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中组部中办国办督察环保 地方政府躲不过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发自广州

　　对河北省的主政者来说，2016年的上半年可谓压力不小。

　　“原省委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真重视，没有真抓。”“河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两句结语，令河北官员们“压力山大”。

　　今年1月4日，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正值隆冬。城西二十余里的翠屏山北麓，矗立着河北省专事外务接待和政务活动的翠屏山迎宾馆。这里正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入驻河北的办公地点。这一天上午，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双双出席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河北省工作动员会，赵克志在会上发表了动员讲话。

　　4个月之后的5月4日，督察组向河北反馈督察情况，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亦出席并发表讲话。迎来送往的规格之高，令坊间将中央环保督察组称为“环保钦差”。

　　“这次督察不仅针对政府还对党委，这是第一次。”5月11日，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负责人刘长根在接受新华社访谈时这样说。这体现了中央对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要求。从此，环境追责将没有死角。

　　据公开资料显示，此次进驻河北的中央环保督察组由环保部牵头成立，组长是环保部原副部长周建，副组长为现任环保部副部长翟青，组内成员还包括来自中纪委、中组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人员等。

　　“中组部的参与，象征着地方政府如果没有搞好环保，可能面临组织处理。这增加了督察的威慑力。”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认为。

　　“地方官员普遍存在GDP导向问题，有‘经济为主、环境为辅’的思想观念，现在是在纠偏，是把环保这个短板扭转过来。”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过去环保部进行的都是‘督查’，‘查’与‘察’的一字之差，反映的是从‘督企’到‘督政’的转变。”

　　根据环境保护督察方案，在若干省份先行试点并摸索工作经验后，自2016年起，将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督察一遍。对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环境大考，“没有谁能躲得过”。

　　5月29日，时代周报记者向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负责人刘长根了解中央督察组的相关动态时，刘长根说：“关于督察的有关情况，已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目前没有更新的情况。”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5月22日，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网站的一篇文章称，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召开了专题会议，部署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准备工作，而与会人员均签订了《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保密承诺书》。随后，时代周报记者来到位于广州黄埔区的华南环保督查中心，该中心办公室人员回应称，谢绝媒体采访。

　　河北之后，有关中央环保督察这个级别最高的环保监督机构的下一站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16年，如无意外，“中央环保督察”将成为新的环保关键词。地方党委政府环境大考的大幕才刚刚徐徐拉开。这场考试的“监考”，无疑是中央环保督察组；而背后的规则制定者与“主考官”，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

　　从约谈到督察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环保督察的出现，与目前中国环保执法能力尚需加强有关：“我们不能像国外一样，用环境诉讼直接遏制政府的干预。所以就只能找替代手段，最直接的就是采用行政的方式，把压力给到地方的负责人。”

　　2015年风行于全国的约谈机制，是行政压力下，对地方官员环保考核的1.0形态。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底，环保部组织6个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对30个城市开展综合督察，已对13个地区、22个城市和单位实施约谈。“压力很大”“感到羞愧”“强烈震动”，各地方一把手的表述，使约谈成为中国环保发展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山东临沂市市长张术平下了坚决的承诺：“我接受这次约谈后，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在被约谈后的第五天，临沂突击对全市75家主要污染企业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第一个对全市污染企业停产整顿的城市。

　　从约谈到督察，反映的不仅是“从市级到省级”的力度上的强化，更是治理思路上的转变。李佐军认为，“约谈是一种事后追惩的措施，而督察更多是一种事前的防治，是让官员能重视环保。”周永章则认为，“约谈是地方发现了情况汇报上去，督察则可以主动发现问题。”他认为约谈与督察是方向上的变化：“督察是上面往下走，是环保部下到基层去检查他们的工作；约谈是从下面往上走，要你到我这里来汇报你的工作，上来解释一下。”

　　“督察的意义主要在于高层意见怎么落实的问题。是要让地方知道，中央对于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周永章说。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观点与此相吻合：“主要目的不是查办具体案件，而是督促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环境主体责任。”

　　人员配置强大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取得了成效：督察组在河北发现的问题，目前31批2856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办结，关停取缔非法企业200家，拘留123人，行政约谈65人，通报批评60人，责任追究366人。

　　作为环保组织的负责人，马军与河北省各级环保部门接触颇多。他在回忆起与河北污染企业交涉的经历时，依然心有余悸。“有一次我们在唐山调研一家钢铁企业的时候，我们离得很远拍的照片，他们冲出来让我们删，强行拉拽。确实感觉有些污染企业是非常警觉而蛮横的。问题非常大，到了应该去纠正的一个状态。”

　　中央环保督察小组进驻之后，马军感受到了河北环保部门态度上的变化：“环保法规定，去年3月份，每个城市都要发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但河北几乎没有什么城市真正的公布。我们询问的结果让我们有点惊讶，他们说我们就没有准备公布这个东西，有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有这档子事。”

　　马军和他的团队向河北省环保厅申请，要求其履职。“当时我们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非常顺利。后来准备复议、甚至环境诉讼，但现在他们态度有所缓和，给了我们回复，有的城市还公布了这个名录。”

