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百年树人]董世汤：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图]

[ 编者按 ] 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董世汤， 1931年生，浙江嵊县人。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历任第702研究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总工程师、所长等职，1995年底退休后被聘为该所技术顾问。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二、三届成员，前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委员、水动力学专业组组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长期从事船舶推进器研究，为我国开创和发展船舶推进器理论研究、理论设计和水动力预报体系，螺旋桨激振力，面元法，新型叶剖面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至1960年主持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艘大型双翼水翼艇。6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空泡流理论研究。近十年来，致力于现代测试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并做出贡献，在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领导建立了三维激光测速系统（LDV），粒子成像测速系统（PIV），倡议建造大型变压循环水槽。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5项。著有《船舶螺旋桨理论》、《船舶螺旋桨理论与应用》、《船舶推进器水动力学》。198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采访中，董世汤深情回顾了在交大求学的点滴记忆以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恩师，并详细介绍了自己主持建造我国第一艘“水翼艇”的经过。  

口述 ：董世汤

采访 ：欧七斤、胡端、孙琦

时间 ：2012年11月8日

地点 ：上海董世汤寓所

记录 ：孙琦

编者 ：孙琦

报考交大的故事

我高中就读于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杭高），这个学校是当时东南地区“四大名中”之一（其它三所分别是上海中学，扬州中学，苏州中学）。杭高毕业的人，绝大部分学生的目标是北大、清华、交大，读工科的特别想考清华和交大。这也我当时的志愿。  

我高中毕业是1949年，那时刚刚解放，各方面都没上轨道，由于大学不是统考，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考试。我们觉得在杭州等不是办法，同学们就相互约好到上海等。当时，枫泾的几座铁路桥梁在国民党撤退时被炸毁，尚未修复，我们从杭州乘火车到枫泾，然后乘船一个通宵到松江，其实是在拖轮拖的驳船上席地而坐。再在松江乘火车到上海西站，整整花了一天半时间。我们进交大一打听，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交大杭高的校友会，校友说现在招考情况不明，建议我们自己找个空的教室先住着。我们就在老上院三楼找了一个教室，买了捻螺丝的圈和锁，蓆子在地上一摊，两个人合用一张蓆，教室里面有课桌当架子，把绳子一拉，挂起了帐子，就这样住下来了。  

我们住在交大，每天都可以去图书馆复习功课，差不多一个月多后，开始有消息了。第一个就是大连工学院，我报考这个学校主要想先练练兵。上海当时是实行统考，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招考通知说专业可以填志愿，学校不填志愿，统一分配。我考造船系，有一段很妙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读造船系，从初中开始一直立志要报考电机工程，交大电机工程、机械工程是最出名的。那么怎么办呢？大家就商量，选个只有交大有的专业，进交大一年后再申请转系。我是按照这个逻辑来选专业的，根本不知道造船系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要读交大。

实际上，大家把情况搞错了，造船系同济大学也有，真正只有交大有的是轮机工程系。我在上海考了三个学校：大连工学院、清华、交大，回去再考了浙大，后来4个学校都考上了。我考虑过上清华。那时广州还没解放，解放军还在向南推进，国民党一直散布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老百姓受此影响，猜想将来很可能长江以北是共产党，依靠苏联;以南是国民党，依靠美国，分而治之。我父亲是水利工程师，很崇拜交大，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灌输交大。他当时跟我讲，清华、交大都很好，你可以自己选。但是有一点，万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在北京就与家隔绝了，要逃难就往苏联逃。这一想就有点可怕，还是选择交大吧。宣布录取以后，上面又说学校可以填志愿了，我们到上海来体检，然后填志愿。填造船系的人，可以填交大与同济。实际上，当时来讲考生总是首选交大，因此考分稍高的进了交大。进交大造船系大概40个人，同济也是40个。  

求学在交大

我进交大之后，闹了一段时间情绪，写信给父亲发牢骚。当时新生参观工程馆（那时称恭绰馆）的底楼，其中一半是电机系的实验设备，另一半是机械系的，而造船系在二楼只有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模型展览室，两个一比真是天差地别。我觉得如果我转系没转成，要在这么一个可怜的系读下去，那我就没前途了。我父亲就给我讲，中国海岸线那么长，将来中国造船肯定要发展的，造船不会没前途的。  

