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钟伟成：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钟伟成（1898～1986），江苏江都人。管理教育家。1915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8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伊利诺大学商学学士，再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研修管理学。1922年回国，先后担任交通部秘书、暨南大学教授等。自1929年起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院院长。建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吴大学第一副校长等。专长铁路材料管理、企业管理，著有《铁路材料管理学》、《工商管理》等。  

留美学管理

钟伟成，少时名钟世杰，1898年2月25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省江都县红桥镇。父亲系清末举人；母亲姓段，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戚。钟伟成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一妹。钟家原本家境富裕，有不少房产和田地，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家。不过在钟伟成10岁左右的时候，其父外出时因所乘船只翻入江中而被淹死，从此家道中落。后又连遭江水泛滥等灾害，家中房产、田地尽被淹没，财产俱损。  

民国初年，在家乡接受过初等教育的钟伟成被姨父张东甫接到上海居住。张东甫的父辈是清末淮军首领李鸿章的表兄弟，著有军功，后退出军界，做起了盐商买卖。张东甫主掌家务后，又在南京购置大量房产，开设当铺、药店，民国年间南京最有名气的张泰和堂药店便是张家的产业。因时局混乱，张东甫和兄弟分家后，带着大量财产迁往上海，在公共租界做起了寓公。他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先后将三个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钟伟成和张家女儿张仲仪自幼定亲，张东甫自然对这位未来女婿的教育十分投入。1915年钟伟成被送入圣约翰大学中学部学习。1916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大学部学习，并正式把“钟世杰”改为“钟伟成”。1917年又转学南京金陵大学大学部。1919年，在张东甫的资助下，钟伟成远赴美国留学，入伊利诺大学学习管理与经济。1921年获伊利诺大学商学学士后，再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研修管理学。  

1922年1月，钟伟成学成归国，与张仲仪在上海完婚。这一年他24岁，可谓学业有成，新婚燕尔，双喜临门。经留学期间同学叶公超的介绍，他进入交通部工作。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时任交通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系一度能够左右北洋政坛的重要派别“交通系”的大员之一。叶恭绰很赏识钟伟成的学识，便留其在身边担任英文秘书。1922年4月底，叶恭绰被迫离职流亡国外。8月，钟伟成也离开交通部，经东南大学郭秉文介绍，担任该校附属上海商学院教员。1924年底，叶恭绰重掌交通部，重新启用旧属，钟伟成调回交通部再任秘书职。在交通部两次任职期间，与同在交通部任职的郑洪年、茅以升、淩鸿勋、刘景山、钟锷、张子羽等人过往密切。  

1926年，叶恭绰再次被挤出交通部，钟伟成也随之退出交通部，赴刘景山主持的青岛胶济铁路，担任会计处助理员，不久升任会计处处长。1926年9月，经郑洪年介绍，受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担任经济银行等学科的教学。1927年冬，参与美国在华金融机构——上海统一银公司的筹备工作。自1928年年初，先后调任平汉铁路、京奉铁路局，担任会计处处长。回国后的七八年内，钟伟成长期在交通、实业、教育部门任职，漂泊不定。然而，这对于他以后在交通大学办理管理教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创建交大管理学院

1929年9月，钟伟成受聘担任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自此，他结束了回国后频繁更换工作的状况，投身教育，除1947年7月至1949年6月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外，长期在交大担任教职，一直到1951年8月任东吴大学第一副校长，前后共达20年之久。说起钟伟成应聘来交大的原委，又是和叶恭绰等人有关。原来，当时交通大学刚从交通部划归新设铁道部管辖，部长孙科兼任校长，实际主持校务的是以铁道部次长身份兼任副校长的黎照寰。1929年6月黎到任后，即在校务、人事、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引起少数院系主任的不满，其中以铁道管理学院院长徐佩琨的意见最大。不久，徐佩琨被铁道部调离交大，派往东北考察路政，院长一职由黎照寰暂代。在叶恭绰、郑洪年、茅以升的举荐下，孙科、黎照寰聘任钟伟成继任铁道管理学院院长。  

交大创办管理学科的历史较长，中间迭经变化，但专业仅限于铁路交通方面。早在1918年3月便设置铁路管理科，1927年7月扩充为交通管理科，1928年9月升格为交通管理学院。11月，铁道部接管交大后，更院名为铁道管理学院，分设车务、财务两个管理门。  

