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今天，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好时代——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 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样一个时代，对于学术、对于学人，都是幸事。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上海的学人们从来都不会辜负时代，他们在这里探索、发现，一代接一代筑起上海学术的新高度。
今天，是上海学术高度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两年一届的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礼隆重举行。过去两年，上海的学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学术之林里收获了丰硕成果，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由此“更上层楼”。
上海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非常重视，1986 年首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1995年又率先在全国开展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今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整整30 年。人有“三十而立”，30 年对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一盛事，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忆往昔，成就榜单里，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一批学术大家的名字赫然在列，《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金文大字典》《中华文化通志》《上海通史》《西方美学通史》《宅兹中国》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不胜枚举。成绩在前，上海学人却从未停止耕耘，他们一直在发掘、在创新。30 年来，优秀成果榜单因浸染上海学人的汗水与智慧而愈加丰厚。
每个时代有对应的理论、实践，正如文艺复兴时，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识；霍布斯、卢梭、汉密尔顿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和观点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今天，上海学人的研究成果正代表了他们对一个时代的倾听与回应。这一份代表上海学人实力的榜单上，上海的思维能力与精神品格都凝聚其中。
着眼现实 聚焦问题 创新理论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其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还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者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而立足当下，述学立论，一直都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最终要落在创新驱动的实现和创新型经济的培育上。创新型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理念，对经济理论创新的需求十分迫切。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系系主任周亚虹等经济学者已然关注到这一现实问题：“新型产业作为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创新驱动来源，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也顺应了社会对绿色友好环境的需求。而现有文献关于政府扶持的研究主要以传统行业为主，缺乏新型产业角度的政府扶持机制探索。”他领衔的《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的发展——以新能源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是诸多上海学人正在或者已经开始做的事，也是学人们实现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目的的必要途径。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动力源自哪里，由谁来创新。在上海大学副教授马君看来，推进激励变革、凝聚新动力，是现阶段企业共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新常态与企业激励模式变革：从绩效导向到价值自觉》一书中，从古典企业激励实践和“福特困惑”，到人本主义兴起与日本激励模式幻灭，再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躁动和焦虑，马君都做了一番梳理，以此揭示百余年激励实践彷徨和激励错位的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在神经经济学和演化心理学双重视域下，探索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的“牵手机制”，引导员工从强制性价值认同转向生成性价值认同。
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向高端攀升，已成为当前外贸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主任程大中通过跨国投入—产出分析，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个角度综合评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演变趋势，认为中国已经通过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两个渠道非常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为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在有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进行经济伙伴与行业结构布局提供了决策参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政策和相关治理决策的科学制定离不开生态(环境) 物品的价值评估。目前，生态资产价值评估是生态经济学的前沿领域，而意愿价值评估法（CVM）是该领域迄今能获知与环境物品有关全部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其研究成果已影响着西方环境公共政策和治理决策的制订。在中国，CVM 是否也能发挥作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翼飞以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四大长三角城市内河水环境生态修复为应用载体，研究居民对城市内河生态恢复的支付意愿及其特性。基于3年、4 地、10 余次、5000 余份调查问卷的研究结果揭示，河流生态恢复的支付意愿在研究的城市间呈现区域间的稳定性，可在一定精度范围内进行支付意愿的“效益转移”。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已指明方向：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与上海学人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不谋而合。上海学人吸收学术养分从来不设门槛，过去和现在，西学与传统，都是他们发现规律、淬炼理论、著说立言的园地。
