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徐瑞华：一门外语就是一扇窗户
口述 / 徐瑞华 整理 / 张婧亭
“我中学学的是英语和俄语，大学本科是德语，学了两年被抽调学习西班牙语。写论文期间学会了看一些法语的学术文章。我不觉得学了那么多语言是浪费时间，语言的学习方法是相通的，接触多了反而能学得更快。”
——徐瑞华
他会三门外语，读过四所大学，在哥伦比亚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是老一辈中学历最高的一批教授之一。在评为副教授之后，本可以在国内安安稳稳教书，他却为了求学甘于出国，体验孤独岁月，开创奋斗人生。终于一鼓作气读出硕士和博士学位为校争光，论文获得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和好评。他就是徐瑞华。
▌ 大学专业辗转念，耳听写意是关键
徐瑞华中学就读于上海新成中学，中学期间学习了英语和俄语，大学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德语专业学习德语。“当时是严庆禧、张素英老师和三位外教教我们德语，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德语的基础知识, 如性、数、格形态变化，对我后来西班牙语的学习帮助很大。”徐瑞华回忆。
当时他印象最深的方法就是“耳听写意”。何为“耳听写意”呢？就是说老师给大家读一个故事或者新闻，学生们可以记几个单词，但是以听懂框架为主。总共念三遍，第一遍快，第二遍慢，第三遍快。之后大家再用德语把所听到和理解的写出来。“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记忆力还可以积累很多的同义表达方式。后来在西班牙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也广泛地应用了这一方法。”徐老师说。
当时无论是德语还是西班牙语，推行的是一种“合科教学”，也就是说课程不像现在那样很细化，如听力课、语法课、概况课、西班牙文化、拉丁美洲文学、词汇、语音学等等, 而是只开一两门大课，比如西班牙语精读这样的形式。“这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交流，有一个课程转换的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多课型，只能写español I, español II, español III, español IV显得很单一。我在负责系里教学的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换成西班牙语初级，西班牙语中级，西班牙语高级，这样看起来成绩单更漂亮一些。”徐瑞华说。
对于“合科教学”其实不可能全盘否定，因为虽然课程名称朴实了些，但学生倒是真正学到东西的，它的问题在于过分偏重读写，听说就较差。改革开放后课程设置变得多样而细化，词汇变成了词汇学，语法也成了语法学，精读课的节数缩短。“课程如何设置是一个值得探索和讨论的话题，不能‘单打一’也不能设置太多其它课程。”徐老师回想起曾经的教学如此表示。“老师要给学生们找材料，批改作业，这些都需要花时间，老师是否负责很重要。”
60年代与“合科教学”针锋相对的教学方法是“直接法”。“我喜欢看报纸，当时看到介绍国外的‘直接法’觉得很新鲜，尤其是直接法主张不通过母语直接由外国人教外语。现在看来，某些方法显得过于机械和走极端。”徐瑞华说。我校西语教师浦允南和外教Pedro Pacheco教学过程中都结合了直接教学法，重视学生的听力和口语表达。比如Pacheco上课鼓励学生们多说多练，有不会的单词他就写到黑板上，每次下课都有一黑板的单词。“有时候Pacheco先生甚至会给学生介绍很小的词汇，如窗户的横栏这种单词，有些未免不是很实用。”
学习了两年多德语，学校抽调了一部分学生学习其它语种，其中包括徐瑞华。“当时派我去北京学习西班牙语，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语言，只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凭着兴趣买了一本张雄武编写的语法书，没想到竟打开了我和西班牙语的缘分。”与他同去北外的还有读过三年英语的李多老师（现在北外任教）。
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1960年到访北京与毛泽东见面
在徐瑞华读书及后来的工作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我国和古巴建交。这也意味着我国需要更多的西语人才。切·格瓦拉来到北京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对古巴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无私支持。当提到报酬，毛主席大手一挥：“不用谢，不算账，我们不是军火商。”切把消息传递回古巴，古巴人民振奋不已，感谢兄弟国的支援。
第二件事是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学习西班牙语完全是凭着兴趣和意志力，直到我国恢复了合法席位，我们仿佛看到了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的光荣使命和作用。”徐老师说。