开学第一年上普通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其中语文、英文不一定要读，看考试成绩而定。这一年，我在图书馆看到很多国外原版的造船方面的杂志，里面很多照片，船上的舱室很漂亮，即使一个货轮，船员的房间都很好，客轮更是非常豪华。逐渐地我对造船有好感了，觉得做一位这种船舶的总设计师该多有意义啊！因此，一年后，我就不想转系了。当时同学中有的转系了,有的在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去了,大概走了一半。毕业的时候我们专业只有19个人。我从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专心致志读造船了。  

我记得进交大的时候，伙食费是一个月10块钱，吃大块肉的时候不多，经常是菜中混一点点肉片或炒蛋。那时校外一些老百姓，在我们中饭、晚饭的时候，在食堂外摆小台子，卖大块红烧肉、酱蛋或豆腐干什么的，你自己拿钱买。那时候，学生也不可能每餐去买，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一个礼拜买几次是可能的。交大学生富裕的也有，但都是诚心要读书的。这种上海富家子弟，家庭教育好的，不是纨绔子弟。穷的是农村来的，每个月付10块钱的饭费都有困难。这些学生就申请助学金，学校把饭钱免了，还给点补助。  

交大名气很大，学生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做家庭教师。那时候全国所有大学校徽都是三角形的，交大也是。交大的校徽是全国大学中尺寸最小的，但我们挂着交大的校徽出去，还蛮神气的样子，很骄傲。很多学生去中学贴个小小的布告，愿意做家庭教师，说明交通大学几年级，哪一个系，绝大部分都能找到。我有一个同学，杭高过来的，解放后他家庭很困难，他就一个人做五份家教，不但自己生活能够负担过来，而且还接济家里。他晚上教书，功课同时也要拿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他教的一个女学生成为了他的妻子。  

我的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我不做家教。有些申请助学金的同学觉得不自由，因为同学常常会盯着他。做家教不同，谁也管不了他，因此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做家教。不过，到1952年我们快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所有大学全部变成国家给钱，连饭钱也由国家付。这之前我们要自己付学费，一个学期16块钱，包括讲义的费用，当然，讲义不是每门课都有，是作补充教材用的。  

我们进交大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教学改革，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按照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来的。书全是英文的，原版买不起，上海有个“龙门书局”，卖英文翻版书籍，但也很贵。所以，交大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会由学生会组织一二天，学生将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生活用品、旧书，还有学习工具，如制图仪器、计算尺、三角板等。在交大史穆烈士墓边上还有个交大服务社，一个私人老板开的，里面有书籍、文具用品、生活用品，有小吃和零食;老板提前了解到下学期有些什么课，故已向龙门书局进了书，这里没有的书，你可以跟他讲，他可以从龙门书店进。  

上海有个圣约翰大学，是私立大学，功课还是比较好的，但学费很贵。上这个学校的都是有钱人。有一次，我们学校和圣约翰大学开联欢会，大家混在一起，你马上可以挑出哪几个是圣约翰的，哪几个是交大的。他们女同学，要么穿旗袍，要么穿西式服装，非常摩登；男同学流行要么穿毛料长衫加毛料西装裤，要就是一套毛料西装。交大学生穿着就比较乱了，一看档次就比较低。  

我们交大娱乐活动还挺多的，有话剧组、京剧组、歌咏组、舞蹈组、钢琴组。钢琴是学校出钱租来的，在工程馆及其它几个教育楼中的一些小房间中，每间放一台钢琴，因为练琴只可以一人一间。钢琴组好多人呢，就排一个表格，几点到几点轮到你了，就可以去琴房练琴,一次一小时。请了个老师，也是交大的，教我们起步怎么弹。学生均不需付任何费用。我也去学过，但后来也没坚持，中途而废了。每个学期话剧组还有演出。体育在交大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变为必修科，体育成绩不通过，必须留级，放到了一票否决的地位。本来我是不行的，后来苦练，成绩上升了，跑100米从16秒几一直升到13秒几，跳高也搞上去了。  

