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上海交大陈宪教授：经济学需要“新综合”

中国一个重要的后发劣势在于，人们往往会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制度缺陷，并不认真思考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 

纵观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经济学是在革命和综合交替出现的过程中发展的。一般认为，经济学有三次大的革命：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大的综合有两次，一次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标志就是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另一次是保罗·萨缪尔森，标志是至今已经19版的《经济学》（1948）。这两本书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既面临大的革命，又需要新的综合。从研究方法、研究背景、研究主线和研究内容这四个方面，可探视到“新综合”的一些轨迹。 

研究方法的不断综合，形成具有不同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发展阶段

从哲学分支而来的经济学，首先是思想的经济学，早年亦称作“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这不是出自意识形态的信条，而是要与“家庭经济学”（household economics）区分开来。思想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代表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国富论》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对于任何学科，研究方法的沿革和更新，对其发展都至关重要。在亚当·斯密之前和稍后的一个时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的方法，即演绎推理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假说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且，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宏大，往往都是整体性的视角。例如，在《国富论》中，斯密从讨论财富开始。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能带来劳动的生产能力的巨大改进？出超？更多的金银？都不是，是高超的管理技术——劳动分工。我们知道，分工理论揭示了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亚当·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生产和交换最大化，并鼓励普遍富裕，改进劳动生产能力呢？亚当·斯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给人们经济自由！基于天赋自由原理的竞争性自由企业模型，被乔治·斯蒂格勒称为“全部经济学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命题”。我的本意不是复述斯密的重要发现和结论，而是为了说明，逻辑的方法在做出这些发现的研究中起到的应有作用。 

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政治经济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边际革命”。经济学开始拥有自己的整套工具、系统规则以及定量分析。经济学家们希望曾经是神学、哲学、法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与数学、物理学的精确和逻辑性相媲美的新科学。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三位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不尽相同的方法，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边际革命”源于这一思想，并借助于数学从常量到变量的革命，使思想的经济学走进了科学的经济学。科学在这里的涵义，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和假设下，通过实证的方法对假说进行证明和验证，从而判断其有效性和真伪。 

马歇尔使这次革命性改变得以实现。他将这门学科的名字从“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意即经济学已经成为像物理学、数学或其他精确的知识体系一样的科学。马歇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斯密的理论模型发展为数量化的科学。 

然而，经济学科学化以来，关于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出现技术化倾向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争论归争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假说，需要严密的数学方法对其进行推理和证明，需要可信的数据并进行数量分析和验证，才能揭示其内在关系，进而支持或修正有关论点。尤其在诸如与货币、增长等相关问题上，数学模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不考虑研究内容的数学滥用，是反科学的。与此同时，问题价值的参差不齐，研究本身的碎片化，也都是科学的经济学难免的缺陷。 

学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路径，是生动的现实生活倒逼放松既有的假设。在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和信息对称假设的放松，是十分典型的例证，说明在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设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也日益暴露出过于简单化的取向，再加上精致的计量经济学的推导，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导。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了经济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基本假定，进而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近二十多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实验经济学，甚至脑科学的帮助下，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因此，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从思想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到行为的经济学，或者说，从政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不断演进，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不断综合的关系，进而在思想深入、工具发展和假设放松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不同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主流经济学应与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不断进行“新综合”

现在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它的研究背景，或者说它所基于的经验事实，主要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在的国家。主流经济学基本是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事实为实证基础的。它们的基本经验事实是，市场是自然地发育成熟的，政府是当市场机制失灵时，即出现外部性、公共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情形时，或经济波动市场又不能自拔时，才干预经济的。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大致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民族独立建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上个世纪70、80年代，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事实，则基本没有被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罔顾。 

面对二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它是适应研究背景扩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农业部门和农村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高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大量劳动力就将从农业部门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刘易斯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结构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很难成功。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农业的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由此产生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同时，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化肥、水利和耕作等方面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技术和农业自身的发展。当然，舒尔茨的研究背景是一般发达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不尽然。以中国为例，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在较大程度上是因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抑制，导致劳动力不能正常流动，进而产生大量隐形失业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是在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 

