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何长大成人? 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一想到父母期待的眼神，我们只有忍气吞声，刻苦读书

      金大陆是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知青史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当我向他请教这个选题时，他建议我去看看他1990年代编著的一本书——《苦难与风流》，并且特地推荐我看其中的一篇文章。当时，他满上海地跑，约人书写各自的知青经历、感受和思考。其中，他参加了南市区的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不是知青，而是他们的下一代，回沪知青子女。“说实话，开得很凄然，女孩子全哭了。”他记录了一位男同学的口述，收入了《苦难与风流》一书中。这位男生是南市区一名中学生，名叫戴炎，算来现在也应该三十多岁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这篇报道，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上海，过得如何。
　　
      征得金大陆的同意，将戴炎当年的口述摘录于此。

　　听父母说，他们是“一片红”中离开上海的。这唯一的选择苦了他们，也苦了我们。他们不能回上海，但他们对上海非常依恋，依恋到可悲可怜的地步。现在政策规定可以回来一个子女，他们就像旱天里喝到了甘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可我们回上海，寄人篱下，这个滋味谁尝过？我班上一个女同学，跟舅舅住，舅舅家每晚搓麻将到深夜，她就只能深夜睡觉。我们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但心里流泪啊！有时真想回去算了，乡下自由、痛快，有什么不好？但一想到父母那期待的眼神，一想到他们心中的希望，我们只有忍气吞声，刻苦读书，争取考上有住宿条件的中专技校。我们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母，将来有个落脚点，为了补偿他们心理的不平衡。我外婆家在十六铺，这里有上海最大的批发市场，我认为上海真大、真活，这是大有闯头的。所以，我再困难也要留下来，考不取学校做生意，打工也要留下来。
　　
      二十多年前，父母打着背包去了乡下；二十多年后，我们作为子女回来了。二十多年前父母是激动的，二十多年后我们却是现实的，其间有很多的故事和苍凉。生活在上海的同龄人比我们幸福，因为他们的父母早早地就回来了，我们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妈妈每次回来探亲都流着泪对我说这句话。我深深知道，对我们这批回沪知青子女来说，父母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我们则是父母牺牲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