交大的基础打得好，对我一生是非常重要的。1952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我们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国家突然下达通知，凡是1953、1954届毕业的大学生，一律提前一年毕业，因为国家急需人才。但是在读的那个学期不放暑假，延长到九月份，四年级重要的一些课程就提前教掉，分配在九月份以后。我们毕业设计就也没时间做了。  

学校里的政治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以前，交大是地地道道的教授治校。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影响很大。每个人都要搞思想改造运动，检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我们的样板是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她的报告说，她对自己所掌握知识的认识有三个阶段。开始时认为她的知识是自已得来的，要卖给人民，这该给钱；后来觉得不应该这样，知识应该贡献给人民；但最后认识到献给人民还是高了，其实是欠了人民债的，知识应该要还给人民。我们都按照这个模板来检查，对自己的知识、世界观怎么看，还要检查自已有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每人在小组会上做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做典型报告。  

在思想改造运动时要期中考试，学生会怕影响运动，想让教授推迟考试。我们有两门课希望推迟考试，一门是曹鹤荪教的《振动力学》，一门是王公衡教的《船舶推进》。当时我们班委会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分别找这两位教授，希望他们同意推迟考试。结果我遭到那位教授一顿狠狠的批评，到了面红耳赤拍台子的地步，因为交大教授历来严格治学，从未迂到过学生竟然要求推迟考试。另一位同学得悉我的结果后就不敢去找另一位教授了。因此都未获批准，还是照常考试，所以那时教授治校还是蛮厉害的。不过思想改造运动也涉及到教授，不单单是学生，但对教师搞得不算太厉害，釆取自愿原则，愿意接受运动的受表扬。至少我们学生从来没去批判或批评过老师，他们教授以正面教育为主，自愿原则。  

我们九月要统一分配，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动员，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已经搞过，大家知道要听党的话，但是我们班上还是有好多位同学不愿意服从分配，想留在上海工作。当时我们造船系毕业后的去向是上海和大连。在上海可能是留校当助教，或者是进船舶局及造船厂。去大连是进中苏造船公司，那时苏联已是我们崇拜的国家，我一听到中苏合办的中苏造船公司，所以坚决要求到大连去。反过来，好多同学因为各种原因要留在上海。所以要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想留上海的，要求他做好去大连的准备，想去大连的，要求做好留上海的准备。虽然想留上海的最后确实也留在了上海，但表态的时候不能这么说，一定要有去大连的思想准备，服从统一分配。最后每个人签名表态，每个毕业班都向党委保证我们班百分之百地服从分配。当时轮机和造船已经放在一起了，尽管我们年级已经表示百分之百服从分配，但轮机系班上有一同学始终不肯签名，所以我们造船系的喜报贴不出去，等在那里。到后来，大概是跟他摊牌了，你服从也得这样，不服从也得这样，最后还是签名了。凭良心说，那时候共产党威信是很高的，我们拥护共产党是真正出自内心的。那时候党员确实是很好，他们吃苦在先，不搞特殊，关心群众，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都很谦虚、很客气，不是官架子很重的，每个党员均做出榜样;群众有了什么困难或发生什问题，首先想到的会去找班上的党员谈心，党、团组织马上会关心，出主意，尽可能地提供邦助。  

那时候我们政治课是上大课，在文治堂大礼堂，全校每周六一个上午。讲课的是黄逸峰，他是华东交通部部长，讲得非常好，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红军反围剿开始，到全国解放。但是他后来出事了。就是一个学生批评他，说他打击报复，官僚主义，把他反下去了。所以说那时候共产党是很严格的。  

交大名师

我们造船系內的教师只开造船专业的课，数理化…等都是靠外系。我们每学期就去系办公室打听下学期有什么课？再去打听那些系的名教授在下学期要为他本系开这些课？然后要求系办公室去爭取把我们这门课搭到该系一起上。如我们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听水利系的徐芝纶教的，振动力学听航空系曹鶴荪教授的，都是学生说服系办公室去争取来的。这为我们打好力学基础起了关键作用。教授里面，我印象最最好的，讲课最精彩的三位教授是徐芝纶、曹鹤荪和辛一心教授。  

