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怀念我的丈夫李钟英

编者按：2015年3月2日，上海外国语大学老领导，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李钟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值此李钟英老前辈逝世2周年之际，特别发布老前辈的夫人王其祥缅怀丈夫的文章。希冀李钟英老前辈埋头苦干、攻坚克难、高调做事与内敛谦虚、不事张扬、低调做人的精神和作风激励我辈后人见贤思齐、奋发有为。

李钟英，曾用名李质夫，1925年4月生于河南汲县。1949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机关团支部组织委员，华东革大附属上海俄文学校干事、政治辅导室副主任，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宣传科副科长，校马列教研室、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哲学教研组、马列教研组副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哲学教科书编写组副组长。1961年4月后，任外交部研究室科长，部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政务参赞。1980年9月后，任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人、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副部级干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1988年11月离休。

钟英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为人做事仍深深地留在我心中。我们共同生活了64年，从相知相识到相互了解。我知道他为人正直善良，平易近人，不媚上，不欺下；他勤学习，善思考，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在历任岗位上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作为他的妻子，我认为在钟英众多优良品质中最突出的是：一生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最最难能可贵的。

一、埋头苦干，攻坚克难，高调做事。

新中国建立前夕，钟英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动力专业。建国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上海俄专教育股副股长。继之负责辅导室的领导工作，开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随着高校开设四门政治理论课，他被任命为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并任马列主义哲学教研组组长。这一连串的工作和他所学的动力专业毫不搭界。特别是哲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理论。我为他捏一把汗，悄悄问他：“行吗？你可没有碰过哲学呀！”他沉思着说：“难呀！一点底子都没有。”但接着又说：“既然组织选择了我，再难也得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校领导选派他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哲学一年，给他打了底子。他自己大量看书学习，逛书店成了他的癖好。看到有关哲学的书，只要口袋里有钱都买回来看，连庄子、老子、黑格尔、康德的书籍也买了不少。我奇怪地问他：“你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读这些中西古典哲学书，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干什么用呢？”他说：“马列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搞清它的源头，它的发展过程，才能讲清楚它的正确性。要给学生讲透一杯水的道理，我必须准备三大桶水才够用。”由此，他刻苦读书，写学习心得体会，做资料卡片，常忙到半夜。经常是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灯下忙活。冬天，他裹着厚厚的棉大衣，怀里抱着汤婆子，搓着手，跺着脚看书。夏天，他就光着膀子，脚边点蚊香，手中挥蒲扇，满头大汗写讲稿。对此，我既感动，又不免心疼。

苦干终于出了成果。他开讲哲学课了，《解放日报》选登过他学哲学的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给他出版了哲学著作《局部与全局》。

1961年，他奉调到外交部，又面临了一个全新的任务。钟英还是一以贯之的刻苦学习，从文件中学，从实践中学，从领导指示中学，从零开始，由外行逐渐成了内行。文革前，外交部一位机要室秘书曾对我说：“你家老李的脑子真好，业务也熟悉。他常来机要室看材料，起草文件。总是随口说出所要材料的日期、内容，如：× 月× 日，××领导关于××问题的讲话，驻××使馆关于××问题的请示等。说的清清楚楚，连个嗑巴都不打的。这样，我们找材料也容易得多。他拿到材料后，边看边起草文件，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这样熟悉业务的人可不多呀！”回家后，我和钟英谈起这件事。他平静地说：“这不算什么，干工作就得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熟悉一行。如果总理开会时询问一些问题，你一问三不知，多耽误事！总理会不发火吗？你自己觉得好意思吗？”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已逐渐熟悉了外交业务，进入了角色。

文革后，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组建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并任负责人和组长。同时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港澳回归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时，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参与回归事务。当他年满60岁准备退休时却被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及政策研究工作。人大换届后又改任外事顾问。一直到1998年，他73岁时，才办了离休手续，回家颐养天年。

钟英的刻苦学习精神并不因为工作退休而退休。他为了丰富退休生活，学习用数码相机摄影及相片的后期处理（即photoshop相片，简称PS）。Photoshop有繁多指令，复杂的操作技术，常令中青年人也望而却步。人云“三十不学艺”，而当时钟英已70多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他硬是学会了电脑，掌握了photoshop的操作，并处理了几千张他自己拍的照片。这种刻苦好学精神，令人佩服。 

二、内敛谦虚 不事张扬 低调做人

钟英在工作上虽有成就，但他一贯谦虚，一生低调。虽在同时的同事中，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但总会给人一个谦虚儒雅的老大哥形象。

钟英经历过不少外交重大事件，如中美建交、中日建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在这些事件中，他参加讨论、会谈、起草文件、出席仪式等全过程。他多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国家和党的高层领导讨论重大外交事务的会议。他始终低调对待这一切，对外守口如瓶，不露一字口风。即使我们夫妇间也不以此作为谈话资料，更不用说对子女和孙辈了。我们家属成员中有的直至他去世后，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才知道他的工作经历。

钟英不仅在工作上低调，即使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也是力主低调，拒绝张扬。

他在对待自己的身后事，也是抱着低调态度。1998年，在一次心脏手术前，他担心出意外，写了一个条子，夹在他的记事本中，叮嘱家属：万一手术出了问题，一是不要埋怨医生，死生由命；二是简办丧事；三是叮嘱子女要照顾好母亲。2006年，他的心脏病比较严重了，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他与我商量合立一遗嘱，向子女交代后事。我同意，由他出思想，我起草。关于如何办丧事问题，他以1998年定下的简办后事原则具体化为：（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家庭灵堂；（二）谢绝赙仪及赠送花圈等祭悼物品；（三）遗体火化，不留骨灰，骨灰由火葬场随意处理。

钟英还口头交代我向单位领导说明：自己一生对祖国、对人民贡献很少，不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干部骨灰墙上占一席之地。

他于2015年3月2日病逝。我和子女遵照他的遗嘱办理了丧事。现在他已化作一缕青烟直上苍穹，一捧白灰撒向大地，回归自然。

在如今重名利、争权势的浮躁社会风气中，钟英能一贯保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很难能可贵的。我要求子女们要以此为家风，世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