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文化自信根基在此，诸多上海学界的优秀学人为继承和弘扬其中精华孜孜不倦。2014 年6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面世。这部7 册繁体竖版的著作，是我国首部完整的马王堆帛书的释文和注释本，被誉为40 年来帛书研究整理的“集大成者”，上海学人在破译这座“地下图书馆”的过程中，担纲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对马王堆简帛的释读， 可以校正今本的错误，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我国古代哲人们的思想。”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成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传统文化要继承，就应该把新的正确的说法告诉公众，这是研究马王堆帛书最大的现实意义。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得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任务。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一书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张伟然本着文化地理学理念，探讨了中古时期一些地理概念的形成和流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是一项断代的感觉文化区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是一个来自美国文化地理学界的概念，指的是基于地理感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区。关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学界一直缺乏具体讨论。张伟然此前曾以湖北为空间范围，作过一项长时段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里，张伟然搜集散见于各种载籍的当时地域感知资料，整合出一个区域等级系统，并讨论这一区域系统的感知特点与判读指标，为理解本土地域观念提供了钥匙，也对其他时代的同类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今后的人文研究应注重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 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是张伟然的研究体会。这样的想法也见于许多学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郁振华试图在赖尔和王阳明的哲学之间建构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通过两者的相互诠释，阐发一个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自赖尔以来， 围绕着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和能力之知（knowing how）的关系，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展开了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之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与这一争论有高度的相关性。”郁振华认为，通过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学者可以积极介入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通过理论前瞻，为未来发展清扫障碍，当然列在上海学人的课题清单里。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经济的阶层分化和住宅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在居住的空间重组中显现为更主要的决定力量，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伴随着许多不利因素在城市空间集聚，形成了许多类似于西方的居住隔离、空间剥夺、社区重构等社会问题，城市社会空间演变与治理问题日益重要。”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杨上广等学者以上海为实证研究案例，聚焦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模式、机制、效应等问题，并在“和谐社会”等新型治国理念背景下，探析“空间秩序与空间正义”平衡的治理策略。
坚持中国特色 讲好中国故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影响力日益增强，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中国的故事如何被国际听懂、听进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用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形成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在这方面，上海学人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故事”传播得更广、更深，本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增设了媒体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和通俗理论读物奖。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的著作《大国方略——走向世界之路》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必须‘谋全局’、‘谋万世’，高屋建瓴，解决‘对自身认知，对世界大局把握，对发展道路选择，对自身与世界关系如何相处的设计’，明确‘中国成为大国后，如何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国、他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利益、规则和道义的关系’ 等关乎未来的战略大构想，以规划自己，承诺世界。”顾骏在书中通过大量史料、典故和实例，把中国故事讲好，把中国道理说清楚，努力促成中国和世界的彼此了解、 相通相融。他眼中的“大国方略”正是“坦坦荡荡走世界，堂堂正正说中国”。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是学会用构成我们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去研究 和解释别人，在深入理解、消化外部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洽的解释内外的知识体系。 正如上海大学教授肖瑛在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感悟到的：“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变动逻辑，不能简单地抛弃或套用西方经验和理论，而必须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传承或断裂中，从近几十年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建构和确定问题意识、概念、视角及分析框架。”他尝试从“国家与社会”的常规框架中转换视角，构建“制度与生活”这一分析架构，洞察中国社会维续和变动的基本机制和逻辑。
无论是讲外国故事还是讲中国故事，背后都应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支撑。如何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讲好中国故事、扮演好国际角色，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当前传统国际法面临变革机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 一文中反思了现在流行的国际法学的局限，并在立足亚洲、立足中国与世界关系上，思考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国际法体系的必要性。和平共处，是中国外交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 蕴含着国与国之间如何共处共生的价值和智慧。 而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是新中国在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基础上， 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建设需求，在与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并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共性的国际法知识体系。
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事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一直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深入研究的重点， 继推出“三部曲”《走近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和《情系马克思》后，他又著《中国正道：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书，解析“马克思主义何以是中国之正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破解面临的难题”。“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理论创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过时。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当今中国之正道，主要视其在破解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中能否提供思想资源。”陈学明说，马克思主义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理论启示，并不纯粹是一种理论展现，它完全可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现实的战略和策略。