徐芝纶教授教我们《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教得非常好。他上课的时候，挾着一本书进教室，讲桌上一放也不打开，就写黑板，他什么都不看，一堂课讲完以后，要指定习题了才打开书，这本书就是派这个用场的。他的概念讲得非常清楚，讲话很简练，所以他的考试，你笔记复习复习就基本可以了，很省力。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讲得很简单，他总是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当时我们学校每门课均是这样的，在黑板上板书全是英文，教科书和讲义全是英文，考卷全是英文，习题全是英文，教师口头讲的就是中文加英文。所有的专业词汇以及技术术语全用英文讲，譬如讲加减乘除都不用中文讲，比如讲：A plus B equal to C.不讲A加B等于C。但解释概念的时候，是中文混英文。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专业名词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我们机械制图，画工程图，都是用英制，而不是用公尺画图，图上所有注解及文字一律要写英文。  

曹鹤荪教授是航空系的，教我们《振动力学》。他讲课概念很清楚，他吸收新东西很快。我们读他的振动力学的时候大概是三年级，那时已经开始学苏联了，他把苏联的东西也吸收进来了。他本身是留学意大利的，英文也很好，到后来俄文都会，懂七国文字，很了不起。他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我父亲（董开章）曾在这所中学教过数学、物理。后来该校出100周年校刊，我才知道原来曹鹤荪教授中学时是我父亲学生，校刊内有他回忆我父亲的文章。  

辛一心讲得也是极好的，黑板上写笔记非常完整，像在写讲义，至今我还保留着他讲课抄的笔记本。我们船舶原理的基础就是他给打好的。他要讲2年，包括静力学、阻力、强度、推进、操纵性、摇摆都有。他很忙，别的课都是8点上课，他的课7点。因为他主要工作在船舶工业局，他是总工程师、技术处处长。一下课，他拿着皮包，汽车等在下面，就上班去了。  

当时交大名教授非常多，他们都是留学回来，很多声望也很高。比如造船系的叶在馥教授，他是我们中国到英国留学的元老辈人物，比辛一心老师还高一辈。他做船舶设计是非常有经验的，特别是搞川江轮，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专家，但他的教书就不敢恭维了。交大的教授，说真的，声望都很高，很多在工程界的地位也很高，但讲课讲得好的，像辛一心、徐芝纶、曹鹤荪这样的，比例并不高。有一位大教授，教我们《船舶结构》，上课照着书念，学生很不适应，一本近300多页的书，照他念则一个学期课程结束还教不了1/3。最后调往船舶工业局当顾问。他的课由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年青讲师顾懋祥老师接手，顾老师讲此课很好，概念都很清楚，还带我们到船上去参观，看实际的船是什么样子。一看就懂了，印象蛮深。  

那时候学生看到教授都是很威严的，不太敢随便找他们聊天，跟助教还可以。助教就是刚刚毕业的，他们一般改改习题和考卷，还要给我们上辅导课，答疑。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边学边教，答不上来也有的。那批大教授带出一大批好的教师，真的是名师出高徒。如后来工程力学，理论力学的名教授吴镇，那时就为徐芝纶教授当助教。  

恩师辛一心

毕业的时候我如愿分配到大连，但检查身体时发现有肺结核，医生说我不能参加工作，得休养，这对我打击很大。后来同学陈楚他们帮我向大连船厂报到，准备等我病好以后就过去。按医生的说法，大概休养半年就可以了。半年以后，医生说大有好转，但是要先半天工作，我写信到大连，那边说不要只能半天工作的人。陈楚他们是党员，他又是我班分配去大连的总领队，与工厂打交道，他们又与分配在上海船舶局的同班同学总领队，杨宏典(党员)商量，让我作为大连中苏造船厂派到上海实习的，半天工作，可恢复到全天工作后再回去，双方交道打通了。  

