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百年树人]邓三瑞：无处不在的机遇[图]
[ 编者按 ] 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邓三瑞 ，1929年生，湖南宁远人，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1949年考入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51年由交大保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1953年毕业于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造船系，同年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9年主持我国第一艘实验潜艇的设计与研制。1964年出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体顾问，参与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方案论证及设计工作。1970年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教授，1980任副院长，1983年至1987年任院长，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黑龙江省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1984年应聘为联合国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成员。1990年代承担我国第一台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2006年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授予终身荣誉教授称号。编著《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译著《运筹学原理与运用》等。
在访谈中，邓三瑞回顾了在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求学经历，保送上大连海校的经过，讲述了一生从事潜艇、核潜艇研制，参加联合国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的事迹，以及晚年以摄影、书法自娱的情况。
口述 ：邓三瑞
采访： 欧七斤、孙琦、贾非、盖晓娜
时间： 2012年6月27日
地点 ：哈尔滨工程大学邓三瑞寓所
记录 ：盖晓娜
编者： 欧七斤
不是交大人，先入交大门
我于1929年生于北京，老家是湖南宁远。中学在南京上的，读的是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当时中国比较知名的高中之一。原本来说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可惜当时恰逢国共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所以生活上、学习上都很不安定。高中时期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他同时教我们高等代数、几何、三角三门课，讲课很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每次讲完新知识会，给我们重新梳理一遍，总结各门课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各种问题的异同点，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教学思想让我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
我高中毕业后，还没投考交大，不算交大人，就已经跨进交大校门，住进了学生宿舍。那是1949年，刚好是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南京、上海刚刚解放。上海一解放，我就从南京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有位1948年考进造船系的学生孙宁宝，我们家里跟他很熟悉。我就来交大宿舍里找他，他说那里还有空床位，可以暂时住一住，其他同学没有意见，我也就先住下了。记得宿舍叫老南院，是一个像天井一样的二层楼，很破旧，好像是清朝年间造的房子，现在早拆了，建成了一座很高的浩然高科技大厦。我来的时候也就带了几件随身衣服，最大的一件行李就是一顶蚊帐，是我从地摊上买来的美国军用蚊帐，质量很好，透气通风。这顶蚊帐对我来说很管用，因为那个时候是热天，蚊虫很多，有了它就可以睡个安心觉。这样，我对部分暑假没有回家的交大同学，都很熟悉，我先认识了他们，而不是自己班级的那些同学。所以说，我还不是交大人，就已经入了交大门。