1964年在北外结束学业，徐瑞华回到了母校上外，就这样他上了五年多的大学。“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学校派我学习西班牙语就高高兴兴去北外学习，也没有想到多读一年留校工资怎么算，毕业证怎么发等等这些问题。”学习的目的越单纯便越容易集中精力。
之后徐瑞华和一批中国学生被派到古巴哈瓦那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当时形势一片大好，同去的有很多中国学生，回国时适逢文化大革命，最后能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人并不多。”
▌ 艰难岁月忆甘甜，漂洋过海求学位
历经一段时间的教书生涯，在此期间，徐瑞华对如何教学及学习语言的方法有着深入的思考和见解。“我听过浦允南老师的两次课，他很重视学生们的听说能力而不重视语法。教材却并不是这个思路，不过他的方法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984年时任校长的胡孟浩教授找徐瑞华谈话，提出希望他出国攻读学位，提高整体教师们的学历水平。当时已经是副教授的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异国的飞机。“当时有两个项目，去一年西班牙或者两年哥伦比亚，我选择了哥伦比亚。”
同去哥伦比亚的还有北京《中国建设》的编辑姜凤光，“当时他去部里，给我们两人各领了2美元零花钱。我们两人的机票等旅行费用都是上头包的，这2美元实际是‘如厕费’，因为听说国外厕所有收费的。他还开玩笑说沾我的光，只有副教授以上才享受此等特殊待遇。”
当时我们的国家的外汇很紧张，他们就怀揣着2美元的特殊津贴，踏上了远赴哥伦比亚的征程。中途要在洛杉矶转机，转机时间将近9小时，他们没有钱上餐厅，就啃飞机上剩下的面包充饥。等到终于要坐上飞机前往哥伦比亚时，航空公司让每人交3美元的机场建设费。
而他们只有2美元，觉得非常窘迫，还好后面的一位哥伦比亚朋友说他有，便替他们出了。什么是“身无分文”的感觉？什么是没有钱的窘境，我想徐老师都经历了。“你们现在的学生幸福啊。中国强大了，人民币值钱了，大家手里都不想要美元欧元这些外汇，可我们那时国家并没有多少美元。”
终于踏上了哥伦比亚的土地，这个遥远的，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国度。海风轻轻拂面，人们热情欢呼，徐瑞华不禁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记得高教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会，让我们到国外要好好学习，23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我去过农村，直到现在23这个数字还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首先他去了安第斯大学，但是在这里只能是访问学者，不能提供学位。徐瑞华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Pontificia Universidad Javeriana这所大学可以考取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一所哥伦比亚的私立大学，由西班牙的传教士建于1604年，如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当时我去找他们学校的相关负责人，文学系的几位教师开会讨论是否让我读博。我就在门外一直等着，等了很久。”
徐瑞华虽然之前已经读过三所大学，上外、北外和哈瓦那大学，然而他们认可的成绩单却只有哈瓦那大学那一学期的成绩。“我只有当时在古巴念书的成绩单，成绩都是90分以上。”经过他们开会讨论，他们决定让徐先从文学硕士学位开始读。
▌ 翻译趣事悟文化，刻苦读书求真知
在读书期间，徐瑞华一天不敢放松，一定要对得起这些辛苦供养留学生的农民们和国家。“课业压力很大，我们每周都要读一本书交一篇读书报告。”课上老师会给学生们提供一个书单，上面有需要读的书。同学们通过抽签决定谁读哪一本，写哪篇读书报告，下次上课交流。
“有一次曾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访问哥伦比亚，中央电视台要直播当时的情况，需要我当翻译。那个星期的阅读书籍我抽到的竟然是Carlos Fuentes 的作品‘Mare Nostrum’。当时全班哄堂大笑。”徐瑞华作为班里唯一的外国人竟然抽到了最厚最长最难的作品。
Carlos Fuentes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年11月11日—2012年5月15日）是墨西哥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深刻影响了当代拉丁美洲文学。“Mare Nostrum”（《我们的海》）是他最难理解的作品之一，记得有记者采访他，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海》你读过吗？”若说读过，他第二句话便是：“那你读懂了吗？”如此巨作徐瑞华要在一周读完，写好读书报告，并且还是有重要翻译任务的一周。