这样我就到在上海的属于中央重工业部下的船舶工业管理局去了，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个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同学。刚开始我们是到江南造船厂去实习，但因为他们不能给实习生提供宿舍，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由于船舶局认为我们不是他们的职工，只是大连厂派来实习的，故要去那一部门由我们自已挑，真是病号的坏事成了好事。我们后来进了设计处，到辛一心老师那里报到，他很客气，他听我们讲完情况后，他连说好好好，欢迎欢迎。当时我们奇怪，在交大时见到辛老师，他是很威严的，现在怎么这样客气。后来听说他是英国派，在学校是师生关系，毕业后看作同事关系，但我沒考证过。  

船舶局本来的技术处是搞船舶设计的，后来改为船舶产品设计处，再后到了1961年归属到国防科委后改名为708所。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57年年底。我是1953年到船舶产品设计处的,不知在1955年前的什么时候，大连船厂主动地把我关系转到船舶产品设计处了，属于这里的编制了。  

在辛一心的领导下的船舶产品设计处，技术人员业务上进步很快，我们自己都感觉到一年一个样。刚进去的时候，让我们做大学学过的一些计算工作，一点点升上去，做复杂的计算，后来做技术难度高的绘制线形图、总布置图之类的，这帶有设计性的了。当时我们在主任设计师领导下做这个工作。慢慢成熟以后，主任设计师也放手了，比如说一条新的船来了，线型到底怎么定，总布置如何布置,让我们自己去找参考资料，然后提出方案，主任设计师把关。这样慢慢一步步上去，很锻炼人的。当时船舶产品设计处分总体组、结构组、轮机组，舾装组，…等。我在总体组，是要管船的总体性能、总体布置，船体线型及推进器设计等，一个船的任务首先从总体组开始。到了1955年，已经在主任工程师的指导下，让我担仼300吨油轮的总设计师任务了。  

1951年以前，中国没有仼何可做船舶性能试验的设备，故没有做科研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解放前，辛一心、杨俊生、叶在馥等前辈联名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日本打败了，去把日本三菱的一套实验设备拿过来作为赔偿，我们只要造个水池，设备装上去就有了最必要的基本试验设备，船模拖曳水池了,但当时政府根本不理睬。我们在交大读书的时候，船模试验都是只在课本上读读，听老师讲讲原理。到1951年，辛一心他们向政府建议造一个船模试验池。当时国家经济力量很薄弱，就批准在上海高雄路造一个小的船模试验池，只有70米长。这个试验所于1951年由辛一心主持筹备，到1953年建成我国第一个船模试验池，成立船模试验所，辛一心先生是所长，方文均先生是副所长。从此开始我国才真正开始了船舶科学研究事业，故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到1957年的时候要扩大，成立研究所，更名为船舶科学研究所，实验设备也更多了。  

辛一心先生很注重图书资料，无论702所和708所图书馆里面很多好书都是他那时去国外买来的。船模试验所成立的时候，也买了很多世界著名学会的年刊。举个例子来讲，英国皇家造船学会的年刊，从187几年第一卷开始,几个造船学会如美国造船学会、苏格兰造船学会的年刊都从第一辑开始的。不止这些，英国自然科学的London Society，从一八五几年开始，上海图书馆也没有我们这里全。那个时候是去旧书商那里买这些书，几乎是当“古董”买来的，价格很贵。这些书现在还在702所（前身就是船模试验所）。  

毕业以后的漫长的工作年代，仅仅靠交大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那时造船系是面向工程，培养对象将来是到工厂去，所以机械原理、电机工程、焊接，…都要学，但是力学、数学的基础学习并不深，如果要搞研究工作，包括将来在大学教书，那是很不够的。  

