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设计替代“养儿防老”

　　70周岁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吴幼英参加“两会”，只准备了一份提案，主题是养老护理员的培养，“我母亲102岁过世，生前被儿女们当老宝贝护着，一天都没离开过人。可是，今后的老人们没有这么多孩子，不大可能这样了。养老要借助机构、社区甚至全社会的力量。”

　　 90%的居家养老和7%的社区养老边界日渐模糊

　　到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5.5%，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更使养老成为家庭、社会的一道难题。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说，上海市独生子女家庭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60.2%;全市约有610万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比例43%。自2013年开始，步入老龄阶段的人口80%以上是独生子女父母;2018年以后，每年将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

　　“二孩”新政在中国高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出台，它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尚需长久的等待。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必须承接住由万千家庭向外溢出的养老需求。丁常云提出，必须通过建立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来破解这一难题。上海的老龄人口比例接近全国数据的两倍(28.8%)，建立社会养老体系的步伐也更为紧迫。自“十一五”开始，上海就照着“9073”格局引导和规划居家、社区、机构三个层面的养老资源配置。占据90%比重的居家养老，并不是说全由子女和家庭自行照料，而是由政府、社会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提供支持，比如针对老人提供老年津贴、志愿服务、居室改造，针对家属提供喘息服务、“护老者”培训等。

　　不过，目前90%的居家养老和7%的社区养老边界日渐模糊，广大老年家庭需要社区多方位的支持，落地在社区的养老资源通常也会尽力向家庭辐射。比如上海进行医养结合布局时，把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位成支撑平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要服务辖区的签约老人，中心还要帮辖区养老机构对接医疗服务，不论是中心本身还是其他医疗机构的资源。

　　 做好家庭、政府、社会的养老权责和资源配置

　　在代表、委员的建议中，可以看到居家、社区相融的趋势。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提出建立“居家医生+病床+护理站”的老年护理模式，坐实家庭医生制度，尽可能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建立家庭病床，同时由社会办护理站为老人提供居家医疗护理。很难把吉永华所说的老年护理归于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在他的描述中，家庭、社会多股力量可以有序衔接和周转，共同参与养老。

　　“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养老问题提出了很多着眼于综合设计的建议。就吉永华所提的护理模式来说，家庭医生、家庭病床、社会办护理站作为单项服务都已自成规模，但站在养老服务整体设计的角度，需要对这些资源的衔接、调度作更好的制度化安排。推广到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只有在对家庭、政府、社会的养老权责和资源配置作好科学安排以后，“养儿防老”的替代性制度才算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