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马丽蓉：世界关注中国，中国丝路学振兴不再是梦

来源: news.shisu.edu.cn

近年来，中国因“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众多国家积极响应而被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引发世界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其中，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五味杂陈、国际社会对中国19大与两会的关注则充满期待与关切。

在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之际，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路学不得不面临现实的拷问，欧美丝路学“领跑”与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坚守的学术生态还会继续吗？中国的“被阐释”与“被言说”的“失语”遭际还会继续吗？“西方中心主义”的丝路学西化研究范式还会继续吗？在必须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当下，思考中国丝路学振兴，既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中国丝路学振兴虽恰逢其时，但因西方霸权主义的横加干涉而充满挑战与艰辛。

（一）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重心重回丝路，许多国家都提出了丝路复兴计划，如日本“丝绸之路外交”、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一带一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度“香料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及蒙古“草原之路”等，这股丝路复兴大潮已对全球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带一路”更为全球化增添了确定性与正能量，也因此使得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横加干涉：一是给“一带一路”贴上“马歇尔计划”标签。“马歇尔计划”因烙有意识形态浓厚色彩与大国博弈的冷战思维而凸显了西方霸权主义本质，西方将“一带一路”误读为“北京的马歇尔计划”，旨在渲染“中国的战略野心”;二是炮制“陷阱论”来歪曲中国的和平崛起新路。近年来西方先是炮制了“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欧等现存大国且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继而又炮制“金德尔伯格陷阱”论，认为中国要从国际公共产品受益者转变为提供者定会无法胜任，这些“陷阱论”旨在歪曲中国的和平崛起新路;三是西方大国政客边开骂边找“替代战略”。美国的班农在日本演讲时妄称“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大战略，在第54届慕安会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宣称“一带一路”破坏了西方秩序、法国总理菲利普称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制定”，美澳日印四国近期要推出“一带一路”的“替代战略”等，勾勒出西方政客联手绞杀“一带一路”的狰狞面目。

在这场西方围剿“一带一路”的舆论战中，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对“一带一路”反应最激烈的德法美日恰是丝路学研究基础雄厚的大国。其中，德国因产生“丝路学概念之父”李希霍芬而以丝路学创建者自居、法国是欧洲丝路学派的中坚力量且以“执牛耳者”自居、美国丝路学派政治化倾向日强且以力推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而自傲、日本的丝路学研究助推其“丝绸之路外交”的最早问世等，表明反对“一带一路”的“急先锋”实为全球丝路学研究的主导国。其原因在于，这些丝路学研究大国最懂得丝路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影响、最清楚丝路与中华文明的互构性、最担心中国借路复兴昔日辉煌、最明白“一带一路”才是全球化发展的正道等“历史真相”与“文明定律”，这是基于百年丝路学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但这一切又将意味着西方霸权主义大权旁落、地位不保，所以狰狞绞杀“一带一路”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事实上，由李希霍芬等西方“探险家”创建的丝路学，烙有西方大国学术殖民的深刻印记。“一带一路”却使美欧丝路学霸权话语体系遭受空前挑战，西方学界便以“学术方式”来销蚀“一带一路”软力量，且集中体现为：一是对华倾销西方概念。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学界臆造了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锐势力、银弹魅力等一系列概念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出西化诠释;二是对华渗透西方理论。用“修昔底德陷阱”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及“债权帝国”论等妄断中国和平崛起新路、抹黑中国发展模式;三是通过网络与新媒体平台加紧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松土运动”与精神殖民的“学术渗透”，妄图实现中国理论界的“全盘西化”。其实，中国理论界长期受西方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甚至有些学者将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及建构主义等理论奉为圭臬，使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建构难以落实，中国丝路学也因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长期“碎片化”。

可以肯定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与现实自省意识，进而提高应对西方大国“学术渗透”的抵御能力，此为中国丝路学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如果说1877年李希霍芬用《中国》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思考了中国的丝路辉煌历史与19世纪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而开启了丝路学的话，那么1927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因参与中瑞西北科考活动而思考了中国对丝路文明的贡献与中华民族饱受外族侵略的现实并开启了中国丝路学，跨越时空的中外学者都在思考“丝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奥秘与“西方与中国、世界与丝路”的现实关联，故而形成丝路学“既是学术的又是现实的”双核特质，使得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更是全球治理学。于是，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中外学者既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深化丝绸之路基础研究，又以建言献策的方式掀起“一带一路”政策研究热，彰显了丝路学“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特有魅力。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大国一方面加紧了丝路学的静态研究，另一方面又高频发布智库报告，以集中于其对“一带一路”的政治霸权主义影响与学术霸权主义的干涉。