辛一心教授是我的恩师。船舶产品设计处的时候，我和辛老师有很多机会在图书馆见到，常向他请教和讨论一些问题。他很关心我的兴趣爱好理论问题，关心我在做什么。后来他主动按排我和几个同事去复旦大学旁听数学物理方法，其实就是数学。我想我们做船舶设计的，问他去学数学有什么用呢？他说：“董世汤，你不知道，你将来要搞研究的话，数学是必须要搞好的，数学通了以后，一通百通。”辛一心为什么很突出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数学基础很好，他在英国读了2年硕士后，特地到皇家海军学院再读了2年，这里数学和力学的基础很强。就这点来讲，当时国内造船界只有他一个人。当时我对螺旋桨很有兴趣，但涉及到流体力学的深层次问题的时候，要用到流体力学与数学，就感觉到好多问题看不懂文献。他一讲，我就知道，是我数学不通。所以我们4个人到复旦大学去听课，我一共听了三个学期，数学物理方法主要讲复变函数、特数函数、还有一些数理方程。后来再听微分方程、积分方程。我的数学基础是这个时候打好的，实际上还是不够，但有了这些基础，后面再碰到数学问题，就有基础去自学了。这一步，辛一心老师对我一身所从事的事业影响极大也极为关键。  

1957年的时候辛先生把我调到船舶科学研究所去了，报到的时候选了船舶推进器，进了推进科。刚好那时辛先生要到英国去，临走之前，他很忙，我也没机会见到他。等他回来已经生癌症，住进华东医院。再见到他时，就是在为他守灵的时候了，使我非常悲痛。辛一心在我们造船界及学生心中，威信很高。1957年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5岁。我进交大的时候他只有38岁，但那时他在我国造船界已经非常权威了。  

难忘的工作经历

工作历程中，在我心目中佔有重要回忆的有几件事。其中一个是建造长江水翼艇。1958年“大跃进”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叫“放卫星”，意思就是搞尖端的东西。是党的号召,故我们造船界也想放。一次团小组开会，说我们要“放卫星”，放什么呢？那时代水翼艇是国际船舶科技的尖端技术之一，我们提出造一条跑长江的水翼艇。因为我是设计室来的，团小组就推我做总负责。我们团员组织了一个4人班子，我技术总负责，一个搞船体，一个搞结构，还有一个搞动力。但是我们一无所有，搞船首先要有主机，我们需要重量轻、马力大的高速柴油机，但我们国内没有，只有海军的鱼雷快艇有，是从苏联进口的。  

那时候我们想得很天真，向所里反映，希望海军调配一台高速柴油机给我们。所里想得也很简单，就写了封介绍信给芜湖造船厂（建造鱼雷快艇的船厂），介绍信很简单，大意这么写的，“兹介绍：董世汤、黄泽炎同志来厂联系，请求调拔M50高速柴油机一台”。没想到我们去后，他们回答得也很简单，这是苏联进口的，专为海军用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碰一鼻子灰回来了。所里对这件事也很重视，认为还是要搞，就打报告给船舶工业管理局，那时已在北京,船舶局因为船舶工业要“放卫星”,对这个也感兴趣，说这个“卫星”要放。因为柴油机都控制在主管各造船厂的船舶局手里，所以它下令调拨给我们一台新的。这下子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  

当然还有另外问题，船的材料因为要轻，不能像传统的船用钢板做，而是要全部用鋁合金。那时国内铝合金很稀有，要国家特殊批准。鋁合金只能像飞机一样，用铆钉铆接。国内从未造过鋁合金的船，造这样大的鋁合金船必须要和工厂合作，约定将来这个船在芜湖造船厂造，详细的施工设计我们派人去与工厂一起做。工厂也想“放卫星”，故也很积极。  

水翼艇是整个船体升出水面，只有两个水翼（翅膀）在水底下，由“翅膀”产生升力把船托起来。和飞机原理相似，不到一定的高速是升力不够，升不起来的。但它有它的特殊问题，特别是在起飞时穩性很差，再迂到波浪怎么办？搞不好船会翻掉。所以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够足夠安全地“起飞”，这是可乘60旅客的实用艇。  

