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记忆]回忆汪道涵：高山仰止，学人敬慕[图]

[编者按] 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今日的交大源于那些被铭记至今和默默奉献的昨天，而无论震撼或平凡，都值得记取和思索。走进交大记忆的长廊，回瞰那些通往此刻的真实和感慨，注目历史，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

2015年3月27日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校友汪道涵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汪道涵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他于1932年考入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期“交大记忆”带您回顾汪道涵与母校上海交大的不解之缘。 

青年时期汪道涵

汪道涵曾于1932年考入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革命活动中止学业，进入解放区长期担任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汪道涵担任上海市市长等领导职务，其间一直关注并大力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的改革与建设，为上海交大的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在上海交大的校园中，印记着汪老半个多世纪的足迹；在上海交大的历史上，留下了汪老不倦的思考和谆谆的教诲。交大的师生们，永远景仰汪老的学者风范和伟人品格。  

从进步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

汪道涵，原名汪导淮。1932年9月，年仅18岁的他从南京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当时的交大，是众多青年学子心仪向往的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校内名师荟萃，学者云集。曾为汪道涵授过课的物理系系主任裘维裕和化学教师徐名材，都是执教基础课程的知名教授，素以学问精湛、要求严格而著称，他们都给汪道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师生们眼中，这位来自安徽的文雅青年，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他爱好阅读，善于思考，尤其喜欢看鲁迅的文章。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也激起着每一位爱国学子的无比愤恨。严重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大批毕业生失业，使得青年学生深感在国民党统治下前途无望。包括汪道涵在内的许多有志青年都在深深地思考：民族的出路何在？国家的希望何在？青年的发展前途又在哪里呢？  

汪道涵在校期间，结识了一位由唐山交大转学而来的电机工程学院一年级学生林得连。1933年2月，经林得连介绍，汪道涵加入了文化界左翼群众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研究社会科学。每逢星期天，几位“社联”成员都在校内的工程馆开会，聚在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家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尤感兴趣。汪道涵通过学习，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3月，汪道涵在交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林得连，与他同时入党的还有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邵震华。入党时，先由党支部书记、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学生顾文卿约他到执信西斋二楼宿舍谈话；晚上又找到一个僻静的教室，墙上挂起一面镰刀斧头旗，在支部书记和介绍人的见证下，汪道涵庄重宣誓。  

1933年上半年，交大党支部力量较快地充实壮大，成员有学生党员和校工党员近20人。汪道涵在支部活动中非常活跃，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汪”。当时党内活动主要是小组会，开展自我批评和发展党员。为加强新党员的理论学习，支部内部设立列宁学习小组。小组的活动一般放在周末，到校外比较荒凉的万国公墓或者法华寺（今长宁区法华镇路、幸福路一带）附近，以聚餐的形式作掩护，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直至晚年，汪道涵还常来这里散步，对陪伴他的人深情地回忆青年时代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  

组织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

交大党支部以各种形式在校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团结教育进步学生。那时支部曾极力争取过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之子、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方心诰。汪道涵和方心诰的关系很好，两人都爱好京剧。每周日有票友来学校体育馆教戏，他俩便结伴前往。汪道涵对方心诰所学的实业管理专业很是好奇，经常去找方心诰讨教。交谈中，他常有意评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方心诰总是默默地听着。后来，因方振武在蒋介石的排挤下被迫举家流亡英国，两人才失去了联系。  

1933年5月，交大学生会改选，顾文卿、林得连、汪道涵三人通过公平竞选进入学生会。顾文卿主持学术部，林得连主持艺术部，汪道涵主持平民教育部，他们得以合法形式进一步组织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工人运动摆在首要位置，交大党支部便积极发展工人党员。汪道涵负责办理设在学校对面的平民夜校，他从学生会里取得一笔经费，买来黑板、粉笔、纸张；通过夜校教育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还发展了林娟（女）、宋一民等工人加入党组织。那时，党员们经常运用写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唤起市民的爱国思想。据汪道涵晚年回忆：每星期天的晚上，趁夜深人静，大家都要上街写标语。我们两人一组，从兴国路一直到交大，兜一个圈子。就这样，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人阶级的工作。  

