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关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来存在不同看法。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丧失固有传统话语的过程；另一种认为是以中国古代美学为本、吸收西方美学的成果演进而来。这两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晚清以来中学与西学体用之争在新时代的延伸和在美学领域应用的变体，都不无道理。比如，就现象层面看，中国现代美学大量采用了西方的概念、术语、范畴、逻辑结构、致思路径、言说方式、话语系统等，与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表述形式相去甚远，似乎确有“全盘西化”之嫌。但与此相反，百年中国美学的两大主潮之一——为现实政治服务，就往往被直接归结为文以载道传统的新发展，强调了现代与传统的血脉联系。不过，这两种观点也都有片面性，而且在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将中学与西学二元对立的弊病。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野来把握，从更宏观和更长时段来审视，就有可能超越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是一个中西美学对话交流（包括局部矛盾冲突）、互相借鉴吸收融合的过程。百年来的中国美学不应简单地概括为“全盘西化”，更不是传统美学直接、自然的延续，而是在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互动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一个现代新传统，虽然其中有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偏离和中断。
认识百年中国美学应有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野
关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同志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此，他强调“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在文明交流互鉴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夜郎自大，轻视、贬低其他文明、文化，指出这种“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二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认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习近平同志还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外两个方面：对外，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对内，既要大力弘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这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对待外来文明和自身文化传统的辩证态度。换言之，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对外来文明、文化一分为二，有批判地加以借鉴吸纳；又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继承其优秀成果，摒弃其糟粕成分。两方面的共同出发点和基础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是建设当代新文化的时代需要。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制高点上考察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就能获得更加辩证、全面的认识。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出发，应以动态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的现代变革和发展。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学界公认的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传统；一个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现代文化新传统。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一个传统而无视或轻视后一个传统。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现在面对的直接传统确实是也只能是20世纪以来现代文化和美学的新传统。从先秦开始的古代文化传统虽然也不断经历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但总体上相对封闭，交流互鉴的时间、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而20世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出现了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上也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在这种大变动的时代里，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深度、广度上都大为拓展。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西学术交流互鉴的成果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来看，19、20世纪中西方都处于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巨大变动以及人类知识和思维方式巨大变革的趋势中，不过西方的转型早于中国。所以，在与西方学术的交流互鉴中，总体上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更多、更主动。这在学科分类和话语体系等的现代转型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体制与中国传统学术全然不同。20世纪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先行的范本。其中，从西方引进现代学科体制和分类系统，包括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系列新学科的诞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美学作为新学科的兴起，其实是18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科系统重新分化、建构的结果，在1750年由德国理性派哲学家鲍姆加登创立。传统中国学术文化中虽然有源远流长、丰富深厚的美学思想，却没有形成现代学科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的创立，是“援西入中”的结果，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由一批有深厚传统学术根底的中国学者从西方主要是德国主动移植引进的，当然也经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筛选和改造。由此可见，按照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路来观照，中国现代美学的生成乃是上世纪初我国学术文化借鉴西方、向现代性整体切换的具体成果，是与人类知识谱系和思维方式向现代演进的道路一致的。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下，中国现代美学的新传统是依托古代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现代转化的结果。它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上个世纪初就启动了，实际上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还在继续。这个古代美学现代转化的过程是与借鉴西方美学密不可分、几乎同步的。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当时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借鉴西方美学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这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当代有的学者批评其为“全盘西化”，笔者不能苟同。因为，这是在西学大潮蜂拥而入之际，在民族救亡与现代转型交替的特定语境下中国学者的积极选择，也是由时代潮流所推动的，并非学者的个人行为。朱自清曾经指出，“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可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进行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主要靠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方法包括概念术语等，用以选择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主动借鉴西方，并不是单向度地学习西方，而是同时与西方进行对话、博弈，进行互释、互动、互鉴，目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切实改造和创新转化，努力建构现代美学新学科。这决不能笼统地用“全盘西化”来概括。
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比如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再如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再如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梁启超自己也认为，“‘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着重考量“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包含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中西互鉴的空间更为广阔。我们应该有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立足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时代需要和现实语境，既大力弘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外来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美学话语体系方面迈上新台阶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