钟伟成接任院长之时，正逢铁道部大力整理和扩充交通大学，主持校务的黎照寰（1929~1942年任校长）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具有与管理学科密切相关教育背景的黎照寰，在交大上任后一直重视和支持管理学科的发展，而来自实业界对管理科学及其教育的呼声也推动着交大管理学科的发展。1930年5月，工商部长孔祥熙发起成立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不久，孔祥熙又主持成立科学管理研究会，倡导科学管理方法与运用。黎照寰、钟伟成应邀出席研究会的成立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盛赞交大管理学院“植才至要”，并要求力予扩充。受此鼓舞，黎、钟两人决意大力扩充铁道管理学院。钟伟成草拟铁道管理学院改组扩充大纲，他从实业建设与学理两个方面阐述了改组扩充的必要性。在事业建设中，“铁道营业为社会经济组织之一，其业务之盛衰与政治、财政及实业各项之进退，实辅车相依。而管理既为专门技术，必须应用科学方法，又不仅限于铁道业务为然也”，又兼之“现在国家统一，建设方殷，凡百事业，均应振兴，管理人才之需要，自多非亟谋所以培养之不可”。在学理上，科学管理方法“为近代事业上与学术上之一大贡献，在欧美、日本早经研究推行”，发展实业，富强国家，“科学管理方法必须实行”，而管理人才“确尚有待于大学之专办”。鉴于此，钟伟成要求将铁道管理学院改称“科学管理学院”，先设立铁道、工业、财务、公务管理4科（相当于系），同时请求相应增加预算经费及图书设备。1931年1月28日，学校正式向铁道部转呈改组扩充大纲。2月5日，铁道部准予扩充，院名径称“管理学院”。  

1931年9月，管理学院正式扩建成立，钟伟成仍任院长，并任“铁路材料管理”、“银行学”等课程的教学。管理学院除原有铁道管理科外，添设实业管理、财务管理、公务管理三科，涉及工业、会计、行政等领域，突破历来专为主辖部门培养人才的局限。抗战前，管理学院每年招生额在45～65人之间。为办好培养“一切管理人才”的管理学院，钟伟成采取广揽名师、增设实验图书、改善课程设置、注重实习参观、倡导学术研究等多项措施。比如延揽名师方面，在他刚上任的1929年，全院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助教14人，他就任后，不断聘任国内素有名望、学有专长的教员，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杨荫溥、李炳华，会计专家俞希稷、安绍芸、蒋士麒，铁路运输学家沈奏廷，外交专家夏晋麟，等等。至1936年，全院有教授6人，副教授10人，讲师、助教21人。37名教师中，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有9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有12位，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再如，增设实验图书方面，1930年增建车务电报，1934年增建车务、统计、会计三个实验室。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到抗战前夕，管理学院师资雄厚，设施良善，制度健全，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毕业学生深受交通、金融、行政、工业等社会各界欢迎。抗战前的管理学院被校友们称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校长黎照寰曾说：“本校管理学院的创办，无论在中国，在亚洲，都属创举。”外界人士也称之为“我国科学管理人才养成的唯一之地”。管理学院在国际上也较有声誉，美国最具盛名工商管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院长R·约翰造访交大后，对管理学院颇有好感，于1933年2月致书黎照寰校长，欢迎介绍交大学生前往该院就读。  

1937年抗战爆发，交大（沪校）迁入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后在重庆设立分校（渝校）。沪校管理学院仍能保持战前特色与水平。渝校也逐步恢复运输、财务、工业三个管理系。抗战胜利，渝校复员上海，管理学院于1946年重组，钟伟成再任院长。建国初期的管理学院设有运输、财务、电信、航业四系，在1950年到1951年局部院系调整中，管理学院撤销，钟伟成调任东吴大学。  