在我们研究设计工作开始后不久，长江航运局也想“放卫星”，总工程师亲自来访，提出他们要这条船，一切建造费由他们出资(但不负責科研费)。我只提出一个要求，这是国内第一艘水翼艇，研制此艇具有科研性质，建造完成后要为我们提供一个月做实艇科学试验的时间和必要条件。长航局同意，但要求乘客改为40人，把后客舱改为吃茶点的休息舱。水翼艇必须重量轻，故船上的椅子要很轻。我就到龙华飞机场去看飞机椅子是怎么样的，借了个样子，然后找个厂，要他们仿造。我们设计的经済航速是63公里每小时，基本上达到当时火车高速时的速度，一般鉄路段可能不到60公里时速。除赛艇和魚雷快艇外如民用客船开到跟火车速度差不多，这在当时是很惊奇的，而且它开起来不兴波浪。  

我们1958年年底提出倡议，1960年1月份已经下水试航了，从设计到结束，就一年多的时间。当时在研究设计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起飞一关过不了，阻力太大。我们为了这个是日日夜夜的想,不断改水翼方案和做模型试验，把铺盖都搬到办公室里去了。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通宵做实验，一个接一个，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抱着希望进试验水池，灰溜溜地出来。在“大跃进”期间，生活很困难，吃饭都成问题，伙食是很差劲的，但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没有发牢骚，没有人埋怨，事业心很强，一心拼搏。  

后来从模型试验结果看问题解决了，但因试验水池小，船模只能做1米长，试验速度低，用专业词彙讲是“尺度效应”会有多大？心里没有底。我们不放心，因此就做了一个7米长的，能够2个人坐上去的自航模型艇，拿到青浦的河道去试验，发现糟了。船像一个醉汉,大幅摇晃，这下完了，可实艇已经等着要开工了。实际上，按照科研程序，要各方面弄好才可以施工，但“大跃进”的时候不按照科研程序走，我们是一面做实验，一面已准备施工，放样都放了。但我们有一条底线严格把关，沒有达得到有把握的试验结果决不开工，宁愿顶着期限的种种压力。那时刚好海军给我们研究所一个任务，因为这个任务，水池测试速度必须提高，要不然没法做。所里因此下决心提高最大试验速度，达到每秒6米。这样一来，我们的船模就可以由1米加大到2米，这2米的船模一做，不稳定性，摇摆现象全显示出来了，水翼方案必须重新来。  

所好起飞的阻力用大船模试出来的数据没有那么高，所以阻力矛盾下降了，但稳性问题突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研究设计水翼方案。再到7米的模型上一做，好了，稳定了。这样以后，就决定可以施工了。最后在实船试航过程中，也有点波折，飞不起来，但不是设计问题，是主机操作上没把排气系统检查好。虽然一场虚惊，但那一、二天我们承受的压力之大真难以言表。1961年元月之初，第一次飞起来，是在长江上划水飞行。参与试航的，岸上观察的,一致欢呼，我真是激动得流眼泪了。这次经历应该算我经历中最激动的一次。  

成功以后，我们的船到上海来表演了三、四天，招待上海的领导，造船界、工厂、设计部门来乘座。在黄浦江表演的时候，上海副市长刘述周及市科委领导也去乘过这个船。我们还到过南京、武汉表演，当时评价很高。按约定，我们在吴淞口做了一个多月实艇科学试验，包括快速性，翼航及起飞时的橫穩性，耐波性及操纵横，还测量了船体结构的各部位应力情况。应该说包含的面相当完整，不过那时的测量手段还较落后，不能与今相比了。  

因为水翼艇是在芜湖造船厂造，而长航分局在上海，我们隶属于船舶局，交船时船舶局程望局长来芜湖，亲自乘水翼艇从芜湖开往上海将水翼艇交给长航局。我们就从芜湖早上出发，到上海吃中饭。在黄浦江畔受到长航局的欢迎和祝贺。因为绕吴淞口弯进黄浦江，这走的距离比火车距离长得多。坐轮船要过一天一晚才能到。“大跃进”的时候，反对个人名利，不写论文，最后上海市在一个表彰大会上表彰了我们，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奖励之类了。  

