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研究方兴未艾，中、美、意等国“多头飞”的刘少伟在不同研究体系中摸索 《文汇报》：寻找中外食品安全研究“对接点”（附照片）

来源: news.ecust.edu.cn

刘少伟作科普讲座。 （资料照片）

■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国内需要的食品安全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热点不在一个节奏上。欧美最关心的是集约化生产趋势下如何防控食源性疾病，说得通俗些就是大人群食物中毒。而在我国，社会的焦点还是添加剂的是是非非、农药残留等，很多都是企业良心与道德的问题，不是食品技术研发范畴。

一批牛奶出了质量问题，竟是加工流水线的管道流速出了偏差；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可以预测食品安全的风险点……这些有趣的食品研究子课题，是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刘少伟教授的“业务范畴”。

民以食为天，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刘少伟努力在不同食品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寻找适合中国的研究点。这个“海龟”学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轨迹——在中国、美国、意大利等地“多头飞”，这不仅为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更为了寻找个人发展的平衡点。

食品安全研究的热土在中国

记者采访时，刘少伟刚风尘仆仆地从贵州回沪，作为上海食药监局的食品科普专家，他是科普讲台的常客。与老百姓面对面，大家的“常识”常把他吓一跳。

“大家一听食品添加剂，就认为是坏东西，认为是政府没管好，连食品企业也这么想，误区太多！”刘少伟感慨，苏丹红、三聚氰胺丑闻过去近10年，人们却依然认为这是食品添加剂的错，其实它们都是工业制剂，属无良企业违法添加。

食品添加剂被“污名化”的现实，仅是我国食品安全研究的尴尬缩影之一，用刘少伟的话说，“我们讨论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根本不是食品问题，而是诚信与商业道德的问题。”这个国内食品行业的现状，是刘少伟回国后才发现的。

2001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的刘少伟，揣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生物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跑去读博士。4年后，又申请到堪萨斯州州立大学谷物科学系的博士后。毕业后顺利加盟内布拉斯加食品生产研究中心，出任总工程师。

求学、工作，留美博士大多延续这样的学术轨迹。直到2008年，在美学习工作7年后，刘少伟给这样的生活轨迹按下暂停键：辞职，全职加入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全世界都认为食品安全研究的热土在中国，我们在发展期，有很多事可做。中国也认为有必要对接世界，标准也好，生产方式也好。”刘少伟说，同时期回来的“海龟”并不少，个个兴致勃勃，准备作为一番。

对接世界，“海龟”两条腿走路

但刘少伟很快发现，国内需要的食品安全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热点不在一个节奏上。“欧美最关心的是集约化生产趋势下如何防控食源性疾病，说得通俗些，就是大人群食物中毒。而在我国，社会的焦点还是添加剂的是是非非、农药残留等等，很多都是企业良心与道德的问题，不是食品技术研发范畴。”面对两套“话语体系”，刘少伟起初也有困惑，以食品添加剂为例，国内讨论的是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而国外已经在做新型食品添加剂研发了。

我国的食品安全研究方兴未艾，刘少伟这样的科研人员不得不“两条腿”走路：一边科普“扫盲”，因为科研的氛围需要大环境对食品安全的认识整体提高；另一边，他需要追逐食品安全的前沿，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食品安全研究已经起步，对接世界的需求日益迫切。

因为始终没切断与美国导师的联系，这个通道让刘少伟得以持续邀请“洋”教授来沪讲学，送学生去国外接受3-6个月的短科研。实验室的科研思维碰撞，是他这样的“海龟”看重的。

他自己也保持“多头飞”的固定科研轨迹——学术研究主体在上海，每年参加美国、意大利等地的食品科技学术年会，访问“大牛”实验室，了解最新动态，提升国内科研进程。最近，他和同行在华理成立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食品药品监管方向的法律硕士，寻找食品、药学背景的本科生。这个学科旨在填补我国食品药品法律专业人才的空缺。

“食品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法律标准的制定，这个学科在欧美相对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在刘少伟看来，对接世界还不单纯是“搬运工”，这个过程提示我们——意大利、荷兰、法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各不相同，没必要言必称“外国好”，要根植中国的现状，做中国需要的食品安全研究。

“逆向文化震惊”或催生更多“海鸟”

谈及“海鸟”状态，刘少伟认为“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的学者今后会越来越多，这除了与国外的“天花板”效应、国内的发展期吸引力有关外，“海鸟”增加也与“海龟”的探路心态有关。

“‘海龟’回国也有适应期，有适应得不好又跑到国外的。”刘少伟坦言。

从小在中国长大，接受了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去国外待了几年回来就不适应了？刘少伟说：“这真不是矫情。”留学圈将这种现象归纳为“逆向文化震惊”，意思是留学人才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尽管他们在国外会这样那样地“抵触”异域文化，但潜移默化之中他们会认同他国的一些规则、理念，导致回国后需要“再中国化”。刘少伟认为，“随着中国高校里拥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学者越来越多，会对很多用人体制机制上的细节问题予以关注，人才流动会更为频繁，我们可以期待更精彩、多元的科研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