从民国初年专为主管单位训练单一的管理专才，发展到为国家建设多个领域培养管理专才，老交大管理学院办理得独具特色而且富有成效。从1918年建立管理学科到1951年撤销，办学长达34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管理学院。毕业学生共1425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毕业或肄业学生有：原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原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董寅初、翻译家屠岸、语言学家许国璋、外交官刘山、历史学家戴逸、艺术家卢燕、著名记者金凤、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会计专家龚清浩、运输学家沈奏廷、管理教育专家张震、上海工商学院首任院长丁忱，还有交大学生运动领袖周盼吾，烈士穆汉祥、杨世恺、汪廷豫，等等。在管理学院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担任院长长达20年之久的钟伟成以百折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应时适变，精心育才，为交大形成理、工、管结合的办学特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早期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成就，也为我国管理科学教育积累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倡导管理教育

钟伟成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笃信管理科学是振兴国家经济、提高政府效率的利器。他认为，管理科学方法效用极为显著，“施之于工商业，则生产之效率增加，成本减少；施之于劳工，则工作之能率增加，劳资之纠纷减少；推而至于施行于一切组织，均纲举目张，事无不举”。20世纪初以来，欧美、日本各国在工商业、行政组织及一切领域中推行科学管理，生产激增，行政高效；同时管理学术和教育正方兴未艾，管理科学被称为又一次工业革命。然而，他反观我国新兴工业的管理，“实在谈不上什么科学管理，最坏的现象，就是把家庭制度搬到工厂中去，好像一个工厂专为供养亲戚朋友而开的一样”。两相对照，他认为，我国经济落后，除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这个外因以外，“则管理的落伍所不能不负一大部分的责任”。作为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体验过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钟伟成痛感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局面，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实业不振，政治不良。要振兴中国实业，“于利用机械之中，同时必须采用管理科学，双管齐下，急起直追，然后方能达到迎头赶上的目的”。要改良政治，创造最高效率的政府，必须“参照国情，积极采用欧美行政管理学的精华”。有鉴于此，他疾呼在我国工业、交通、商业、行政等各个领域实施科学管理；全国工商界以及一切社会企业都需要研究管理科学，职位愈高愈需要；全国大学各学院均应将管理科学列为必修科之一，教育部门应当多办几所训练管理人才的学校，以供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管理学刚刚登陆中国不久，在实际运用和学术研究方面未能得到重视，很多人对其不甚了解，甚至还存有误解，认为管理仅为常识而非科学，无需列入教育学科，就是教育部对交大管理学院也存有偏见。早在1934年10月，教育部以不合部令为由，指令交大更改院系名称，其中管理学院改为国内大学中普遍设立的商学院。按教育部1929年颁行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设置学院应分文、理、工、商、农、医、法、师范八大门类，管理学院当属另类，全国绝无仅有。交大当时隶属铁道部，对更改令未加理会。1937年8月，教育部主辖交大后再令更名。黎照寰校长上呈“教员意见书”，“申诉本校不宜改名，管理学院不宜改商学院”，反对更改院名。当中“管理学院不宜改商学院”与上年钟伟成发表的《辟误解‘管理’者》大体一致，可以认为是钟伟成代表管理学院的呈文。他在文中详述了管理学院不能更改的理由，认为管理学院与商学院性质相异。商学是从私人立场研究应付市场竞争之专门技术，只适用于商业；而管理学则从社会立场研究如何运用诸种科学原理与实验方法，以支配事业中之‘人’、‘物’、‘财’，可应用于各种事业组织。因性质差异，两者课程内容差别很大，商学院以直接或间接贸易学术为主体；管理学院以组织效能、业务统制、人事管理、成本会计等问题为主体。钟伟成认为，交大管理学院担负着全国唯一管理人才的重任，负有特殊使命，非一般商学院培养一般商业人才可比。“试将本院所设之学系、课程，与国内商学院所设学系课程相比较，可以知其不同。假使本校遵从原令，将该院改为商学院，而仍设原有各科，名实不符，得不为人讥笑耶?”最终，教育部对更名之争作出让步，令交大将科学学院改为理学院，电机、土木、机械工程学院合并成工学院，至于管理学院，听便交大自定。在钟伟成等人的坚持下，交大管理学院名称和组织维持不变，使全国唯一的高等管理教育仍旧能够延续下来。  