我在交大校园内复习迎考，先是报考了交大。那时候还没有统考，各个大学自主招生，清华也到上海招生，我也去考了。到后来发榜，交大、清华都录取我了。加上我在南京读的是中大附中，毕业成绩又好，就被保送到中央大学，这样我可以选读三个大学，都是名牌大学。中央大学我不想去，因为他们的校长曾经是蒋介石，政治色彩太浓。交大在政治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又不愿意留在上海，想要去北京。当时很多学生希望到北方去，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新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方，当时这种思想也灌输到我耳朵里。想好后，我就跟我姐姐说要到北京上清华大学。结果她却说：“你懂得什么，不要走，哪里都不要去，就去交大。”
姐姐比我大18岁，本是我堂姐，但是她从小就过继到我们家里来，加上我自幼父母双亡，就靠这个姐姐带大的，所以她说话我要听的。
交大造船系水平全国最高
由于我姐姐的坚持，我就真正进入了交大。还记得我的学号是83519。这些个代号，后来我听同学们说，8是代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3代表工学院，5代表专业系别，就是造船系，19才是我的编号。同班同学有30多人，最小的一位是郑明，进交大的时候就16岁，我是19岁。不久前，郑明还来过我家里看我，他住在北京，活动能力很强，人是退休了，可是还很忙的。他在中国造船学会里任职，对中国古代帆船研究很有兴趣，来我家的时候送给我这方面的书。造船系学生也不多，上一班有很多人我都熟悉。张寿在当时是风云人物，是上海学联的主席，学生界的领袖，很能干，很有威望。后来当过交大的党委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他如今已经不在了，他也来过我们哈军工。
我读交大时候的校长是吴有训，是建国后交大的第一任校长。其实，我读中大附中的时候，中大校长也是吴有训，但当时他不在国内，据说是蒋介石要抓他，他借口去了美洲。吴有训在交大大礼堂——文治堂还做过演讲，讲到他绕道欧洲，回到新中国的经历，我们都去听了。这其中他讲了一件事情，说他到欧洲演讲，有人要求他用中文演讲，说从来没听过中国话什么样子。他就讲了几句。他一讲完，下面就说“very music”。我们坐在下面哄堂大笑，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其实是笑他说话的声音。他说话声音非常尖，听起来很怪异，所以我们忍不住哄堂大笑了。
当时交大工学院最强，但轮不到造船系，最强的是电机、机械、土木这些老牌专业。造船专业是交大在重庆九龙坡时首先成立的，在国内资格算最老，水平最高。后来同济也成立造船系。但是国内造船，原来就局限于做做川江船，就是内河的航船。抗战爆发后，局势变化很大，主营川江船的民生公司很受影响。所以，造船工业实际上在解放前是得不到发展的，真正发展还是在解放以后。造船工业不发展，造船教育也当然受到影响。交大造船系除了几个船舶结构的模型外，没有什么实验设备，其他学校也都没有。日本战败投降后，涉及到对我国进行战后赔款，交大就乘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告，要求日本赔偿船舶拖曳（towing tank）水池装备，在交大建立水池试验室。后来国民政府放弃对日要求赔偿的权利，水池试验室没有建成，这引起交大师生非常大的反感。后来交大想利用体育馆游泳池做船舶的拖曳实验，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造船系教师不多，最有名的是系主任叶在馥先生，是全国造船界的泰斗。还有一个郭锡汾先生，他跟我们说：“叶先生搞船，我搞机，船机配合，一条船就可以造出来了。”他在美国当了三年的描图员（tracer）,描过潜艇的图纸，他上课喜欢讲英语，在黑板上就写过两个汉字，画图的“图”和计算的“算”。这也是他很喜欢说的一句话，说造船就是一个是图，一个是算，就这两件事。我想他说的差不多是真的。还有辛一心先生，是当时交大有名的教授，不过我没上过他的课。交大有名的课，据说是电机系的电动力学，英文叫electrodynamics，是很高深的，我没读过，估计也就是马克斯维尔方程这类内容。机械系也有机动力学，现在没有人这么叫了，都是辛一心先生来教，算是交大顶尖的课程了。
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学校里面还没有苏联专家。1952年以前，交大和全国其他的学校都是老一套，原来学的英美课本还是英美课本。到1952年院系调整，就全面学习苏联了，把综合大学变成只有文理，工科独立，分得很细，这样其实有很多问题。后来我国造船走学习苏联这条路，早期基本上是交大的辛一心先生搞的，可惜他去世得早。后期是顾懋祥先生在搞，我听过他讲的课。1953年，顾懋祥老师被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哈军工。交大、哈军工，还有大连海校，这几家造船专业算是全国领头的。
保送上了大连海校
