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之珍:中国古代语言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多年教学工作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历代有语言学家、语言学专著，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由于多年来重视不够、学习研究不够、对外评介宣传更不够，过去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学史著作中，很少有中国语言学。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字障碍，他们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们以印欧语言为主，认为语言科学建立于19世纪，因为当时欧洲已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由此产生了普通语言学。他们认为在此以前的语言研究，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是所谓“科学前”的语言研究，或被称为“语文学”（Philology），尚不能称为“语言学”（Linguistics）。这种理论当时影响了我国语言学界。但是，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不科学的语文学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语言学实际的。

中国古代语言学历史悠久、成绩辉煌，放到世界语言学中去比较，也是毫不逊色的。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十分卓越，例如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扬雄，历时27年，完成世界上第一部调查研究各地口语方言的著作《方言》。他科学地分析出方言、通语、古今语及其关系，并能记录出汉代方言分布概况，其价值是很高的。郭璞《方言注序》称其为“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又如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许慎著《说文解字》，这是第一部系统说解文字的语言学专著。《说文解字》分析汉字的结构规律，首创“部首”，至今已有两千年，我们现在查字典还在用他所创立的部首。一部著作，跨越两千年还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我国古代语言学只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是以汉语汉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出汉语汉字的一些客观规律的。秦汉时语言学研究逐步兴起，西汉时有《尔雅》和扬雄《方言》，东汉时有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从而兴起了古代的“训诂学”和“文字学”。又汉末魏晋时代，佛教传入、梵文影响下语言学家能联系汉语实际，进行对比研究，创造性分析研究出汉语的声、韵、调系统，从而又兴起了古代的“音韵学”。可以说，汉代语言学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中国古代语言学，其研究成果能自成体系，并有其特色。现仅就其治学方法，谈一点体会。

其一，中国古代语言学是联系实际的。

中国古代语言学之所以在汉代兴起建立，并首先兴起训诂学、文字学，是和当时的汉语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先秦时期，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秦始皇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说明当时语言文字的复杂情况。这种情况到了汉代，首先集中表现在“经”今古文之争上。汉代统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举措主要有：独尊儒家、发动民间献书、立五经博士。汉代收集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这五部书。儒家经典，经秦火后，大部分焚毁散失。汉初只好由一些儒生口授，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经”。而“古文经”是指先秦时用大篆或籀书书写的儒家经典，由于朝廷鼓励献书，时有发现。

“经”今古文的问题，开始是指经书的字体不同。后来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立于学官，为朝廷服务；而古文经学家卫宏、贾逵、马融、郑玄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方面为经书做注，形成两个学派。汉代崇尚经学，汉成帝时博士弟子有三千多。当时皇帝下诏，吏民上书都要引用经文。儒学和仕途结合，因此，不仅朝廷要办学，地方也要办学，从而较广泛地促进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我国古代第一部语言学专著《尔雅》，就是由于汉代经学兴盛，服务经生（汉代学官）解经的需要而由多位儒生逐步编著而成的。《尔雅》是一部训诂汇编。又如古文经学家贾逵是许慎的老师，许慎著《说文解字》受其影响，并和汉代崇尚经学有关系。

总之，汉代兴起的语言研究是联系实际的，联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了当时汉语汉字的实际，从而使训诂学、文字学兴起，标志了中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其二，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是善于继承发展的。

人类文化之所以不断发展，其中重要一点是善于继承发展。例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博采通人。”在他著《说文》之前，已有不少字书，如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等，已先后收录5000多字，另外还有《尔雅》《方言》等。许慎著《说文解字》在前人基础上增收，总字数达到9353字。他不仅在收录汉字数量上增加了，而且进一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分析总结出汉字的结构规律，并首创“部首”，是创造性的继承发展。段玉裁在其注《说文解字序》中称其为“此千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说文》是第一部系统说解文字的语言学专著，是奠定汉代语言学并对后世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的语言学专著。

清代语言学在继承发展方面是十分杰出的。汉代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传到清代，由于时间久远，文有讹舛、注多脱落，经清儒加以整理校刊，深入考证研究得以发扬光大。

              其三，中国古代语言学治学方法比较科学，治学态度严谨。

中国古代语言学从汉代起，治学方法就比较严谨科学。如扬雄能以口语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进步观点、实地调查的科学方法，分析出方言、通语、古今语及其关系，并能记录出汉代方言分布概况。在他七十岁时（公元17年），当时王莽的国师刘歆写信给他，要这本书看。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叙述了撰写这部书的动机和经过，又说明因全书未定，不便示人。如刘歆威逼他交出此书，则“缢死以从命”，可见他对毕生精心之作的严谨和挚爱。又如许慎著《说文解字》说明了形体、意义、声音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三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方法来探求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字，这是研究语言文字的重要方法。

中国语言学发展到了清代，顾炎武开其端，其后人才辈出。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其一，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其二，广求证据。他研究古音学时，首先重视先秦时代的《诗经》押韵，以及其他韵文押韵的第一手材料。又从谐声、异读、音训、方言等方面求证。例如，他为求证“行”字古代只有“杭”音，其材料竟有372条之多。顾炎武开一代学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理论认识比较进步，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尤其是研究学术问题时平等讨论、以理服人的优良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古代语言学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正是由于古代语言学家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继承发展、方法也比较科学。这些优点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希望青年学者、研究生能对古代语言学进一步学习研究，并加以发扬光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