钟伟成在管理学院办院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上定位比较明确，1931年管理学院扩充时，他发表“告毕业同学书”，将办院宗旨说得很清楚：“管理学院名下分设四科，一为铁道管理科，所以培养铁道部自用之人才；二为工业管理科，三为财务管理科，四为公务管理科，所以供给工商实业及其他行政机关等一切管理人才。”1932年管理学院正式确定办院宗旨：“期在养成各项科学管理专门人才，以应政府及社会各界建设之需要。”其中的公务管理即行政管理，是我国高校中最早设立的专业。40年代因专业设置变化，办院宗旨稍作调整：“研究各种管理学术，培养各种管理专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在人才培养之外增加研究管理学术的内容，又因公务管理专业停办，“以应政府及社会各界建设之需”无形更为“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人才适用范围虽有所缩小，但培养各种管理专才的目标始终不变。对管理专才的培养目标，钟伟成认为不是培养办事人员，而是指挥负责人员。办事人员所需要的是办事技能，而指挥负责人员除需办事技能而外，“更须具有高深之见解与健全之决断”，是能务实耐苦、深思力行、“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管理专家，与本校培养的技术人才一起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在教学中，钟伟成主张管理学院“各科以经济学理为体，科学方法为用”的教授方针，注重“训练学生能将一切经济原理，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而不致有墨守成规之讥”，培养学生“确定学理的治事法则，去代替主观的尝试习惯”。这一教授方针在课程设置中得到贯彻。从1931年起，钟伟成陆续对课程设置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订，到1936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他认为管理学院课程“有一贯之体系，主辅相倚，轻重有别”，全院铁道、实业、财务、公务各科“皆以管理学为中心课目，而以经济、会计、统计、预算及组织等为各科共同之基本科目……一、二年级授以原理方面，三、四年级偏重应用方面”。各科的“基本科目”比较多，而本科的专门课程则较少，两者比例大致保持在2.1∶1，专门课程在全部课程中的比例更低，一般在5∶1左右。各科的交叉课程也比较多，如财政学约占全部课程的10%，国文、外文约占17%。对于这种课程设置，他解释道：“治学如造金字塔，基础务其大，上层建筑务其专，及其成也，巍然而不可摇。”重视基础课程，治学务先打牢底子的做法是老交大“基础厚”教学传统的一个典型。  

在具体实施教育方针中，钟伟成及时借鉴美国伊利诺大学管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先进管理学成果和教育经验，同时，他更注意立足本国国情，使管理学在中国能够开花结果，培养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所需之才。他认为，管理人才不仅“于工商基本学术有相当探讨，于科学管理学科更博采精研”，而且必须“明了本国之经济情形社会状况，求得合于国情之科学管理方法以实施于本国一切工商实业”。为努力使管理教育本土化，他在教学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自编教材。他主张“毋过于信任美国书籍，颇多不切中国情形，应多多注意本国事实”。1932年5月，他主持院务会议通过决议：“尽量采用本国教材，编写中文课本”，分配教师分工负责。到1936年，全院教师写成了50余本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讲义和著作，使将近一半的课程采用了自编中文教材。其中他自编教材两部：《铁路材料管理学》、《工商管理》。二是注重参观实习。他曾经对学生说:“大学教育目的固是培养人才，但仅有学识而无经验，容易犯闭户造车不能合辙的弊病，不能算是全才。”除在校内实习外，他尤其注重学生的校外参观实习，与教员定期带学生分赴工厂或路局参观实习。三是聘请专家演讲。管理学院及所属各学会经常邀请各界专家轮流到校讲学，各科四年级专设“专家演讲”课程。使学生了解有关各科的最新学理、学术动态、工作现状及各项实际问题。第一个受聘担任专家讲座的是马寅初。此外，钟伟成还重视国文、有关历史学科，如中国外交史的教学和研究。总之，钟伟成在各个教学环节努力使管理教育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培养不昧于学理、学有所用的管理人才。  