徐瑞华只好拿着书在酒店里看，在翻译之余看。“为了完成作业，曾经好几天不睡觉。哥伦比亚的咖啡很有名，我有时候为了熬夜会喝很多咖啡。”最后一个星期过后，他竟然完成了任务，这艰巨的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有时候人就要逼一下，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提起翻译，徐瑞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作为留学生，我们有不少翻译的机会，不过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Belisario Betancur Cuartas）喜欢中国文化，有一次翻译他的讲话我就很发愁。他喜欢引经据典，比如引用《论语》里面的句子。我们当时手头也没有论语，又不能译得太直白。”
徐瑞华突然理解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西洋的才是好的”而看轻了中国文化。“这样是不对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学习外语的学子，我们应该及早开始诵读，只有铭记于心，东西才是你的。”
幸运的是，当地有一家华人餐馆叫“大中华饭店”，老板有些文化，藏有一本《论语》。徐瑞华和当地的留学生就分头把常用的用语找出来，对付了眼前的翻译，同时也狠下决心，猛补古典文化课。
当然，若谈文化交流，光熟知我们中国古典文化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才能当一名合格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一次徐瑞华给一名西班牙的建筑师当翻译，而这位建筑师对于价格没有要求，多少钱都答应。徐的侠义心肠让他看不下去了，可是作为翻译又不能当众人面提醒他，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说了句：“您可别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权啊！”这位建筑师瞬间明白了他的好意，拒绝了这个项目。并且以后非常尊重他，他们的友谊自那时起，一直传了下来。
Esau Selling His Birthright (c. 1627) by Hendrick ter Brugghen
“红豆汤和长子权”的故事来源于《圣经》。按古代犹太法律，长子有继承家中全部财产的权力，其他儿子没有。一户人家里，次子雅各熬了美味的红豆汤，外出打猎归来的长子以扫又渴又饿，想喝一碗红豆汤。雅各说，可以喝汤再加薄饼，但要用长子权来换。以扫说，人都要饿死了，长子权有什么用？它既不能饱腹，又不能解渴，你拿去好了。雅各让以扫发誓后，给了他红豆汤和饼。以扫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继承权和财产，等他后悔时，为时已晚。后来人们常用这个故事表达不要为一点眼前利益而放弃根本原则和权利。
每个人的成长都与文化和社会环境分不开，在西方国家，他们熟知《圣经》《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里面的典故都耳熟于心，正如我们对于中国的神话传说一样。所以有空不妨好好研究一下西方文化，这样才有助于在当地百姓中的文化传播。
著名作家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便是根据“冰山”原理来创作他的作品，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有时候一个恰当的比喻，比任何道理更能说明问题。
读完硕士，徐瑞华通过了相关考试，完成了论文，顺利地继续博士阶段的学习。可是他交流的两年期已满，校长胡孟浩亲自去北京教育部为其争取了一个名额，保证他可以顺利地进行博士阶段的学习。
“我一直特别感激校长，感激学校。是母校培养了我，我学成之后理应回报母校。所以我不管是教书还是对待学生都非常耐心，尽自己所能把我懂的都传授给他们。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文革的时候在国外，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后来学校又支持我继续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即使退休多年，徐瑞华想起当初学校的培养，国家的栽培，还是满满的感激。
博士阶段和他一起上课的大多是中学进修的教师，大家白天工作，课程一般都是从下午4点多开始。“大家都是兼职读研，所以即使白天很疲惫，学习都非常努力，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都有个目标，有个奔头。”
那段时间，徐瑞华上午、下午都在图书馆看书，中午饭吃的很简单，一心扑在学业上。“当时一起上课的有一个同学是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她去听了一个星期课觉得没意思，就不上了，白白浪费了300美元的报名费。我可不敢这样。”当时他们能用于生活开销的只有八九十美元，书籍费都需要自己一点点积攒出来，所以经济上的拮据让徐瑞华更加努力的读书。他的奔头不仅仅是学位，还有等待他归来的母校，和他的祖国——中国。