由于中共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委机关和基层党支部接连遭到破坏，交大党支部骨干成员中经常有人被抽调到社会上的地下党组织中去任职，或者因参加过于暴露的活动遭到校方开除，所以交大支部组织成员变动频繁。1933年六七月间，支部书记顾文卿调任法南区委书记，林得连接任书记，电机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党员王骥任组织干事，汪道涵任宣传干事。7月暑期，汪道涵没有回家，调离交大担任抗日左翼团体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反委”）法南区党团书记。此时的汪道涵，由于家庭的经济来源断掉了，又没有经济收入，只得靠上学节余的一点钱勉强维持生计，每天吃的是阳春面（光面），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租借来的亭子间里，也曾一度住进设在衡山饭店附近的“反委”机关。当时，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在上海活动，经常对单身的年轻学生进行盯梢。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政治环境更是极其恶劣，汪道涵始终保持着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参与组织反帝爱国运动，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多做工作。担任“反委”法南区党团书记期间，按照中共江苏省委统一部署，他参与筹划组织八一示威游行活动，与沪中区委的一位同志在外滩接头联络。游行活动当天，他出任法南区方面的指挥。由于事先计划周密，且与沪中区委配合默契，此次示威游行活动顺利进行。后来，汪道涵又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参与组织欢迎反战反法西斯联盟的进步人士——法国巴比赛、英国工党领导人马莱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瓦扬古久列等人来上海的活动，他直接参加组织了在马当路举行的欢迎巴比赛大会和在杨浦区某码头举行的欢迎马莱、瓦扬古久列大会。10月，马莱和瓦扬古久列离开上海之际，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法国领事馆前举行欢送会，他参加了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指挥部的内勤工作。  

不幸被捕，离开交大

1933年11月底，汪道涵在交大附近的台斯德郎路（今广元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路口不幸遭密探逮捕，他先被带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徐家汇分局，后又被转到南市区分局。审讯中，密探提到曾经在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见到过他。原来，那时他由组织安排，曾在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做群众工作。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在法租界有公开的办事机关，也多次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根据这一背景，他既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未承认是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的成员；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到有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这么个机构，才顺便进去看看。一个多星期以后，他又被转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丙号房内。其间多次受审讯，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爱国青年的身份；国民党当局也没有抓住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任何证据。1934年1月，汪道涵经父亲保释出狱，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  

汪道涵晚年时常说自己是“新四军的一员老兵”，交通大学正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通过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他锻炼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汪道涵离开学校后不久，就离开家乡进入了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苏皖等地区的县长、行署专员、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财办主任、财经部部长等职务，直到新中国成立。  

关心上海交大管理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汪道涵先后担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后，汪道涵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此后，还担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职。长期经济管理工作岗位的磨炼，使他养成了注重战略研究、前瞻思考的习惯。他善于结合社会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研究课题，从学术和理论的高度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及时提出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对策。  

1985年1月15日，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会见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李卓敏博士（左），商谈上海交通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上海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班

作为一名学者型领导者，汪道涵非常关心母校的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交通大学的管理学科，肇端于1918年开办的铁路管理科，1928年成立管理学院，直至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交大管理学院停办。1984年6月，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上海交大经教育部批准，重新恢复建立管理学院。是年，上海交大和香港中文大学计划联合办班，培养管理专业急需的高端人才，并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报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对此表示赞同，立即批复学校“原则上应予支持，具体仍请经委与交大商洽，并协助之”。5月至9月，由上海交大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协助，举办了第一期上海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班（S.M.D.）。这个班的开办有几个新颖之处：学习内容新，基本以介绍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为主；学习形式新，四个月的学习周期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上海听课、香港实习；任课教师新，除一部分交大管理专业教师外，还邀请了许多国外、香港地区的教师来沪授课。在第一期培训班的毕业典礼上，汪道涵会见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李卓敏博士时表示“这个班要继续办下去”。他还一再关照参加办学的同志，招收的学员不能局限于上海，要考虑整个长江三角洲，华东各省都要给名额，要顾全大局。在汪道涵的关心支持下，学校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上海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班5期；从1986年起，双方又合办上海旅馆管理培训班（T.T.T.）4期，共培养学员736名。如今，学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管理骨干，还有人担任着省市领导职务，对上海乃至于华东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些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中，汪老功不可没。  

1988年9月，汪道涵被聘任为上海交大管理学科教授。在此前后，他数次来校，为师生们讲授《当前城市经济问题》、《关于企业管理》等经济管理类学术报告，明确提出要树立现代管理理念，注重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养。他对管理专业的师生们寄予殷切希望：“搞管理的人要增强市场观念、技术观念和财务观念，希望管理学院的同学既要重视书本知识，掌握基础理论，又要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9月，汪道涵出任上海交大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并来校主持召开了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1994年10月，管理学院新成立会计财务系，汪道涵又应邀担任了该系董事会名誉理事长。汪老一生中最喜读书，他只要遇有经济管理类好书，总要留心为管理学院介绍，有时还亲自把他手中唯一的书籍送给学院，以发挥专业书的最大效用。至今，管理学院的图书阅览室中，还保存有汪老当年赠阅的书籍。  

