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直接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把2015年定为“国际土壤年”，旨在唤起全世界对土壤保护的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土壤污染防治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快速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用一个个案例、一组组数据，说明了我国土壤污染严重程度不亚于大气和水体污染。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副省长郝远呼吁，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刻不容缓。2014年4月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6.1%。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所长姚一萍提供了另一组数据：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0，区域性污染明显。
　　全国总体情况如此，地方具体情况如何？江苏省人大代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提供的数据表明，情况依然严重。江苏农田土壤重金属轻度污染比例达21.02%，中等污染比例占1.71%，1.02%为严重污染区域，主要污染物为镉、砷、汞、铅、铬等。苏南地区人口密集，工业发达城市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较重，中等以上污染比例超过5%。特别是冶炼、化工、蓄电池等企业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表层、中层及深层土壤均受到不同程度重金属污染。
　　郝远介绍说，甘肃省白银市是一个伴随矿产资源开发而建设的工业城市，1995年以前，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等企业年排放含重金属酸性废水1900多万吨，这些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废水，通过38公里长的东大沟直排黄河，重金属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3~25倍。
　　发展是硬道理，但绝不能因发展而牺牲环境。“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铿锵话语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共鸣：土壤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污染源头在哪里？
　　谈及污染，人们往往认为是工业发展的结果。但代表委员们的发言表明，我国土壤污染已呈现出较强的多源性特点。
　　工业污染作为传统的污染源，一直是我国土壤污染的“主谋”，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
　　据郝远介绍，为治理东大沟沿线污染，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白银市近年来先后筹措资金16亿元，实施了13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依法关闭了6个小硫酸企业，基本完成了对重金属污染源头的治理，东大沟水质有了明显改善；先后采取了化学淋洗加土壤改良、固化稳定化和植物修复、凹凸棒吸附分离技术等方法，对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进行修复治理，为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提供了技术支撑。
　　谈到工业污染治理之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说，工矿业场地污染深度一般达6米~10米，最深可达20多米，污染物种类一般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作为一种新的污染源，农业污染同样引起了代表委员高度关注。
　　姚一萍说，我国农药的施用总量达130多万吨，单位面积用量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多；施用的含氮化肥每公顷250公斤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
　　“过量和不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姚一萍说，“我国作物种植营养格的使用大约在2000万吨以上，这些固体废弃物以塑料为主，回收率低，成为农田新的污染源。”
　　全国政协委员周宜开的发言，则站在了粮食安全的高度。他说，耕地受农药、化肥污染的面积不断扩大，导致土壤存在多种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农业产量和农产品质量。
　　浙江省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掀开了污染多源性的一角。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说：“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省市老城区内大批工业企业‘腾笼换鸟’，腾出了不少优质后备土地。但由于长期过度利用，且未很好保护，相当部分土地和地下水已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等严重污染，成为不适宜进行密集商住和民用开发的土地。”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张波介绍说，目前养殖业中饲料含有多种添加剂，有重金属元素，绝大部分通过畜禽粪便排出，再进入土壤中，最终影响食品安全。“实验显示，长期使用规模以上养殖场猪粪的土壤中生长的蔬菜，铜、锌、砷等重金属元素含量超标。”
　　 我们该怎么办？
　　“土壤是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天津市委会主委欧成中说，“土壤质量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农产品安全、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国土资源环境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站在国家高度，对土壤污染防治问题，代表委员各抒己见，分别从法律、政策、行政措施、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欧成中说，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治理的法律，现行一些有关防治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分散且不系统，可操作性不强，效力明显滞后，不能满足我国目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客观需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已刻不容缓。有关部门应抓紧调查研究，尽快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欧成中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九江市副市长卢天锡的建议则更为具体：在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等。
　　可喜的是，代表委员的建议已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得到了回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浩3月9日参加甘肃省代表团审议时说：“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按立法规划要求，在本届内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作为土壤保护专家和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认为，土壤污染最大的问题是家底不清，同时多部门管理造成职责交叉、界限不清，建议尽快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相关部门制定更为合理的评价标准，科学施治，治理好“土壤病”。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建议，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到土壤修复中来。针对退役污染工业场地的修复，要加快制定污染土壤性质界定技术规范，指导土壤修复工程的实施，填补管理部门的监管和政策空白。
　　全国人大代表、鸿达兴业集团董事长周奕丰则将自己对土壤污染的关注落实在了实际行动中。2013年7月以来，周奕丰自投1000多万元，组建专家团队行程2000多公里，实地调研韶关、清远、茂名等地土壤污染问题，在形成治理方案和建议的同时，已开发出酸性土壤调理剂，并用于被污染土壤的治理。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土壤污染防治从现在做起，净土可留子孙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