因为朝鲜战争，我没有读完交大就走了。1950年下半年战争爆发后，我国决定抗美援朝，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我和同班同学陈楚决定要投笔从戎，就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名参军。当时报名的还有许多别的爱国学生。后来这个事情发展为我党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简称“参干”。交大作为学校，保送了大批大学生进入军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保送委员会。1951年上半年，我们这些参干学生有的直接保送进了军校，像我们同班同学陆福祥；我不是直接进军校的，先是被分到海军修造部，还有郑明也到了这个部，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
由于海军修造部是个机关，部里又把我派到上海江南造船所（那时候还不叫江南造船厂），让我到那里学习电焊和放样。我住在江南造船所的工人宿舍，有空闲的时候还回交大去看一看。有一次，海军修造部部长来所里面，听说有几个大学生在实习，就来看了看。看好之后当时没说什么，隔了一阵子就把我们调到大连海校去了，继续学造船。大连海校正式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现在发展为海军工程大学）。当时校长是肖劲光，副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将军。这所大连海校，是当时全国军事造船最好的地方，使用的是前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海校的老师很多是交大人，他们一方面是调来的几位交大老师，另一方面是从参干的交大学生当中择优选上的。实际上，他们先是做学生，向苏联专家学习，然后再来教学生，就是走上了学习苏联这条路。我觉得海校的条件在当时来讲，全国再没有比它高的地方了。
我在海校那个班的学员，除了北京来了两个外，其他都是来自上海。上海来的除了同济的，多是交大的，我们班上就有5人。我们都是保送来的，保送这个名词很有意思，我觉得保送生都是勤奋努力的，也包括我在内吧。后来我们上了军校后，交大还以保送委员会的名义写信鼓励我们。这些信件前几年我都送给交大档案馆保存了。这样，我原来是中大的保送生，怎么都不肯去中大，结果上了交大，又被交大保送走了。我在的交大那一班，本来应该是四年毕业，结果三年就毕业了。提前毕业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的，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人才，1949年入学的学生，与1948年入学的学生同时毕业。结果，我拿的文凭是交大1952年毕业证书，海校是1953年毕业的，两张文凭相隔一年，至今我都保存着。
1953年6月，我通过国家考试准备毕业了，但却拖了半年才毕业分配。原因是那年国庆节检阅，海军有个方队规定由海校组成。海校当时学生很少，就把即将要毕业的学生也包括在里面，留校操练，准备参加国庆检阅。结果，因为我个子矮小，还是没能参加国庆阅兵仪式。不过，个子太高的也不要，头尾都不要，这样就能保持队伍齐整。参加检阅的学生派到北京集训，我们就没事干了，海校就派了名干部，领着我们这些高高矮矮的同学到处旅游。我们南下到了杭州，北上去了哈尔滨，记得中秋节就在哈尔滨过的。国庆过了以后，海校还不放我们毕业，还要我们给学校再做点贡献，零七八碎的事情做了很多。这样一直拖到了十二月份才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当助教。
毕业的事情还是没完。哈军工的专家，我们称他们为苏联顾问，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青年助教都没有做过毕业设计，就提出来要补做。这些苏联专家，基本上是捷尔任斯基海军学校的那一套做法，重视毕业设计。要做毕业设计，首先要做实习，一般是到工厂、舰队去。当时苏联把几条驱逐舰、中型潜艇和小型潜艇卖给中国，放在旅顺，所以我们到舰队去实习就有条件了。但是，做毕业设计还得要有人指导，这个条件没有。既然哈军工的苏联顾问认为要补，我们就希望让他们来指导。当时哈军工苏联顾问还没那么多，做不了这个事情，他们就跟海校的专家商量合起来做，决定把需要做毕业设计的老师集中起来，到大连海校去，由海校的苏联专家指导做毕业设计。结果，我们又去海校做了半年实习，补做毕业设计的哈军工老师有三个，海校有三四个。
我的毕业设计是跟潜艇有关，第一个以潜艇为内容做毕业设计的，就我一个。这都不是我个人选择的，而是偶然因素凑起来的，并不是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都是一些机遇。毕业设计作为大学教学过程里面的一环，本是平淡无奇的事情，但是对于新中国来讲是个新鲜事。现在是不成问题了，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学生的毕业设计做得太水，应付差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大学都有这个问题。