作为中国近代管理学的倡导者和管理教育的践行者，钟伟成及其管理教育思想不仅发展了老交大理、工、管结合的成功办学经验，而且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实践和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管理教育的勃兴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从事学院管理和学术研究过程中，钟伟成相继出版或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著作，涉及铁路材料管理、金融、会计等方面。除上述《铁路材料管理学》、《工商管理》外，著有《东北铁路问题之研究》（合著），主编管理学院《铁道经济论丛》（1933年）。另在《交大季刊》、《管理》、《银行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因学有所长，术有专精，1931年钟伟成当选为斐陶斐交大分会教职员会员；1932年受聘铁道部专员，担任运输委员会委员；1936年，加入中国经济学社。40年代曾任浙赣铁路局顾问、京沪路局专门委员等职务。1943年被教育部选为“部聘教授”，该项荣誉是抗战时期教育部奖励“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的教师而设，名额仅数十名，交大只有钟伟成、李熙谋两人获此殊荣；次年10月，又被教育部选为“出国休假进修教授”，与饶毓泰等9位著名教授齐赴美国考察教育学术。  

倾 心 教 育

钟伟成长期在交大任职，以管理学院为舞台，以实现其管理教育思想和培养管理人才为理想。同时，他十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教书育人，为交大的各项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  

1929年钟伟成就任管理学院院长兼教授，同时受聘为学校体育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主席，主持学校体育、出版事务的方针规划。在体育方面，他主张改善体育设施，推进普及体育运动，“不使体育馆运动场成为少数运动员而设”，每人每天至少应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在教员的严格实施下，30年代的体育普及运动逐年有所进步。据1936年统计，各级学生参加比赛者约占75%，在校际比赛中也能获得较好成绩。在出版方面成绩也较突出。各级各类出版物种类繁多，校级新闻性刊物有《交大三日刊》，学生会会刊有《交大学生》、《交大生活》等，学术期刊有《交大月刊》、《交大经济》、《交大季刊》、《管理》等；另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交大丛书”，至1936年共出5种。体育的普及运动和出版物的层出不穷，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气氛。  

战乱动荡的岁月里愈加显见钟伟成的爱国爱校情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很快将战火烧到上海。处在战区之内的交通大学，随时都会遭到日军轰炸或侵占，迁校势在必行。在迁移地点上，以钟伟成、陈石英、裘维裕等代表的大部分教职员认为战争在不断扩大，主张内迁到大后方；也有部分教职员主张遵照教育部、铁道部指令，就近迁入上海法租界内办学。随着沪淞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军队，上海沦陷在即，迁校问题日趋急迫。10月28日，交大教授会通过内迁决议，推选钟伟成、丁嗣贤两人赴南京，向教育部、铁道部争取迁校并拨给搬迁经费。  

当时京沪交通路线已断，钟、丁两人30日晚绕道出发，先到嘉兴，再转车苏州，最后搭乘伤兵车于11月2日到达南京。11月3日，钟、丁两人来到教育部，首先向王世杰部长表达交大教授会迁校云南昆明的决议。王世杰一口回绝：“本部不主张交大内迁。”钟伟成诘问：“交大与同济、暨南均在大部管辖之下，同为国立，何以一则准其内迁，一则不能？”王世杰解释同济、暨南迁校原因，详述不主张交大离沪他迁的四点理由：内迁需通盘规划、上海日后发展需要交大、内地教育条件落后、租界开课较为安全。钟伟成不为所动，称上述理由“尚属日后之顾虑”，而摆在交大面前的三个现实足以使交大的校脉中段：第一，假使上海沦陷，即使能在租界上课，师生安全恐无保障。万一日本军队入校干涉禁止上课，交大势将中断。第二，万一上海交通阻断，汇兑不通，交大经济来源告绝。第三，中日战争随时有酿成世界大战的可能，到时候上海不为战场亦成孤岛，交大难能幸存。他再次要求准予迁校。王世杰坚称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租界安全没有问题，教育经费可以按时汇到。同时也对交大内迁留有一些余地：“政府对于各地大学明年五月间有一统盘筹划，届时或者对于交大迁移内地一事再作考虑。”钟伟成仍然竭力争取：“与其在租界内仰人鼻息，听人支配，莫若早日搬往内地刻苦自强。”并要求拨款10万，专为搬迁之用。王世杰对此仍未答应。11月4日，钟伟成、丁嗣贤两人赴铁道部争取迁校，张嘉璈部长会见了他们。与教育部一样，铁道部也不同意交大内迁。  