徐瑞华印象最深的课是讲一门戏剧分析方法的课程。当时老师要求学生每星期看一齣剧。虽说门票学生半价，但徐瑞华觉得压力很大，不仅仅是因为门票的经济压力，还有每个学生看完便需要写一篇观剧感受。“开始我觉得很难，为了完成作业有一次甚至36个小时不睡觉。后来看得多了，一到剧场就打腹稿，写起来也就容易很多。我很感谢老师，是他给了我练笔的机会，阅读和写作能力真的是可以培养的。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写起来会顺手很多。”徐瑞华回忆。
博士阶段读书是少不了的，每节课上课老师都会开列长长的书单。“有时候同学有的话他们会借给我，有时候他们也没有，或者他们也需要看，我就得自己买。”
提起买书的经历，徐老师也有很多故事分享。“我一般会货比三家，我知道有一家书店是最贵的，那里的书标的都是原价。所以，每次我都先去最贵的那家看一下价格，心里就有谱了。然后再去其它书店，看哪家的价格更实惠。”徐瑞华深知出国之不易，吃穿住行都十分节俭，买书算得上他最大的开销了。
除了上课，课余时光他一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我喜欢去图书馆看书，因为有很多藏书。后来和工作人员熟了以后还经常去他们的书库看书，这些对我写论文十分有帮助。”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时光流逝，几年时间转眼也过去了，博士论文徐瑞华写的是有关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期间他选修了诸如《文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的课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学习了很多文学理论。
比如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剖析了马尔克斯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情结。对于这部作品，我们大家普遍接受的是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马尔克斯也称这是以他父母的爱情故事为原型。
“文学批评领域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介绍作者的生平经历分析其与作品的关系。一种是美学接受论，也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读者尚，主张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第三种是只论作品，侧重文本分析。也就是说只要分析讲的有道理什么样的评论都可以成立。而我倾向第三种。”徐老师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逐字逐句的剖析作品，笔记写满了整本书。
“大家都说马尔克斯的文风经历了重大转变，作为记者他之前是偏重政治的记实风格而后来转变成华丽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其实我想说不完全是这样的，以《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我们通过分析还是可以看到马尔克斯心中的一种情结——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冲突。费洛伦蒂诺·阿里萨代表的是自由党，追求博爱自由，开始却很贫穷。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代表的是保守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其说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角恋，不如说这也代表了哥伦比亚社会长期以来的两党之争。”终于，徐瑞华通过不懈努力，大量阅读和分析，完成了这部近300页的博士论文，顺利拿到学位，荣归故里。
1982年11月，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研究会在上外成立
回来后徐瑞华一心扑在教学上，他钻研最多的便是学生适合哪种方法，课本教材应该如何教授，应该给学生补充哪些阅读材料。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更是为西班牙语教学作出重大的贡献。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很多届拉美文学方向的硕士，如留校任教的倪茂华老师。
如今已经退休的他依旧奋斗在西语世界的前沿，继续致力于培养更多的莘莘学子，致力于西语翻译事业。他是上海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员，翻译了很多经贸、法律、科技方面的资料。并且还回上外给学生们做讲座，关心我系的发展和工作。他善于思考，才华横溢，关心学生，自强不息，学者之风，山高水长。如此师者，得之，我上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