水滴形潜艇往事
说起我参加我国第一艘试验潜艇设计的经历，去年《兵器杂志》记者林儒生来采访过我，后来他们把我说的情况登了出来，你们可以参考。那是1958年初，我在哈军工海军系当老师，正准备到苏联留学，一边在置装，一边在学习俄语。我英语还可以，俄语水平比较差的，口语更不好。我提出申请不学俄语，但是学校却为我找了一个俄罗斯老太太，考察我的会话能力。我结结巴巴对付了半天，满以为老太太会说不行，我也就有理由不去留学了。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热衷 ，主要是我所在的教研室人手太紧，连带应届毕业生到舰队实习的老师都缺少。令人意外的是，俄国老太太却说我的口语还马马虎虎，这么一来，我只好继续做出国准备。
有一天，海军系专科主任冯捷来到单身宿舍，把正在午休的我推醒，急切地说：“海军有任务，你来主抓，出国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一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表示组织很信任我，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宝贵的，用陈赓院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看得起兄弟！”陈院长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本意是自谦。我当时是哈军工海军系舰艇设计教研室主任，上尉军衔，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能接受这样一个任务自然也是深感自豪。美国于1956年率先搞成了“大青花鱼”水滴形潜艇，是当时最先进的，但这种艇型的各种性能究竟怎么样，我国一点也不知道。在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海军下达了一项无法做到的任务，就是设计建造一种近海鱼雷攻击小型潜艇，性能上要是最先进的，叫我来主持这件事情。这个项目的代号叫着032，03是根据中苏两国1953年签定的“六四协定”中潜艇引进的代号，032就是03型潜艇的另一个型号，而032-1则是032潜艇的试验艇。
我们是先从试验艇开始做的。我们组织了一支队伍，里面有哈军工的人，有交大老师，有大连海校老师，也有江南造船厂的人。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主持这个项目最合适，这几个单位我都呆过，对谁也不亲也不疏，这点其他人都不如我。我们这批人来到上海衡山路10号，离交大很近，就是现在的中船重工704所，开始了潜艇的设计。
当时我在哈军工指导舰艇设计第二期学员4个组进行毕业设计，其中第4组搞的就是水滴形的。做好设计草图后，我就到北京向海军报喜去了。当时全国工农商学兵到处都在“放卫星”、“报喜”。海军司令部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代表海军听取了我关于032设计的汇报，会上也作了一些布置。汇报休息期间，我们俩都到卫生间，他“恶狠狠”地对我讲：“邓三瑞，你太幼稚了！”听了薛部长的指责，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在汇报中讲的032根本“不靠谱”！但那是在大跃进时代，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笼罩在极左思潮之中，谁不吹牛，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过，薛部长虽然在会下批评我，但在会上并不说出来，这是在保护我。
我进京之后，我的同事俞鸿森教授就开始带着毕业班夜以继日地搞了一个水滴形的小试验艇，也就是032-1艇，长约14米，高约4米，没有柴油机，采用蓄电池带动电动机和螺旋桨驱动，艇上只有操控潜艇升降运动的装置和供放置测试仪器的空间。
由于江南造船厂的大力支持，032-1试验潜艇在1958年11月底就造成了，拉到旅顺口附近试验。为什么在上海造的潜艇不在东海而要到旅顺试验呢？因为那里海域最深处不过70多米，一旦出了事还可以救，更主要的是当时我军唯一的潜艇部队驻在旅顺，有方便条件。具体试验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留在江南厂搞那个“不靠谱”的032了。
我说032“不靠谱”，是有充分根据的。当时要求这型潜艇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恰恰就是这些诞生于“大跃进”中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成果最不靠谱。蓄电池是潜艇重要的动力源，当时鼓励使用银锌蓄电池。这种电池轻便，是很不错的，只是价格昂贵，好在当时“放卫星”是不计成本的。但是银锌蓄电池质量实在太差，根本无法上艇，结果全部报废。电动机同样是潜艇上主要部件，没有它潜艇就寸步难行。电动机在运转中会产生高热量，如不及时降温，极容易烧毁电动机。当时一般都采用强制空气冷却，但效率不高。“放卫星”的电动机厂声称研制成功双水内冷电动机，但直到1960年032下马，我也没有看见那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动机。
