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印迹]南洋大学的试建[图]

[编者按]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从筹设南洋公学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再到交通大学的组建成立；从盛宣怀到唐文治，再到叶恭绰，办成一所多科性的大学，一直是学校各个时期主校者的明确定位和长期努力方向。南洋公学筹设时，学校开始将英文名称定为“Nanyang University”（可译为南洋大学），后来听取监院福开森的建议，改用“Nanyang College”（可译为南洋学院）。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颁行新学制，各省城纷纷筹设新式大学堂。这场教育革新引发了南洋公学定名问题。1903年，公学总理张鹤龄和盛宣怀之侄吕景端乘机向盛进言说，管学大臣张百熙及京师士大夫们早就认为南洋公学为大学堂，不如奏请改称南洋大学堂。不过，盛宣怀认为，公学“款由商捐，地在商埠”，不必与各省城大学堂雷同，而是奏请改成南洋高等公学堂。到1905年商部接收时，依照清政府新颁“癸卯学制”相应改作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高等教育之列。    

唐文治接掌学校不久，革新校务，确定了工科办学方向，学校新象渐显。上任第二年即1908年，唐文治便乐观地向邮传部提出设立工科大学的设想：附属中学、高等小学按年递升；四年之后，附属中学改作专科，高等小学改作中学；至于目前的高等专科，在“教授精良、生源发达”时改作工科大学。    

辛亥革命期间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学校一跃而成“南洋大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后，各地群起响应。不久上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此时，学校人心不稳，谣传甚多。有传言革命军将占用校址，或借用本校房屋，或申令交出用于体操的枪弹；此时又偏逢供款中断，只有沪宁铁路局月供款4000两，其势岌岌不可终日。教职员及学生要求唐文治更改校名，脱离与清政府的关系，以保全学校。唐文治再三斟酌，同意了师生们的意见，于年底自行改校名为南洋大学，与北京邮传部脱离隶属关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学校就更名一事呈报教育部审批。时值南北分裂，大局未定，新政府也无暇顾及一所学校之事。等到国民政府迁往北京后，唐文治多次致函新主管单位交通部和教育部，陈述学校改名原委，说明改定大学后，添置设备、学生留学等一切事务都比较容易着手，呈请教育、交通两部准允扩充学科，建成大学。在“文电商榷积牍盈寸”。之后，交通部趋向同意，而教育部却认为，以“南洋大学”历来办学成绩，进行一番扩充，改作工科大学自亦不难，只是需要等候教育新规颁布后才能正式确定。等到1912年10月《大学令》正式颁行，方才知道对于大学规定非常严格，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在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至少一科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大学。“南洋大学”只有路、电二科，属于工科门类，只符合同期颁布的《专门学校令》。1913年1月，学校遵令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隶属于交通部，监督改称校长，电机科改称电气机械科，铁路科改称土木科，同时调整了相应的课程设置。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一直沿用到1921年交通大学正式成立。易名“南洋大学”虽然未能得到主管机关的认可，但是学校仍然按照办工科大学的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努力，为1920年代南洋大学的最终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南洋大学图书馆底楼南部成绩室

自从清末改办工科以后，经过唐文治与教职员多年的励精图治，到民国初年，学校办学成绩卓著，蜚声国内外。社会人士已经认为“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亚”，毕业生程度已经达到本科水平。凡是有志于学习工程技术的青年学子，莫不心仪已久，慕名而来。对此，教育部早在1913年已承认，“该学校程度实在高等以上”。突出的办学成绩，良好的社会声誉，更加激励起师生扩建工科大学的愿望。此后教育部也修正了《大学令》，放宽对理科类学校的办学限制，规定单设文、理、法、医、农、商、工科之一者，也可称为某科大学。按照当时惯例，单科大学须设立三个专科以上。1916年12月，交通部在北京召开交通会议。唐文治派员参加并提交发展校务的议案7项，他亲自起草的“应增设机械一科请筹备扩充”和“拟请增设航海一科”两项提案，列举国外工程大学所设专科都在三科以上，要求添设机械科、航海科，将学校扩建为工科大学。提案还详细陈述了增设机械、航海两科的有利条件，无论师资设备、管理经验，办理与土木、电机两科相近的机械、航海两科，对于学校来说绝非难事，机械科与土木、电机科在基础课、部分专业课、实验实习均可以共享；航海科清末曾经办过，开办起来更是轻车熟路，况且商船学校的停办使得国内高等航海教育无形中断，设立该科尤具重要意义。两项提案可谓合乎情理，也合乎实际，但是当时正值北洋政府内部闹起了“府院之争”，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大动干戈，形势混乱，交通部对增设机械科和航海科，进而改办工科大学的意见未置可否，提案又成了一纸空文，所有努力再次落空。    

学科未能如愿增设，交通部反令学校裁撤学科。1917年初，交通部以整合部属学校为由，令学校土木科办到毕业为止，不再招生，予以停办。唐文治于“心摇摇如悬旌”之余，立即呈文交通部辩明土木科已经设立十多年，是学校办理的最长也是最好的学科，历年来所购置的仪器亦属不易，因此要求保留土木科。同时还呈请为适应我国铁路建设需要，应增办铁路机械一科。经过一番笔战舌争，交通部同意土木科继续办下去。至于要求增办铁路机械一科，交通部以需费较多，不予支持。工科大学的计划虽然一时受挫，但是唐文治校长和教职员仍矢志不移，继续进行着不懈地努力。    

作者：贾彦兴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 孙萍 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