11月5日，钟伟成、丁嗣贤两人乘长途汽车返沪，因车开出不久抛锚而折回。6日，两人包车前行，行至无锡时被败退的中国军队劝返。7日，又包车出发，准备从通州返回上海。车到中途受阻，两人滞留扬州，闻悉上海已经沦陷，遂于16日再返南京，上访教育部长王世杰，再次提出内迁请求。王世杰仍然拒不同意。钟、丁两人只得再返扬州，准备取道回校。不想此时苏州、无锡失守，扬州将失，交通发生阻碍。丁嗣贤因故返回安徽老家。12月3日，钟伟成与滞留扬州的其他回沪人员结伴而行，不料中途遇到土匪袭扰，又折回扬州。11日，再次冒险出发，历经周折，终于在16日返回已搬迁至法租界办学的交大，此时距10月30日离开上海，历时46天。  

钟伟成、丁嗣贤两教授受命于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为保全交大延续校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战乱，坚忍不拔，往返奔波；为不辱使命，他们敢于直言犯怒，据理力争。虽然他们并没有说服主管部门改变行政指令，迁校内地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但是他们一言一行体现出来的爱护交大胜于爱护自己生命的炽热情怀，和作为知识分子不亢不卑的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继承。  

正如钟伟成等人所料，身处孤岛中的交大，因交通阻绝经费汇兑发生困难，日本势力又逐渐渗透到租界内部，对教学造成严重影响。1939年秋，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上海法租界环境日益险恶，交大也早已失去内迁的可能。为应付随时被日方或日伪接收的危险，交大一度更名为私立南洋大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交大于次年8月被汪伪教育部接收，钟伟成等人的预见成为现实。教育主管部门因错误估计战争形势，未能听取交大意见，就内迁作出合理安排，使交大终被日伪势力接管，对学校造成很大的损失，给师生员工的生活和人身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迁入租界办学后，因办学经费锐减，交大教职员自1938年起薪水削减近半，钟伟成的薪水由458元减至254元。因家中人口较多，开支很大，难以养家糊口，他只得开设了一家轧球厂补贴家用，勉强维持生活。交大被接管后，他与裘维裕、钟兆琳等教授拒受伪职，愤然离校，被称为“反伪六教授”。此时，交大渝校派人来沪，要求钟伟成、裘维裕等人去渝校。钟伟成联系了部分离校师生，先分散行至合肥集中，然后历经万般艰辛，几乎徒步走到了洛阳，后在交大校友协助下辗转到了重庆，进入新设在九龙坡的交通大学总校。钟伟成离沪期间，忍受着家庭的别离，更承受着国家沦陷、学校遭难的悲痛，继续为交大渝校教学及管理专业的逐步恢复竭尽所能。  

钟伟成生性耿直，为人豪爽，重情谊，张正义，乐于助人，爱生如子。历届毕业生对钟伟成爱护学生都有忆及，其中以交大1939届李永熹的回忆最为典型：“我在校就读时，最为难忘的是钟伟成院长给我的许多帮助。1935年秋，我到注册处报到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证人问题，这在初中、高中是不需要的，思想上毫无准备。如此，我不得不去找素未谋面的、当时是管理学院院长的钟伟成老师，想不到我说明来意之后，钟院长一点架子都没有，立即随我到注册处替我填写了保证书……此后我也看到，学生碰到困难，只要提出来，钟院长几乎是有求必应。印象较深的，如七七事变之后，袁国瑞同学因家乡沦陷而致经济发生困难，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就来找我，约我一起去找了钟院长。钟院长知道当时教育部拨了一些经费对这类学生进行补助，于是很快帮助袁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从谈话中他知道我的生活也不宽裕，就替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教师工作，使我的日常生活也稍宽裕了一些。”  

民 主 斗 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钟伟成愤然指出，日本此次侵华对我国带来了“积弱之深，亘古未见”的危害。在发出“谁非华胄，能无伧感”的感慨后，和交大师生投入到抗日救国浪潮之中。1931年9月23日，他出席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救国会简章起草委员召集人。会后，他与其他两位组员根据上海市救国联合会简章，连夜拟就“交通大学救国会分会章程”，提交第二天召开的救国会交大分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接着，钟伟成又当选救国会7位执委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组主任，为交大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起和宣传做了大量工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起，日本军队将战火烧到上海。交大被迫停课，大部分师生离校，学生新宿舍——执信西斋被借作国民伤兵医院。该院为宋庆龄、何香凝亲自主持，收治数百名受伤的十九路军抗日将士。钟伟成曾带领交大部分师生到医院慰问伤员，一些学生与校工还加入了救护伤病将士的行列。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钟伟成怀着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富强中国的愿望，结束了在美国的学术考察回到国内，重新被聘为交大教授兼管理学院院长。然而，在他刚踏进上海的时候，就发现“满街美国商品，衣不蔽体的苦力都抽‘骆驼’香烟，仿佛我又飞回纽约，置身于‘中国城’中”，不由感叹中国“后门去虎，前门进狼，而且变本加厉”。  