继往开来 再谱新章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老一辈学人的学术一生就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社科评奖中分量最重的奖项莫 过于2004年首次增设的“学术贡献奖”。这一奖项的评选原则包含着时间与实践的双重考验，学术成果须是建国以来具有重大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获此殊荣的学人都是领域内的泰斗级人物。
今年获此奖项的学人有四位，他们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邹逸麟、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夏禹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宝华。四位老先生中，年纪最长的张斌先生96岁，年纪最轻的邹逸麟先生也有81岁，他们的学术生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开创。
张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引领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发展潮流。上世纪 70 年代末，张斌先生与胡裕树先生共同提出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学说，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使汉语语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新高度。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注重综合性学科对语法研究的影响， 为语法学界拓宽了研究思路，语法专著《汉语语法学》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2010年，年至90的张斌先生主编《现代汉语描写语法》，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科学的现代汉语描写语法著作，总结了近百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有发展，有创新，是现代汉语描写语法集大成的著作，对于汉语本身的规范化，国民语言素质的提高，中外汉语语法教学以及中文信息处理都有重要意义。
张斌先生不但在“研”上下功夫 ，在“教”上也用足了精力，他从事现代汉语语法教学70多年，主编汉语语法教材多部，90多岁还坚持为学生上课，是现代汉语专业全国最早的四位博导之一，为语法学界培养了众多人才。“为人忠厚、谦逊，特别在学术讨论中，总以平等态度待人，他为学为人堪称学界典范”，学者在推荐语中这样评价他。
一部书，逾一百万字，记录了我国全新世以来一万年自然环境的演变，包括气候、植被、动物、水系、海岸、沙漠等自然要素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自然和人文原因及其变化规律。这部代表当前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正是邹逸麟先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邹逸麟先生 1956 年大学毕业后，就追随谭其骧先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从未间断，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历史地理学科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工作， 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的杰出代表。 历史疆域政区、水道及水运交通、经济地理、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和历史地理教学等领域都有着邹逸麟先生大量原创性极高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黄河史、 运河史和区域经济地理领域， 他的研究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重视，《椿庐史地论稿》《椿庐史地论稿续编》 正是他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集结。
在学术领域上，邹逸麟先生留下了许多“第一次”：他主编出版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区域历史地理著作，该书出版 20 余年来，其研究范式和水准迄今未被超越。2001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又收下了“我国第一本历史人文地理专著”的名号。这众多的“第一次”背后离不开邹逸麟先生严谨的学风， 但他对学生不求苛责，循循善导，一派学人风骨，为众多后学折服。
“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是夏禹龙先生的治学原则，他的治学生涯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夏禹龙先生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和区域经济等领域造诣深厚：他挖掘出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注中国发展的具体路径，曾顶住来自中西部的很多压力，与人合作提出梯度发展的理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资本，问题在于资本结构的变化”，对整个80年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他的一些新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比如他提出 “以基金形式出现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公有制”；又如他从中国实际出发， 提出中国到21世纪中叶，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中国按经济等级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图也只能是“下比上大具有弧形底部的生梨形”，而非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所认为的“橄榄形”。这些，对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观其学术一生，“敢为天下先”的学识与胆识是夏禹龙先生身上最明显的特点。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一种载体，蕴含着一地的记忆与情感，近年来对于方言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谈到上海方言研究，就不能不提许宝华先生。许宝华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方言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调查研究上海话，1962 年合作发表的《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 是第一篇在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研究上海方言的论文，也是上海话研究的奠基作品。他的研究除了传统方言学方法外，还运用了隐身调查、社会语言学调查分析等多种在当时颇具新意的调查研究方式，使上海话的研究深入、立体，相关著述几乎涵盖了上海方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把上海方言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汉语方言词典 《汉语方言大词典》，是许宝华先生学力的具体体现。《词典》词典共收词 21 万余条，上起先秦、下及当代，包罗古今、贯通南北，其出版填补了我国兼及古今南北综合性大型汉语方言词典的空白。
作为复旦大学语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许宝华先生还创建了全国首个专业性的方言研究机构——吴语研究室，组织召开了首个区域性方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吴语研究》。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培养了大量方言学、音韵学和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人才，使得吴语研究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多年治学，四位老学人的研究成果已走出书斋，影响着更深广的世界，他们的风范也影响着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许多优秀的青年学人身上，已经印上了老一辈学人优良的特质：务实、创新，这也是上海学人共同的标签。上海有着滋养理论创新的沃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学人，他们在此回顾与展望，求新并寻真，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再添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