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号课题”解决社区“急难愁”

　　 (新民晚报) 去年年底，市委“一号课题”成果发布。紧接着，与之配套的1+6文件出台，让上海广大社区工作者精神为之一振：“社区工作的春天来了！”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如何借助基层改革的春风，让社区“重塑”？也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静安区已经有了‘一号方案’。”昨天，市人大代表、静安区委书记孙建平打开手机中的一份邮件，原来是“静委发（2015）1号”文件，全称是静安区《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方案》。在另外的《2015年静安区社会治理一览表》中，包括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深化网格化、激发基层工作活力、增强社区共治能力、增强依法治理能力等十个大类、91项工作，分别确定了牵头部门、责任部门和完成的时间节点。市委1+6文件精神的具体落实，已经紧锣密鼓地在进行中。

　　街道不再招商引资，好处“看得见摸得着”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很大篇幅讲了加强基层建设，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的职能、经费由区级财力进行保障，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市人大代表徐红深有感触地说，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从2006年开始在两个街道试点，到2007年已做到所有街道全覆盖。这样直接的好处有许多，比如把原来用于招商引资的人、财、物拿出来回归到公共管理上，把很多资源用到居民的就医点、助餐点等等。此外，有了财力保障，可以使基层真正以需求为导向，为老百姓提供更精准、优质的服务。

　　“原来街道搞招商引资的时候，街道之间、各区之间社区投入上贫富有差异，比如说我所在的南码头路街道招商资源非常少，现在因为有新区财力的支撑，不用为钱发愁，保障了居民享受社会资源的均衡化。”徐红说，比如，南码头路街道在全市率先将一个日托所升级为“家门口”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市场三方的资源和优势，服务轻度中度失能失智老人，照料中心如今天天“满员”，很受老人和其家人欢迎，已经开始向浦东新区全区推广。徐红还欣喜地看到，由于资金有保证，现在许多老房子的楼道里开始贴面砖了，许多老小区的绿化、管道的改造也动工了，这是街道取消招商引资后，“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但是，徐红也表示，街道取消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不是决定性的方面，并不意味着管理服务水平马上就能提高。比如说群租、违章建筑、乱设摊等顽症，这是各个地方面临的共性问题。要根治这些顽症，就要改变街道责任无限、资源有限的弊端，需要有关部门统筹协调，尤其是把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权真正落到实处，帮助基层提高协调指挥能力，让基层管理“叫得应、管得住”。

　　提高社区工作者收入，让年轻人有奔头

　　做好社会治理，关键在人才。不少代表认为，“一号课题”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化体系建设，可以更多地吸引年轻人、扭转基层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目前居委干部收入低是一个普遍问题。而同样的岗位，不同身份的社区工作者，收入也是不同的。那么，社区工作者有多少种用工形式？列席会议的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滨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郁金秀告诉记者，她们那里就有五类，分别为：事业编制（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非编军嫂、社区工作者（居委干部）、聘用人员（年龄较大的），以及条线工作人员（如就业援助员、助残员、综治队员、外口协管员等）。这些人员中，事业编制人员收入最高，非编军嫂其次，聘用人员最低，只有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而就业援助员、助残员等人员的工资因为是市区职能部门拨款，还比聘用人员高一些。

　　郁金秀说，由于待遇低，留不住年轻人。她们那儿曾来过不少大学毕业生，都是通过区里统一招聘考试来到社区工作，有的还毕业于复旦、交大、同济、上外等名校，来的时候满腔热情，但是往往干上两年后就跳槽走了，有考公务员的，有去银行、外企的，还有的去了社会组织。社区是个小社会，有两三千户居民，年轻人在这里跟各种人打交道，得到很大的锻炼，在这里干过两年，到了外面单位都是一把好手。然而，优秀人才就这样从居民区流失了，“小巷总理”出现了断层。

　　“一号课题”配套文件的出台，以及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这让郁金秀看到了希望。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工作者薪资水平方面，有的区提出，要让专职社区工作者年收入达到8—10万，有的区提出，社工根据不同职级和职称，年收入可达到5—12万，都比原先高出了一大截。徐红也表示：“希望通以‘一号课题’为契机，重点理顺基层的人员结构，使现在以身份来定薪酬，逐渐过渡到以岗位定薪酬，让基层所有的人才都发挥最大积极性，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聚焦社会治理创新,归根结底要以人为本

　　市人大代表朱洪明认为，市委“一号课题”聚焦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基层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以人为本，尤其是要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问题。

　　比如，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居委会的办公用房、居民的活动用房、老年活动室等共建配套设施，由于缺乏刚性的规划要求，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往往“弹性”空间很大，很多时候只能取决于开发商的“良心”等腾地方。许多小区只在会所的边角、或者占用居民用房等划出一块区域。很多居民区召开代表大会等，只能趁双休日借用学校的教室。更有甚者，只好把垃圾房“重装”成居民活动室，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因此，建议市里应该对这方面情况全面调查摸底，弄清问题的真实状况，在新一轮居民区规划中，把这块“短板”补上。

　　再比如，小区的停车问题，在许多居民区，已经成为“难于上青天”的事。现在小汽车已经走入普通家庭，许多家庭还拥有两辆、甚至三辆汽车。但是即使在新建楼盘中，按照1:1的配比建设的停车位仍算是比例偏高的，这样很容易造成“老账不清、新账又欠”的状况。因为停车发生的矛盾、甚至恶性冲突层出不穷，发展下去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这都需要在城市规划中有前瞻性地提早准备，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时下，城郊结合部的大型居住区入住居民越来越多，一些“大居”未来导入人口甚至可能以10万计。大镇、大居的公共服务资源和管理力量配置，仍延续传统街镇的配比，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市人大代表、宝山区委书记汪泓说，要把街镇的工作重心转到为群众服务上来。今年将建立健全“区—党代表—街镇—村居”四级联系解决问题机制，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面强化基层基础保障，拨给社区党委党建专项经费不少于20万元，拨给直属居民区党（总）支部党建专项经费不少于1万元。此外，要把执法力量、综合管理力量下沉，要让老百姓感觉到事情有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