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第9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2016年12月21日，第9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余永定教授作主题发言。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陈学彬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林曙教授作点评发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章奇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上海各知名高校的学子参与了讨论。
章奇指出，2014年以来，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特别在2016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值幅度已经达到6.9%，比2015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人民币加速且大幅度贬值引发了人们对“收盘价+篮子货币”新定价机制的关注与讨论。
余永定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新机制的形成及其局限性、汇率扭曲的代价与改革的可能方向，全面阐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改革的必要性。第一，中国的汇率制度是“类爬行安排”。虽然一般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但是余教授指出，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标准，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类爬行安排”。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某种规则变动，浮动区间不超过2%。值得注意的是，瑞士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阿根廷以外的所有重要发展中国家全部实行浮动或自由浮动汇率。而实行“类爬行安排”的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余均是经济总量很小且经济体系较为脆弱的经济体。余教授认为，中国本来最不应惧怕汇率浮动，但是中国却采用“类爬行安排”的汇率制度，从国际比较来看是确实有些奇怪。第二，人民币新定价机制局限性。以2015年“8•11”汇改终止为背景，自2016年2月起，人民银行采取了“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新机制。余教授详细介绍了新机制定价公式的构成，并模拟了人民币汇率、美元指数和CFETS指数的相互关系。虽然新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但是余永定认为，很难讲新机制就稳定了汇率形势。首先，任何非浮动的汇率制度都无法解决市场出清问题；第二，在市场出清之前，任何双向波动都是人为的、都要以外汇储备的运用为基础；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新的汇率制度虽然使得汇率形势出现好转，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更大程度上在于“资本管制强化”和“美联储推迟升息”的结果。第三，抓住时机，推进汇改。余永定认为，中国已经为扭曲的汇率制度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汇改方向，余教授强调，人民币应尽快建立由市场决定的双向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有担心认为人民币浮动会引发银行货币错配、企业外债加重、主权债务隐患以及通胀预期。对此，余永定认为，尽管必须承认这四种问题确实存在，但也应当看到这些问题是仍然可控的，同时更应相信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走向“失控贬值”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余永定在总结中指出，首先，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的长期大幅度贬值，应该克服贬值恐惧症，目前贬值利大于弊；第二，中国的汇率制度不必过多纠缠于稳定汇率预期，只有市场出清，双向浮动才能真正形成；第三，目前汇率的稳定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风雨还会重来，在风暴暂时平息时，中国不应失去推进改革的时机。
在评论环节，陈学彬和林曙先后发言。陈学彬赞同余永定对中国汇率政策进程的判断，并认为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政策调整往往出现失误。他指出，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本来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提供了好机会，但是当时中国放弃参考一篮子，还是选择严格盯住美元，这使得人民币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升值，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其次，虽然目前人民币名义上与美元脱钩，但实际上仍主要参考美元，但又在定价机制上人为增加了不确定性，正如余教授的分析，人民币目前的价格形成规则虽然确定，但是汇率结果却是不确定的。第三，资本项目应有序放开，放开的前提是汇率浮动，但是仍应吸取“8·11”汇改的教训，应选择恰当的时机。林曙从两个角度肯定了余永定的观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走向浮动的必然性，林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承受不了汇率维稳对经济带来的紧缩效应，央行的干预虽然短期有效，但难以持续。另外一次性大幅贬值再钉住美元的做法也不可取。中国应尽快增强汇率弹性走向浮动从而在美国货币紧缩冲击下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
最后，余永定还与在场观众就CFETS机制意义、市场对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应对、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