柴油机是潜艇的“心脏”。某造船厂柴油机车间声称研制出了三角形柴油机，它的气缸对顶配置，这样就有6个气缸，输出功率自然成倍增长，理论上讲是没错，外国也有试制成功的，但当时我国做出来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其他部件如潜望镜、离合器等等，没有一样合格的。按照设计程序，潜艇设计要经过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这三大步，缺一不可。由于没有合格的零部件，我们连初步设计也搞不下去，每天都望眼欲穿地等着合格零件的到来，那日子可真难熬啊！
由于困难太多，032实在搞不下去了，海军于1959年12月底决定暂停032项目，后来成为七院副院长的于笑虹找到我征求意见，我很坦然地说，停就停了吧！凡事都有双重性，032及032-1虽然无果而终，但还是有一些重要收获的。首先，由于032设计机构人员的组成运作及后来的调动安排，直接促成了七院及几个专业潜艇研究单位和单位里潜艇研制专业的诞生。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专业的潜艇设计单位，后来成立的七院及交通大学的有关专业人才很多都是搞032的人。其二，通过032-1的试验，证明了水滴形良好的水上水下操纵性，为我国的攻击性核潜艇选用水滴形潜艇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三，失败是成功之母，通过我国第一次独立研制032失败的教训，彻底打消了那种狂热的唯心主义、凭空想像的研制思路，从那时起，我国的潜艇研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今天无论是常规潜艇还是核潜艇都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回顾这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仍然可以看到当年032人奉献的身影。
我不过是占了点先机
随着“大跃进”的结束，我们那个小潜艇032-1，海军也就说不搞了。我也算是解放了，就又回到了哈军工教书带学生。那个时候招生人数少，不像现在招生很多，我们也忙不过来，于是就让学生三五个组成小组，完成一个科研项目。1959年，我作为总体设计顾问，参与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方案论证及设计工作。这艘潜艇造成了，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序列。
我们做潜艇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之下，六十年代就开始走上正路了，中央成立几个研究院，像海军是七院，701、702、703、704等等，导弹是五院，开始做实验设备和理论研究。1962年，在制定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我是潜艇发展方面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当我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潜艇技术方面敌强我弱时，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指责我“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最后，还是薛宗华副部长一句“邓三瑞讲的是事实”为我解了围。总之，他是我从心里真正佩服的一位好领导，他“看得起我这个兄弟”。
但是后来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间还搞起了备战备荒。文化大革命中还要把潜艇厂、江南厂弄到涪陵的一些山凹里面，大搞三线建设。1975年，六机部为了调查三线厂对于造船人才的需求，由设有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学校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哈船工的我和上海交大吴善勤负责，分几个组造访了长江沿岸的几个三线船厂。这些厂虽然沿江，但除了下水船台只能在水边外，其他厂房都建在山上。山洞里是一个个车间，洞与洞之间有几里甚至几十里距离，有的还要翻过山头。这些厂准备建造的都是海上作战的舰艇。结果问题就来了，且不说山沟里造船成本太高，花了很多冤枉钱，就是潜艇造好了之后，也下不了水，不能下水是笑话。潜艇造了，要不要试航？就是能下水又有什么用？涪陵距离下游海洋几千里路，这些船怎么样能够航行到海上去呢！万一打仗的时候，是敌方阻止你出海，还是让你出海，在海里等着你？