支持交大建设闵行新校区

1988年10月5日，汪道涵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留园奠基典礼，左为留园捐赠者盛毓度夫人盛彭菊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高等教育事业面临着迅速崛起的机遇，而此时的上海交大，徐汇校园面积太小，办学空间难以拓展，学校领导已经开始认识到扩展校园面积的重要性。汪道涵从上海市总体规划布局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对交大新校园提出“选址在闵行新区”的建议。经过反复的调研和论证，1983年9月，汪道涵亲自主持市长办公会议，专题审议交大闵行校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朱宗葆、李肇基、刘振元、倪天增和市政府顾问杨恺，还有市内有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大家对征地、拆迁、基本建设、经费等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具体地讨论。汪道涵在会议总结时说，对交大的闵行校区建设“要通盘规划，分期投资，总的来说要支持你们”。市政府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市长办公会议通报》。与此同时，教育部正式批准上海交大建设闵行新校区，1984年国务院还将学校建设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7亿元。上海市政府也向学校下拨建设投资483万元，还投资3320万元用于新校区周边的道路、供排水、电力、煤气、通讯等市政配套工程，并将有些配套工程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重点工程。此后，汪道涵还多次召开工作会议，或亲自来校视察，帮助解决闵行校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汪老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于1987年正式启用，新任市长江泽民亲自出席了开学典礼。  

闵行校区的建设，使上海交大的办学水平和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为交大在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热心母校教育事业发展

汪道涵在任职上海市领导期间关心着学校，从上海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工作。据学校老领导、老师们回忆，无论是向汪老请示有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还是有困难请他协助解决；无论是有重大活动请汪老出席，还是有重要的外宾请他出面接待，只要有可能，他决不推托，并且竭尽全力协助学校把事情做好。当年的一些老教授说：汪市长身上，一点也没有当官的架子。20世纪80年代初，汪道涵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预见到电子资讯技术和生物科学的发展前景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深远影响，多次提醒学校党政领导重视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建设，最终促成了上海交大重点建设电子信息和生命技术两个学科。他还先后应邀担任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上海交大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名誉主任等职，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情。  

1994年11月11日，汪道涵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并出席成立大会

汪道涵十分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关注学生健康成长。为了弘扬传统、激励后学，他多次为学校题词作序。1986年，他为母校90周年校庆题词：“桃李满天下”。1987年，他为企业管理培训班毕业题词：“学习、实践，做社会主义企业家”。2000年，他又为坐落在闵行校区的雕塑题写“饮水思源”四个大字，表达了自己的爱校情怀。汪道涵还为交大出版的多部书籍作序。1996年3月，他为《上海交通大学志》作序，序中写道：“我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读于此，学习生活，终身难忘。母校编志征我作序，使我思绪万千。母校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她治学严谨、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2002年12月，《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汪道涵亦为此书作序，其中言曰，“通过记载杰出校友的求学道路和人生经历，使他们的业绩和精神成为学校丰富的人文资源，教育熏陶世代学子。进而总结出上海交大百年办学经验和特色，提炼出交大的价值、文化和传统，为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基础”。2005年2月，汪道涵又欣然为汇集交大历史上24位英烈传记的《青青犹在》一书作序，他激情赞誉“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不但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而且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还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汪老为交大留下的这么多文字，既可看出一位离校多年的校友对于母校的眷恋之情，又表现为一位资深学者对于国家著名大学所寄托的殷切希望。  

2005年12月1日，我与上海交大的几位领导前往瑞金医院看望病中的汪老。谈话中，他仍在关心国家的改革大业和母校的发展。他对我们说，交大从清末盛宣怀开办至今已经110年了，交大的发展历史反映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在，国家的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可是，这些都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改革是一个长过程，不管怎么样，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汪老还说，母校有发展，我很高兴，希望交大有更大的发展。他还介绍我们读一读《美国教育史》，清晰地告诉秘书说“它就在书橱的第三格”。汪老指着这本书说，“要了解他们的发展，这对我们有好处。”  

汪道涵博学睿智，平易谦和，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他的治学风格和学者风范成为中华学人的典范。汪道涵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到他的晚年，一直与上海交大发生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这些历史往事都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全体交大人为有汪道涵这样的老学长而自豪与骄傲；全体交大人也将不负汪老对母校的期望，为早日把上海交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奋发努力。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 王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