不久，国民党政府置全国人民和平民主要求于不顾，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使全国陷入内战之中。钟伟成从学生进步斗争中看到了青年学生蕴涵着的深思和力量，他开始站到了这些学生的一边，以自己的影响支持他们。为支持运输管理系学生周盼吾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在系主任和班级长会议上为周盼吾宣传。周当选后，他又将管理学院办公室让作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场所。后来，周盼吾成为交大历次运动的学生领袖。  

1947年初，教育部为解决经费不足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甚至还盛传撤销管理学院。护校的呼声和行动像野火春风般地在全校蔓延开来。政府摧残教育的行为让钟伟成非常失望，撤销管理学院的消息更使将发展管理教育视为救国之途的他难以承受，他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支持护校运动，还说服校长吴保丰支持学生护校斗争。5月9日，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全校学生晋京请愿的决议。教育部得知消息后派督学到交大，扬言若全体学生赴京请愿，后果将难以预料。钟伟成获悉情况后，担心学生大规模的晋京请愿活动会遭到当局的无情镇压，5月13日凌晨3时，也就是在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行动的前几个小时，辗转难眠的钟伟成走进学生自治会会所，试图说服周盼吾等人改变主意。经过一小时的辩论，结果钟伟成反被学生说服，认识到青年学生的力量，他们是“正义之所在，光明之所在”，决心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的护校运动。  

当日，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冲破层层拦阻，奔赴火车站，要自行开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当请愿学生离校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宣铁吾等人聚集交大，会同交大行政主管共商对策，策划镇压行动。在场的钟伟成一面为学生辩护，一面乘机走出会场，秘密通知学生自治会留守人员，要求他们将镇压的消息通知自治会主席周盼吾。这一信息使护校主席团能够及时执行上海学委“乘胜收兵，避免镇压”的指示，在达到护校各项要求后胜利返校。5月19日，钟伟成、季文美两人受教授会委派，与胡国定、丁仰炎等15名学生代表同赴南京教育部。经过谈判，教育部正式答应交大师生的各项护校要求。  

在“五二○”运动中，便衣警察在交大校门外抓捕进步学生，白色恐怖笼罩着全校。5月27日、28日两晚，学生六七百人只得集体入住体育馆。钟伟成、季文美等教授自告奋勇在体育馆和学生一起值班守夜。他们表示：“如来抓人，叫他们先抓我们！”结果在5月30日军警入校大逮捕中，一个进步学生也没被捕走。军警撤走后，学生们群情激愤，上街举行抗议游行。钟伟成也加入学生游行队伍，大步地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在林森路（现淮海中路）口遭到军警残酷镇压，杨治福等30多名学生被打伤。钟伟成也受了伤，与学生一起血洒街头。军警闯入学校捕人和毒打学生的暴行引起教工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定和学生们一道为反迫害而斗争！钟伟成与周铭、季文美、王之卓等教授共同草拟抗议迫害学生的电文和宣言，决定实行罢教，并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舆论界的同情。这些进步行为，迫使当局最终释放了被捕学生。  

“五三○”大逮捕之后，教育部专门组织成立“交通大学整理委员会”，开除一批进步学生，解聘一些支持学生运动的左倾教授。被列入学校“左倾教授重要者名单”中有钟伟成、陈石英、郑太朴、苏挺4人，钟伟成被列在首位，“罪名”是“领导学生罢课游行”。钟伟成被解聘，并限期离开上海。离开上海后，钟先暂住南京亲友处，后到杭州担任浙赣铁路局高等顾问。离沪前，学校赠予钟伟成一年薪金，表示了对正义者的同情和理解。  