研究军史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有个教训，德国人造潜艇很快，英美等协约国要去轰炸，后来有人说轰炸是愚蠢的，你等他造好了，人员配备齐了，消灭有生力量，连人一起打。这样极浅显的常识性问题，在建厂时难道就没有人想到吗？还是想是想到了，但在一切崇上唯上的思想指导下不敢说？这些疑问在当时的氛围下也只能放在心里。果然，“文革”结束，三线船厂全部报废或移作他用，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1984年，我应聘参加联合国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当时联合国考虑到各国海军大搞军备竞赛，海洋里变得非常危险，几百条核潜艇带着导弹跑，有的还带着核武器。联合国要做一些研究性工作，对一些国际重大事情要做一些技术性准备，说白了就是请一些人写稿子，于是就成立了专家组来写调查研究报告，希望各国减缓或停止海军军备竞赛。我是这里面的一个成员，参加写稿子了。这份报告共同商量、分工负责。我撰写的那部分报告背景材料少，比较难做。所以后来有关人士评价还不错，对我的意见还比较看重。稿子后来经联合国审批后，发给各国政府，来讨论军备竞赛的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讲道理能够解决得了的，只能悬在那里。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美国反对，当时就不签字，到现在也还没有签字。现在因为又要跟中国闹南海的事情，美国有舆论说应该签字，这我们管不了。《海洋法》的事情在八十年代告一段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赞成，公开签字，签字国多了，美国反对也没用。所以《海洋法》是要摆脱美国霸权影响的一件事情。
九十年代初，我承担了我国第一台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1995年时我已经60多岁，希望我未做完的事有人去做，也是时候该找个接班人了。凭我的观察，我觉得将未竟的事交给徐玉如比较放心，他非常勤奋，能团结人，有带领一个团队的组织能力，有很强的综合协调和沟通能力。果然，徐玉如做得很好，后来他被推举为院士，智能水下机器人在他的掌舵下不断向前发展，成功申请并创建了“水下智能机器人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这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第二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对此，我觉得很安慰。
“中国潜艇之父”的赞誉只是别人给的，我不认同。我不过是在这个领域占了点先机，叫个先驱者还可以。我觉得自己学术水平谈不上“高”，只是做成的几件事情都是占先的，属于机遇垂青的人。这些事情也不是个人的，都是偶然机遇凑起来的，是一个个团队做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都是一些机遇。
晚年玩起了 “ 巴迪洞”
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大自然的万千变化让我着迷。古人说得好：“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年轻时有很多爱好，但忙于工作，到晚年才得到了发挥。到了晚年，我就放下手中的研究，让自己的身心回归自然，成为了一名摄影、书法爱好者。但这些不过是晚年自娱自乐的小情趣，都是“巴迪洞”。“巴迪洞”就是法语小情趣的意思，当年徐悲鸿有个朋友，喜欢绘画。一天，这个朋友正在沉湎技巧的练习，徐悲鸿走过来看了看，说了声“巴迪洞”。
刚退下来的时候，我主要搞摄影，跑了些地方，拍摄了一些照片。摄影的话，要找好那个点，或要高或要低，都要找准，还要有一套比较好的摄影器材。最近《参考消息》有个报道，说现在新发明一种照相机，像素是10亿，相机像床头柜那么大，过几年可以缩小四分之一，像素说不定还可以扩大。实际上，真正懂照相机的人是那些搞天文望远镜的研究人员。这几年岁数大了，跑不动了，摄像少了，换成了练习书法。
我没有去书法学会学习，是自己在家里面写。70岁以后我才开始写字的，最初习作小楷，是为了克服手抖的毛病。我每天写一张宣纸，大楷一百多字，雷打不动，天天写，这样已经写了十三年了。抄写的内容有《道德经》、碑帖、古诗词之类。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我学习小楷十余年，在行书百遍的过程中逐渐对道家哲学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因此与道家哲学结缘。关于人生观，我基本同意张中行先生在《顺生论》中提到的观点：“顺生”，一切顺其自然。物欲的满足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不必也不可强求。一个人内心充实要比物质丰富而内心空虚强大得多。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