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高校智库，如何与国家发展同步（教育眼）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栋4层的砖红色楼房，名叫“智库楼”。走进一楼大厅，墙壁上张贴着不少“上海论坛”历年活动的照片。“围绕全球发展和重大战略性议题，每年都会有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政府、企业、高校专家来参加论坛，最终形成‘上海政策建议书’‘亚洲道路’等学术咨政成果。”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说：“‘上海论坛’已成为高校学术交流、政策研究、成果转化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

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学生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承担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4万多项，提交各类咨政报告4.3万篇……高校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机制，高校如何打破学术与政策的壁垒？如何避免重复、做出特色？怎样建立评价机制？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如何打破学术和政策的壁垒？政府与高校应形成高效互动

复杂社会如何实现精细化管理？雾霾天气频频出现怎么解决？面对群体突发事件怎样处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为“城市病”问诊把脉，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备国家之所需，这应当是大学智库的职责所在。“但在过去，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基本就是两张皮，学者写的东西政府看不懂，政府要的东西学者写不出来。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所好转，但‘两张皮’贴得还不够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骥说。

“打造学术和政策的直通车，政府和高校就要形成一种高效互动的态势。”张骥说：“一方面，学者专家要主动把握国家战略新需求，要知道目前治国理政的困难在哪里，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传导政策需求，向各高校智库征求意见、‘点菜’约稿。”

“智库不是为了研究政策而研究政策，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直面一个个关乎国家发展的具体问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认为：“高校智库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智库，主要在于高校智库应该以学术为基础。要把社会问题、政策难点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以学术服务国家治理。”

理想的智库研究，是集搞好学术科研、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公共认知为一体的。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重大战略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身影也越来越活跃：

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依托“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机构，展开了对双多边机制下的区域合作研究，涵盖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等多重维度；南开大学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产业转移等进行针对性政策研究；东北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提供智力支撑……

如何破解低水平重复化研究？多学科深度合作，注重学科特色、地方特色

中央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后，“智库”一时之间成为热门词汇，许多高校智库“应运而生”。但事实上，许多学校对智库的战略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等还是“一头雾水”。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低水平、重复化，只有政策阐释、没有创造建议的研究报告。

要为国家发展做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单枪匹马是干不成的。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郑雯说：“社会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政策研究必须跨学科发展，必须打破各研究主体之间彼此屏蔽的壁垒。”

郑雯所在的团队，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完成“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对全国范围内的深度社会心态及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并建设起大数据分析指标库与词库，对国家网络空间建设提供了咨询参考与决策依据。

“我们的团队整合了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的优势资源，对数亿条网络大数据进行分析，还展开了线下的深度访谈。这样大规模的研究，是任何一门单一学科所无法完成的。”郑雯说。

“多单位深度耦合、多学科深度合作”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智库建设的有力举措。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说：“联合一批优势学科、汇聚一批学术强人、集中优势力量破解领域难题，是智库研究的不二法门。比如我们的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在人员组成上，既有国际知名大师，也有国内著名学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还有来自政府质量部门的管理者，以及大型企业的质量负责人；在学科构成上，涉及了立法、监管、质量管理、品牌文化、大数据技术等等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更能擦出智慧的火花。”

此外，发挥区位优势、结合学科特点，也是解决智库重复研究的一条途径。中山大学的粤港澳发展研究、厦门大学的台湾问题研究、上海大学的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司法文明建设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的海域研究，都是根植学科和地域特色、服务国家发展的典型代表。

如何认定智库研究成果？以实际贡献为导向，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高校智库成果如何认定，如何量化评价？这是智库建设绕不开的一环，也是令许多老师困扰的一点。

“智库成果通常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并不算作传统学术论文。如果这样的研究不算在教师考核和职级评定之内的话，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积极性。”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董丽敏说：“还有，一份研究报告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承担不同分工的人，如何分别评定贡献？这也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家层面也还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具体意见措施。对有高层批示或为政府部门采纳的研究成果，虽然一些高校会予以奖励，但更多有实际操作性的指标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复旦大学校长助理陈志敏说：“以往高校人事制度评价的重心在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上，智库这一新领域的出现，也倒逼我们进一步改进评价办法，以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为导向，不断建立并完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

在推动决策咨询成果纳入评价体系方面，上海大学已有初步成效。上海大学规定，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的咨询报告冲抵1篇CSSCI论文；在《上大智库专报》内刊上发表的专报等同一篇CSSCI论文；将决策咨询成果纳入部门年度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的计算；对重要的决策咨询成果予以奖励，其中特等奖10万元，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

与此同时，上海市在2014年也制定了《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对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评价机制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包括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在内的科研成果多元评价体系，推进“代表性成果”的评价机制，完善科研人员的分类考核体系，激励广大智库研究者产出更多优秀成果。

除了智库科研人员，智库团队的行政运营人员也值得关注。在复旦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服务中心”是国内第一支市场化、专业化的智库运营团队。“我们现在正以全新的思维，开门办智库，力图打造一个无边界的智库平台。”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说：“运营团队对于智库建设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沟通联结平台，能让智库更高效地运作。但是目前这一方面的人力资源市场还未形成，一些智库运营人员的归属、权责、晋升都还不明晰，种种问题也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