美欧智库高度关注中国议题，多看好“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积极作用，但忌惮中国因“一带一路”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怀疑与敌视，高频使用“转移过剩产能”“输出中国模式”“破坏世界秩序”等词语来诋毁“一带一路”，从动机、过程、结果等质疑“一带一路”：一是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自陷“大国变强、强国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大肆炒作“中国必霸”论，“一带一路”被德国的智库描绘成“地缘政治威胁”，“海上丝绸之路”更被美国智库的葛来仪妄断为“中国改变南海现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习主席于2014年1月22日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强调：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二是对“一带一路”质疑多集中在项目运作上，包括债务、标准、透明度、公开采购等，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方式、手段、成效及能力的质疑，因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与日本“丝绸之路外交”早已失去生命力，故西方智库妄断美日做不到的事，中国绝不可能做到，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质疑就是美日不甘失败的情绪宣泄而已;三是当“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决议、19大又将“一带一路”确立为“国际合作新平台”且被纳入党章后，引发西方大国的极度恐慌，诬称中国19大海外宣讲为“输出中国模式”，表明“一带一路”所彰显的中国模式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产生的修正意义不容置疑。

同时，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也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丝路学基础研究热，但“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核心议题研究却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政治霸权主义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F.斯塔尔等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发布了《阿富汗成功的关键：新丝绸之路战略》等，为美国出台“新丝绸之路战略”提供了学理支撑，表明美国丝路学研究日趋政治化的倾向。2017年6月，约瑟夫·奈撰文称“一带一路”展现了“中国宏大目标”，“中国并不是单纯为了做慈善。将中国庞大的外汇资产从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重新分配到高收益率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是讲得通的，同时这还能给中国产品开发替代市场。在中国的钢铁和水泥厂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的建筑公司将从这些新的投资中获利。而且，随着中国的制造业向交通不太方便的省份转移，改善与国际市场的基础设施联通也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这篇诋毁“一带一路”的檄文暴露出西方学术霸权主义的真实嘴脸，并对全球丝路学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封面文章描述中国“锐实力”，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约瑟夫·奈的文章重点探讨如何用软实力来对抗中俄的“锐实力”。印度学者臆造“债权帝国主义”一词，勾勒中国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的“帝国主义形象”，构陷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多国陷入债务陷阱”，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痛苦地选择让中国控制本国资源，并丧失本国主权”，“‘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实现神话般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等，均为西方政治霸权主义与学术霸权主义共同影响的产物。但是，英国的彼得·弗兰克潘、美国的芮乐伟·韩森等人一改“西方中心主义”阐释框架而重审丝路、还原真相，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丝路学基础研究，借丝路视角发现了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尤其是彼得·弗兰克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指出“中国是丝路开拓者与规则制订者”，“一带一路”是为造福天下而提出的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这些观念对欧美丝路学“西方中心主义”阐释框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标志着在必须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时代，美欧丝路学阵营的分化已成必然。

可见，西方智库的唱衰性报告与不实判定、西方学者的臆造概念、炮制理论等，表明欧美丝路学派妄图通过把控“一带一路”阐释权来继续“领跑”全球丝路学，西方霸权主义的学术野心昭然若揭。

（三）

自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起丝路学就烙上了西方化的殖民胎记，使得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路学，形成了由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阐释框架、话语体系等组成的西化研究范式，中国虽为“研究对象”但却沦为“被阐释”与“被言说”直至“失语”，欧美学派“领跑”与中国学派“碎片化”坚守成了丝路学百年学术史的特有征貌。

中国丝路学派“碎片化”坚守，既是西方学术殖民主义伺强凌弱的结果，使得诞生于战乱的中国丝路学只能以敦煌学、吐鲁番学等分支学派发展做守势性存活。但也因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等“盗墓贼”起家的丝路学，使得中国知识界自鲁迅先生起就形成了一种创伤性学术殖民的不良记忆并积淀成为避谈丝路学的集体潜意识且影响至今，结果产生了中国丝路学“缺席”于“一带一路”的奇怪现状：要么主张创建“一带一路”学、“带路”学、丝绸之路学等，要么将丝绸之路基础理论研究与“一带一路”现实政策研究割裂开来。透过近年来中国的丝路研究热，我们不得不承认，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政策解读多于学理阐释、智库联盟多于课题攻关，“一带一路”的学术运动化倾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丝路学“碎片化”的程度。

为此，中国学界应对“三个超越”的中国文明交往观、中国“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展开扎实深入的基础研究，以切实构建中国特色大国理论，在理论自信中抵御西方大国的“学术渗透”，这是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前提与基础。

当然，中国丝路学振兴也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呼吁应尽快成立“中国丝路学会”，以整合全国学术资源启动“三大工程”建设：一要遵循“盛世修史”规律启动“丝路记忆工程”，重释丝路与中华文明兴衰、丝路与中国全球化经验、丝路文明与东西方成长、丝路与丝路伙伴关系、丝路与丝路命运共同体等课题以还原历史真相、二要与“一带一路”支点国共建“丝路形象工程”，梳理丝路古国、丝路大国与丝路强国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等以深化丝路沿线国际关系、三要以“丝路学术工程”为抓手振兴中国丝路学，廓清丝路学实为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门百年显学、揭示美欧学派“领跑”与中国学派“碎片化”坚守实为西方学术殖民所致的真相，在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中振兴中国丝路学，以“中国思想”为“中国方案”正名。

在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新时代，中国丝路学振兴不仅恰逢其时，还势不可挡。中国学界应敢于担当、有所作为以不辱使命。惟其如此，中国丝路学振兴不再是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新丝路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