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逐渐式微，其主要原因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药方”不对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要通过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完成，因此，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就成为唯一的可能。尽管这种经济政策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其结果是，并不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效果不理想，所以发展经济学回归主流经济学，出现了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进而提出，应该让政府从市场退出，建立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其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 

主要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事实，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他认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框架下，研究经济结构和结构变革的理论学说。相对于前两轮的发展理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软件是内生的。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将极大地调动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也是一国最终是否能够具有竞争优势的前提。笔者以为，人们可以质疑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但是，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说，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为背景，构建新版的发展经济学，继而将基于中国经验事实的、可资共享的研究成果贡献给主流经济学，应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体制转型国家，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这种转型自发生以来，有两种典型的方式：一是我们经历的中国的渐进式转型；二是根据“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式转型。这两种转型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矛盾。历史地看，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转型国家还会遇到其他各种问题，一如樊纲所说，中国一个重要的后发劣势在于，人们往往会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制度缺陷，并不认真思考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许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同样经历过，但是当下的人们不会进行这种历史的比较，而是每每做着当下“横断面”的直接比较，由此提出各种超越历史的诉求，各种“大跃进”或“体制赶超”的主张就会层出不穷。作为经济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在于提醒人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直面一个落后国家可能面对的发展与改革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积极推动改革，同时坚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走过我们必须走过的历史阶段。这段表述既阐明了转型（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也说明直面转型国家经验事实的转型经济学，同样将对主流经济学做出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以先发国家（即今天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为背景的主流经济学，应当与以后发国家及转型国家（它们也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为背景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不断进行“新综合”，以期整体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 

对需求与供给的综合，有助于政府在战略层面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

关于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会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需求与供给。“微”“宏”不分时期的经济学，以后叫微观经济学，起点是需求与供给，并给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做出了结论：市场出清，即没有过多的需求，也没有过多的供给；或者说，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再者，一般均衡，每种商品和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将各在某一价格下同时趋于相等，社会经济达到全面均衡状态。然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1929-1933年“大萧条”的现实表明，市场没有出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没有出清，严重的失业是无法否认的局部非均衡，由此，一般均衡不能成立。沿着这一打开的缺口，凯恩斯说，自由的社会不能承受严重的、持续的失业。长期来看，我们也许能够达到充分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而在近期，如果我们任由失业增长下去，就有可能出现革命。所以，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必要，且短期的经验事实并不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供给的增长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产生影响。因此，国家干预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因为需求会创造自己的供给，这就是凯恩斯革命的“真谛”，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 

如果单就宏观经济学而言，说其主线是市场与政府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说，像哲学家要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间选择自己的立场一样，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要在支持市场与支持政府的两方站队，是经济学家做研究的理论起点，那么，这就言过其实了。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政府是存在于市场之中的。例如，当政府向企业和老百姓收税时，他们是平等的主体。税收的强制性是国家授权予政府的，也就是老百姓授权予政府的，而并不意味着政府凌驾于企业和老百姓之上。在宏观经济活动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无论这种干预是否必要，其效果又是如何，政策的价值目标是且只能是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纵观长期以来市场与政府的论战，包括最为著名的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都不是以一种经济思想战胜另一种经济思想、论战的一方被另一方说服告终的，论战的结果都是由实际的经济运行宣布的。一种理论观点正确与否，最终取决于当时的经济运行情况。这就表明，一种理论观点不能被另一种观点证伪，观点只能被经验证伪。 

哈耶克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价格体系是最好的信号传递机制，他推崇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认为计划经济通往奴役和专制。凯恩斯从来就没有否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只是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善的，当危机到来时，或者说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 

在宏观经济学中，由于货币变量的引入，需求与供给可以加总，就有了总需求与总供给这一对范畴，但它们本质上还是属于需求与供给。因此，真正的论战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在凯恩斯与熊彼特之间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如果市场与政府是论战的明线的话，这条主线即需求还是供给就是一股暗流。这股暗流一直推着经济学向前发展。需求与供给谁是本源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像市场与政府的论战那么激烈，但是，如同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物质本源的争论一样，凯恩斯和熊彼特争论的是经济学的本源：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熊彼特以其创新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论及的创新不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指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革命性、破坏性的重新组合，亦即生产函数的重大改变。创新源于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所以，熊彼特的创新是企业家创新。熊彼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根本，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决定着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长远。 