我工作中第二件比较大的事是有关螺旋桨的设计。我是国内第一个开始搞螺旋桨理论设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国家海军要造一条鱼雷，要求自己设计，自己造，而且必须要噪声低。因为这是一条声自导鱼雷,是用敌舰噪声来追踪目标，去打击敌人。如果鱼雷的螺旋桨噪声高，这样就咬自己尾巴去了。所以，推进器噪声必须要低于一定指标才行。当时我们国家即使是一般对转螺旋桨也从来没有设计过，也没有现成的图谱资料可以借用，只有依靠理论计算方法，当时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主办。  

鱼雷的总体所是705所，推进器全部交给我们702所。当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理论用到该推进器设计上去，那时候我们702所虽然号称是上海第二家有计算机的，但计算速度1秒钟只有300次，而且没有计算机语言，全部要人工用机器语言编程序，我们做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计算按步骤表格化，手工算，用计算尺或电动计算机算，几个设计方案，小组内一人化一个星期算一个，把对转螺旋桨方案设计出来。但必须经过模型试验验证后才敢用。搞的过程中试验条件都没有，我们还要搞试验设备，将小仪器拼起来，再自已设计了一套附加装置解决试验测量问题。现在来讲，这种试验手段是看不上眼的。最后经过实雷考验，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并用到定型产品上，代号叫“鱼6”。这个过程大概花了三多年时间，我去授命的时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搞完的时候快到1970年  

当老师的体会

从历史上来讲，交大对我们国家造船事业、海军建设培养人才贡献是很大的，但现在却变了。交大造船系本科生，研究生出来，很多都不搞造船。而702所已经很长时间难得有个交大造船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进来。现在似乎讲事业，讲科研条件是打动不了人心的，工资多少，房子有无，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讲，1995年以前，我们的学生，不管大学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程度都是很好的，但是之后就不好讲了，现在的学生的基础水平是大大下降。交大六十年代是最好的时候，有船舶流体力学专业、船舶结构力学专业、船舶设计专业，本科生毕业后马上就可以上手做研究工作。  

1981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我开始带研究生，前几届招来的研究生均非常优秀，一直到1993年进来的研究生还是基础比较好。思考、钻研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我作为导师亦感到称心滿意。但这之后毕业的本科生来读研究生，就我接触到的来说，数学和力学基础明显下降，即使是硕士生或博士生均达不到应有的水平。了解下来，过去学的不少数学、力学基础课，现在不学了，因此跟不上研究工作的需要，导师还不得不为其补些基础课内容，但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效果是差的，一是不系统教授，二是导师也非基础课专业教师。我国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本科生，“文革”后到90年代初之前毕业的本科生是基础好的，尤其是“文革”前60年代五年制及“文革”后在80年代毕业的本科生。那时我总是自豪地说，中国本科生的数学与力学基础绝对压倒美国和台湾的本科生。在美国的台湾学生也对我说过，这方面比不过大陆去的学生。可是现在呢,实在使我们老一代人感到非常忧虑。坦率地说，我现在接触到的一些硕士生或博士生，数学、力学基础还比不上那个年代的本科生。我第一批带了两个研究生，读完硕士再读博士时，我推荐他们去国外进修，刚开始和国外教授谈此事时，对方说第一年不能提供经済支持，要根据他们第一年的表现，到第二年再给助学金。但对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看到他们发表论文及回答问题的表现后，就改变主意说愿意第一年就开始提供助学金了，他们都做得很出色。当时那两个学生没有见过国际会议的样子，我就帮他们彩排，告诉他们怎样注意礼节、服装。我说我是爱才如命，这个才不是钱财的财，优秀的学生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师生感情很好，至今有不少学生，有的已在国外工作，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尤似亲人。  

我现在还在702所开课，讲螺旋桨理论。我板书写不好，就用PPT，但这样效果不及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的效果好。缺点在哪里呢？一张张放幻灯片，一步步写推导过程没了，而在黑板上现场写的过程中，思维也是跟着走的，所以PPT效果没有板书好。虽然我概念可以讲得很清楚,但写板书真是一门艺术，我不能与大学老师相比了。我1995年算是正式退休，但是现在还在做顾问，受年龄限制，我已不正式带研究生了，不过还在帮着带，卷入得很深。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