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唐老校长的师德风范[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唐文治是交通大学创建后早期发展史上的核心人物，不仅其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出的品格作风，一朝一夕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深刻的影响。唐文治学养深厚，具儒雅风范，任职期间处处躬行实践，以身作则，身教更重于言传是他奉行的育人准则。他主张师道之本，但求实际，不务高论，时时处处予学生以师范。他强调说：“培养之道，累千万言不能罄”，关键在于“实在于行而不在于言”。他一改过去监督不住堂任事的成规，常年生活在学堂之内，以利于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教育。同时要求教师都住在校内宿舍，不得在外兼职，使其能专习致力于教学育人工作。学生如有学习疑难和生活困难，可随时往自己的办公室、教师住处求教解难。凡是要求教职员、学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提倡勤俭，自己生活简朴，粗衣布履，和学生同餐共食。学校规定教职员和学生一律着制服，唐文治同样穿制服。辛亥期间，学校召开剪发大会，他率先剪去辫子，师生则一呼而百应。民国初年，学校经费窘迫万分，学校决定教职员暂时减薪，以共度难关，唐文治带头减薪一半。后经费恢复，他仍然坚持减半支薪。唐文治克己奉公，率先垂范的品行对学生的成长、学风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榜样作用。    

唐文治晚年照

作为校长，唐文治不仅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对学生生活、身心健康、经济负担等方面关心备至，爱生如子。他在办公室里贴着：“唯天生才皆有用，他人爱子莫如予”，时刻提醒自己时刻关心爱护学生，要求教职员也这样做。他说：“师长对于学生，朝夕相见，礼仪无失，于其疾病缓急，加以调护扶持，学生自能感化于无形，而为仁厚之君子。”他和悦近人，挚爱学生，每当新生来校，他必分批接见，借以了解学生情况，勉励大家敦品励学，做世间第一等人。他经常在晚上让人提着灯笼到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平时常到膳厅与学生同桌用膳，即使任职后期他目疾加深，双眼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也是照行不误。学生考试期间，上级或外界请他去开会，他答复说，学校正值考试，校长不便远行。    

1914年9月，唐文治为学生赴美实习事致外交部函。

他视学生如己子，竭力爱护提携学生，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润物于无声，学生感同身受，激奋不已，终成大器者不乏其人。他们对于唐文治的教诲与呵护，终身难忘，化诸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唐文治许多陶熔后学，呵护不已的佳话。陈汝闳曾有一段题为“打了校长得声谢”的回忆：    

母校校长室在上院底层，门之左侧悬有公告牌，某日我立牌前注神阅览，忽有人自后猛撞我背，我以为同学与我开玩笑，不及回头即报以一拳，造至回头一看，始发现吃我老拳者，乃校长唐文治老先生，盖唐老先生高度近视，几近失明，摩挲回室，误撞我背。我当时骇得目瞪口呆，急忙双手挽扶送入校长室，而唐老先生反频频颔首言谢，并连说“对弗住”。    

1935年，交大校友集资在无锡太湖琴山北麓兴筑茹经堂，以祝唐文治七十华诞。图为初建时的茹经堂，现为唐文治先生纪念馆。

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气度旷达，具有师生平等观念、可敬可爱的校长形象。1910年夏学校附小毕业生、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朱东润在其自传曾回忆说，他当年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辍学在家。秋季开学后，“唐老师的儿子庆诒给我一封信，要我去上海，他说办法一定有的。唐庆诒比我小两岁，本来不认识，这封信当然是老师示意的。”当他来校后，唐文治接见了他，对他说：“唔，你老弟就在中学好好读书吧，学费在我这里。”说完，就把学杂费交给学校会计。朱东润于是进入附中继续求学。对于唐文治慨然相助，他感激不已地说：“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不少，    

即使是学生毕业后，唐文治也还十分关心学生前途出路。1915年土木科毕业生中第一名淩鸿勋，毕业后回归广东故里，准备在当地谋一差事，在家乡奉养双亲。这时交通部有一公派到美国留学的名额，唐文治考虑到淩鸿勋品学兼优，很有培养前途，决定派他出国。第一次电报发到淩鸿勋家里，淩鸿勋以在家谋事奉养父母婉言谢绝。唐文治接到淩鸿勋回电后，立即再次发出电报，说这是一次深造自己的很宝贵的机会，希望淩鸿勋不要轻易放弃。淩鸿勋收到第二次电报后，他和全家都很感动，于是返沪报到赴美留学，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和人生道路。他留美回国后两度任交大校长、教授，并长期从事我国铁路、公路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对国家教育事业和交通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唐文治之于学校的卓著贡献，淩鸿勋曾评道：“一个大学学府的建立，在过程上必定有几个中心的领导人物。现在谈起北京大学，大家总记得有位校长蔡元培，谈到南开大学，也会举出张伯苓先生。谈到交通大学，自然又必定会举出唐蔚芝先生。”唐文治在近代中国历史新旧制度更替，思想文化逐步多元化的时期兴办工程教育，是时科举初废，新式教育草创，学制尚未真正建立，实业教育风气未开，而学校又存在着设备简陋，师资短缺，经费无保障的境况，他却抱着为国培养“领袖人才”愿望，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既为交大成为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科学教育融入优良传统文化作了十数年身体力行的尝试，为探讨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中国化、民族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育实践。唐文治无疑是我国近代教育史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所进行的将西方工程教育中国化的深思与力行，将外来文化教育民族化的理论和探索，应能为我国当代教育发展进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和建设层面，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与智慧。    

人师风范长存，师生永志不忘。无论是在唐文治校长生前还是生后，交通大学历届师生校友对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的兴学育才功绩，对其高尚的品德风范心存由衷地崇敬和敬仰。早在1926年交通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学校将唐文治掌校期间登坛为全校学生讲授国文的上院内大礼堂命名为“文治堂”。1935年，交通大学师生校友共同集资，在无锡太湖琴山北麓兴筑一座纪念性别墅，定名“茹经堂”，以庆祝唐文治老校长七秩华诞。1947年交通大学51周年校庆时，茅以升、赵曾珏等校友发起筹建新的大礼堂——“新文治堂”，建国后又在大礼堂大厅内树立唐文治半身铜像，以永远纪念唐文治校长的事功与精神。    

来源：王宗光主编、欧七斤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二卷“创建近代工科大学”。    

单位：党史校史研究室（档案馆合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