因支持学生进步运动而遭受到当局的打击后，钟伟成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离校后与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对于这一转变，解放后不久，钟伟成在《学运的回顾与前瞻》中说得比较清楚。他说：“从他们的斗争过程中，多少中年人，我们教育了自己，认清了历史，认清了道路，不再腾云驾雾，而是脚踏实地，不是徘徊歧路，而是稳步前进。三四年前的我，即是其中之一。”  

拥护新中国

194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交通大学获得新生。人们并没有忘记为交大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捍卫交大这座“民主堡垒”而横遭打击的钟伟成教授。6月16日，交大再次聘任他为教授兼管理学院院长。在他返校的时候，师生们敲锣打鼓，夹道迎接，并在新文治堂举行了欢迎仪式。7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接收交大的命令，钟伟成又被任命为交大9名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  

钟伟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充满了热爱和希望。1949年10月2日，他在《文汇报》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歌颂新中国的成立，“这不仅是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且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从此这一群百年来躺着的、蹲着的、被压迫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华人民站起来了！”他拥护政治协商制度，认为它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电火花作用，使每一个分子，全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发热发光。文中，他号召青年学生要扫除小资产阶级思想，拥护共产党领导，承担起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从事科学研究的三大任务，医治战争创伤，建设一个富强独立的新中国。  

他自己服从党的需要，为建设好新中国献计献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建设和文教事业。他认为当时我国的两大主要任务是“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和“应付帝国主义国家破坏”。要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就要利用一切条件从事生产，“不要把与外人合作看作是可怕的事情，有利于我们经济建设，有利于我们国防工业以保卫世界和平的，都应欢迎。”他的这些思考，即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还是比较合乎经济规律和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钟伟成在忙于交大教学与管理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49年8月，交大市人民代表、教授向第一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交“交通大学代表意见”六条，钟伟成列为领衔人。8月21日，参与发起上海高教联财经研究会。12月10日，交大师生筹组中苏友协支会，钟伟成等10人被推选为筹委。1950年1月8日，在市府大礼堂出席上海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会，并被推为筹委委员。1951年2月27日，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代表会议。4月，当选上海市抗美援朝会委员，之后参加上海市援朝演讲团，深入各区县演讲。12月又当选中苏友协上海分会理事。频繁的校内外活动，反映了他对党和政府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体现了他参与新中国各项建设的热情，也因此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对于新生的交通大学，钟伟成倾注了最大的希望和精力，为新交大继续贡献所能。他认为新交大可以在建设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人民服务。至于如何办好新交大，他在1949年8月9日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来校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交大必须与交通、电信机关密切联系才能办得好；课程方面应调整和需要配合；实习方面校内设备目前不能扩充，应该到铁路上去多多实习，在校内设专门讲座介绍世界经验，研究必须和实际问题结合。同年12月3日，交大召开院长、系主任座谈会，讨论课程精简和提高学习效率问题。他提出精简四条原则：简化报告，强化实验，简化教材，强调参观。实际上他主张交大应该坚持“重实践”等在历年办学中形成的教学传统。  

在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中，钟伟成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党的教育方针。1951年6月13日，交大组织院系调整委员会,钟伟成被推为委员。交大院系调整首先从管理学院开始，钟伟成担任管理学院调整小组组长，同意华东教育部的调整方案，撤销管理学院，配合所属各系的调整，并做好教职员的思想工作，使大多数师生能够服从调整，为交大1952年大规模院系调整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1951年8月下旬，交大管理学院撤销后，钟伟成被苏州东吴大学聘为第一副校长，配合原校长杨永清进行改组与接收工作。同时，钟伟成兼任华东教育部院系调整办公室副主任。1952年10月，钟伟成参加“上海十四校结束办事处”工作，参与上海教会学校的接收和调整工作。1954年，他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授。1958年退休。退休后，与妻子长期在家照顾因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文革”中钟伟成遭迫害，受尽了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钟伟成感到无比欣慰，一再嘱咐子女：心中要有家，更要有国家。晚年他卧病在床，不少交大师生前往探望，他还谈到院系调整中解散交大管理学院是我国教育的一大损失，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交大和管理学院的深厚感情。  

1986年，钟伟成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