鲜，但也有没被拍到的细节。“其实你不晓得，我穿的皮鞋太旧了，都被我踢得发毛了。”张崇信说，他就是照片上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男孩。
对于冯瑞珍一家来说，这张照片弥足珍贵。“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几乎再没有全部团聚过。”张崇信说，“因为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妈妈仍然把九个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了。”
四世同堂，全家福要抓紧拍
受访者：俞颖杰，男，35岁
图片说明：俞家的四世同堂全家福
图片说明：上世纪60年代初，俞家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图片说明：1970年，儿女初长成，全家福上少了参军去的小儿子。
图片说明：1982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儿女们成家立业，还添了第三代。
俞颖杰知道，从父亲孩提时代开始，俞家就一直有拍全家福的传统。
他自己出现在了1982年的那张全家福上，被“阿娘”（奶奶）抱在手里。“听大伯伯讲，当时阿拉爷（我爸爸）从东北当兵回来了，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嬢嬢（姑姑）也回来了。全家团圆，大家结婚有了第三代，所以一道拍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大家穿着那个年代最正式的服装——中山装。俞颖杰说：“阿拉大伯伯、爸爸跟嬢嬢正好分别是‘工农兵’，非常有时代特点。”
在俞颖杰的印象里，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伯伯和嬢嬢都会带着各自的小家庭到阿娘家里聚会，大家庭的气氛很浓郁。“阿娘住在泰兴路、新闸路的福康里。阿拉住在医学院路，爸妈一人一部脚踏车，带我过去。”他说。
一大家人吃好午饭，小孩统统睡午觉，大人们便偷闲去逛附近的南京路。“阿拉小孩有淘伴了，睏醒了就把玩具放在门口白相扮家家，或者在弄堂里窜来窜去，敲人家门。”俞颖杰说，“我记得弄堂里老闹猛的。阿拉上头住的是画家汤兆基，隔壁人家姓沈，是茅盾的亲眷。”
童年记忆尚未忘却，转眼间，俞家的第三代已长大成人，爷爷、阿娘抱重孙了。最近，全家老老小小一齐出动，回到老宅附近，做了一件事：再拍一张全家福。俞颖杰说：“阿拉现在是四世同堂，拍照也要抓紧辰光了。”
兄弟姐妹走四方，探亲回家拍张照
受访者：顾伟中，女，69岁
图片说明：1970年，顾伟中（后排右二）一家拍摄的全家福。
“看到胸前戴的像章，侬就晓得这是啥年代拍的了。”前不久，顾伟中找出了一张1970年秋天拍的全家福。从照片上人的穿着打扮，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时代印记。
当时她还是知青，在崇明农场工作。她回忆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回来探亲，为了纪念阖家团圆而拍的。
去崇明农场，是她主动要求的。因为1968年，她和弟弟同时面临着毕业分配问题。“阿拉两个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按照政策，肯定要一工一农。”她是这样考虑的，“我是阿姐，总归让弟弟留在上海。”
她思忖自己走得早，还算比较明智。“侬假使捱着不去，后头就要到黑龙江、云南去了。到崇明毕竟是进农场，不管哪能有18块工钿（工资），自己的生活可以负担了。”
在顾伟中的印象里，80年代以后，全家人就很少特意进照相馆拍照了。也难怪，全家福意味着阖家团圆。每当有亲人远行，或是回来团聚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想到拍摄这样一种有仪式感的照片。
她手边还有几张家庭照片，也是六七十年代在照相馆拍摄的。其中有一张是和大家庭里的表兄妹，专为“复刻”儿时照片而拍的。
“阿拉表兄妹从小一道长大，住在爷爷造的石库门房子里厢。小辰光，爸爸领阿拉最大的七个小孩，在人民公园拍过一张照片。”她说。
照片上的表兄妹们和顾伟中一样奔走四方。“有个表妹跟我一道去崇明农场。一个表弟支援小三线建设，去了安徽。还有一个表弟68届初中毕业，到云南插队落户去了。”1969年春节，趁大家回沪探亲的机会，在照相馆里又“复刻”了一张童年照。
周阿姨的心愿
受访者：周美丽，女，66岁
图片说明：1994年拍摄的全家福，周美丽为中间一排右五。
66岁的周美丽有个心愿，那就是把全家人聚到一起，再拍一张全家福。
她一直珍藏着22年前拍的那张全家福。“正月十二拍的。”她记得拍照的日子，“临时想起来，上半日（上午）决定，下半日（下午）就拍好了。”
那年母亲84岁了，正月十五是她的生日。“阿拉兄弟姊妹七个人，我最小，上头有四个阿哥，两个阿姐。我8岁辰光爸爸就过世了。姆妈跟大阿哥、大阿姐把阿拉带大，老不容易的。”周美丽说。
春节是难得家庭团聚的日子。过去，上海人哪家没有一两个子女在外地呢？“当时，小阿哥已经从黑龙江回来了。我插队落户去安徽，留在那边工作，春节是回来探亲的。二阿哥在四川搞地质勘探工作，那年他女儿娟娟刚刚养好小囡，带了老公、小孩到上海来。”
正月十二那天，周美丽在姆妈家，跟大侄女聊起来：娟娟难得来一趟，过好年就要走了。姆妈八十几岁了，将来碰头机会老少的。她马上过生日了，不如大家拍照留个纪念吧？
“阿拉两个一拍即合，快点去喊这个喊那个，老激动的。”周美丽回忆说，“有的是打公用电话喊的，有的是特意跑过去喊的。半天辰光基本上都来了，就是噶快。因为阿拉兄弟姊妹关系比较好，又正好是过年辰光，一喊就喊到了。”
那张全家福拍完没多久，在安徽待了26年的周美丽终于回到了上海。“其实我在那边工作蛮好的。但是柏万青不是一直讲吗？她已经做到副县长了，也要回上海。就是这种情况。”
母亲87岁的时候去世了。这些年里，周美丽时常会把那张全家福拿出来看看。照片上，祖孙三代二十九口人济济一堂。“每趟看到这张照片，我会想起来老多事情。”她说，“我有多种情结在里厢，跟姆妈的情结，跟阿哥、阿姐的情结，跟下一代的情结……我在安徽，姆妈过来跟我生活了交关（很多）辰光，几个阿哥也经常来看我，帮了我交关忙。所以我蛮看重这个家庭的，一直想再拍一张全家福。”
只是如今，要把大家全部召集起来，并不容易。“姆妈在的辰光，她是主心骨，阿拉等于只有一家人家。现在姆妈不在了，阿拉自己的小孩全部成家立业了，拍这张全家福，等于是要把许多家人家喊过来。”小阿哥道出了家庭结构的变化。
阿哥们给小阿妹周美丽支招：索性让小辈出面张罗。“我儿子在下一代当中总算还有点号召力。他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侬是不是阿拉周家门的子孙？这么一讲，大家都去了。”三阿哥说。
这一次拍全家福，大阿哥坐在了中间的位置。“阿拉爷过世的辰光，姆妈没有工作，都是靠大阿哥一边读书，一边养阿拉。”周美丽说，“大阿哥今年85岁了，身体不大好。问过他几次，他坚持说要拍。那天是几个人把他抬到照相馆的。他相当于阿拉的家长。”
相隔22年，两张全家福记录了一个大家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