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对需求与供给的综合，也是对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发展）的综合，不仅其理论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科学制定经济政策，既防止短期（需求）政策长期化，又更加重视供给政策，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政府在战略层面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 

加强对分配问题的研究，对市场缺陷的研究，是又一个重要的“新综合”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林林总总，欲对其进行分类，标志是多重的。尽管如此，顶层的内容分类可能是唯一的，那就是财富创造（生产）和财富分配。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集中关注财富创造，内部分工、社会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都是有关财富创造的研究内容，有关财富分配（包括收入分配）的研究则在很长时间成为陪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似乎有个倾向，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分配也是一种资源配置，但它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汪丁丁说：“在国内学术界，真正积极研究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往往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社会学家。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迷信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的假设，从而很难承担他们在中国这一特定社会里应当承担的职能。这一职能现在由中国的社会学家承担。”如是，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职，是一个亟待改变的现实。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她采用彼罗·斯拉法的论证方法推论，消费和投资决定利润，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么“整个经济的利润水平——产量与就业水平——决定于投资水平。”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生变动。她主张政府采取措施，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即社会公正。为此，她得到了“凯恩斯左派”的称号。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根据全球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约三百年的数据，描述了这些国家资本年收益率（r）和经济年增长率（g）的变化趋势，进而发现，除了1914-1970年期间，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年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4%-5%，而经济年增长率却不到2%。在1987-2013年间，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全球的财富水平以年均2.1%的速度递增，而收入水平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4%。也就是说，如果持续地r/g>1，那么，资本收益率就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样，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就高于普罗大众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皮凯蒂以极其简洁的公式，极有说服力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罗宾逊在40多年前就提出的问题，有力地证明了市场内生着基于公平的缺陷。皮凯蒂这部学术著作甫出，即引起世界范围的讨论与争议。由此说明，社会公正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关注。原因其实很简单，正在累积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将导致经济增长失去起码的环境。 

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背后，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这里有着另一个需要进行的“新综合”，那就是，关于市场缺陷的“新综合”。以往对市场缺陷的定义，是指市场失去效率，如出现外部性时。然而，在市场经济演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除了基于效率缺失的市场缺陷，还有基于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以及市场设计缺陷，主要是针对社会不公正的设计缺陷。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需要分别两种原因来加以认识：其一，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这是共性；其二，不同的外部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这方面的原因则因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条件而各异。市场经济本身会扩大贫富差距，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体系内在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的客观结果。但是，正如许善达先生所说:“市场经济的所有生产者都要追求超额利润，而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就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源、技术、管理。相对而言，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是萎缩的，因为资本越充足、资源越丰富、技术越发达、管理越先进，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就越少。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对这四个资源的需求强，它们的价格就会上升，它们的持有者收入就会增加；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降低，其收入就会相对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必然拉大。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个基本逻辑与皮凯蒂的分析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更本质地说，人的趋利性及人的能力和机遇的不均匀分布；资本的逐利性及资本和财富的不均匀分布，必然地扩大贫富差距。这是基于公平缺失的市场缺陷。 

人类社会的诸多制度设计，都是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然而，不可否认地存在市场设计缺陷强化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尽管市场力量帮着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既有因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为政府没做的事情。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的上层转移到中底层，反之亦然。”可见，他认为，市场设计缺陷强化了市场本身的基于公平的缺陷。所以，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上，政府如何做确实至关重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为，不仅要针对外部因素，如城乡差别、行业垄断、贪污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而且要治理市场经济内在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因素。因此，对资本所得征税，对财产征税，尤其是对高额遗产征税，哪怕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也要在所不辞。 

经济学加强对分配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扩展的市场缺陷的研究，是又一个重要的“新综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文汇报》 2015.05.15 第30版 文汇学人 

原文： 经济学需要“新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