　　另一方面，督察组的信息披露与同类的督察行动相比，透明度较高。对于违规项目跟进情况的披露以及河北督察结果，在第一时间发布给公众；督察组与河北省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约谈画面在央视曝光，则成为一时话题。这是第一次省级领导接受约谈的场景被官方晒出来。“传达出一种积极的信号，”赵亮评论道。

　　周永章认为，督察产生的压力不仅在于组织上的奖惩，也在于向媒体披露所产生的舆论压力。他最近参与了广东省政协组织的一次关于绿色发展的调研，对调研传达出的信息，他的感受是：“因为地方有财政的需求，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环境事件，可能还是会采取比较柔和的手段。所以督察组会向社会公开，让媒体给他们压力，让他们重视环保。”

　　马军对督察的结果表示乐观：“我想这次督察以后，传统上GDP导向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更高级的官员可能会认识到，环保问题要被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的位置上看待。他必须实现二者的平衡。”

　　地方环保面临大考

　　在今年5月初，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出席河北省环境保护大会，他指出，环保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当前难点是在寻找新动能和处理老问题之间把握好力度，实现改革、发展、稳定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协调。

　　“国家在历次的五年规划中，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环保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出现，但‘十三五’对绿色发展的表述，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所占分量最重的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这是因为中国要探索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回应百姓对环境的诉求。而环保监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环境保护督察的方案，是在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方案要求，要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严格责任追究。刘长根在与新华社的访谈中亦强调：“以前从来没有以中央的名义对省级党委政府督察过”。

　　周永章认为，河北靠近京畿重地，其水和空气污染可能影响整个京津冀区域，且河北自身确实存在典型的环境问题，因而成为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第一个试点。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翟青介绍，督察组将坚持“边督察、边移交、边整改、边督办”的原则。他督促，对督察组移交移送的有关问题，“各相关方面应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和省长张庆伟迅速回应，“要把问题整改作为重中之重，对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立行立改、边查边改，坚决整改到位。”

　　环保人士赵亮一直在关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动向。他认为“环境大考”的考试规则分为三个：“其一是对省级领导的约谈，二是下沉式调查，三是开通受理热线和信箱。”他曾撰写过一份《中央环保督察组公众参与指南》，教老百姓怎么向督察组举报问题。“因为举报热线只有一部，所以被热情的群众打爆了。甚至还有山东、河南的老百姓打过来举报当地的问题，还问督察组什么时候能过去。”

　　马军认为，河北地方政府和污染型企业受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他与团队曾在2014年举报过一些企业，“之前政府对于被通报的事件并不重视，现在他们回应的很积极”。

　　督察组披露的一个案例颇能说明问题：督察期间的最后一个举报电话是由此次督察的“二号人物”、督察组副组长翟青亲自接听的。一位群众举报，廊坊市大厂县西马庄村村南石料厂污染严重。而此前他曾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此事，他的个人信息却被泄露给了污染企业，并由此受到企业的威胁。督察组将问题转交给河北省后，廊坊市纪委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涉案的3家企业的5名负责人被行政拘留15天。大厂县环保局等机构的9名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

　　督察组“大考”的压力切实可感。已知的事实是，督察组对河北的督察意见将汇总给中组部进行处置。李佐军认为，环保成绩具体在官员考核中占据多大比重，是由各地组织部门决定的。但“督察组来了以后，中央正在着手制定一些奖惩标准；各地也在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而王灿发则认为，环保部与监察部已出台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处分办法》，对监察披露出的问题，可能按照该办法实施奖惩。

　　“环保钦差”下一站去哪？

　　为表明态度，河北省下属的唐山市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没有审批手续和治污设施的10家小企业，直接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产品。而作为钢铁大省的河北，其承诺对违规新建钢铁项目或封停钢铁设备复产所在地党政一把手，先免职、后调查处理。

　　而被调查出存在问题，并被督察组向社会公布的企业，则或表态或噤声。据媒体报道，河钢集团承诺当好“先行者”，今明两年再压减炼铁产能260万吨、炼钢产能502万吨。而时代周报记者致电被督察组通报“违规新建钢铁产能”的河北武安裕华钢铁公司的三名负责人，两名负责人以“在开会”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另一人称，“没有这回事，你从哪儿看到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离开后，周边省份的官员纷纷来到河北“取经”。“他们非常关注，督察组下一步会去哪里。”该人士说。

　　赵亮留意到，近期一些区域性的环保督查中心正在一些城市进行调研，他认为，这可能显示出“一些信号，关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下一步准备去哪里”。

　　时代周报记者观察发现，近期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对广西数个城市展开密集调研。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广西自治区环保厅，工作人员回应称，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的消息还没有收到正式文件，但“基本上差不多”。

　　马军认为，对关注中国环境的人士来说，更关心的是环保督察能否形成长效机制。对地方和中央，这都是一场考验。

　　李佐军担忧的是，督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关键的审批权还掌握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手中。环境监管不是环保部一个部门的事儿，需要多部门的配合、联动。”他认为，在执法上，环保部门还有所欠缺：“检测条件不够，管理体制也要理顺，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马军也强调环境法制的作用。“最终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到环境法制的轨道上去，要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以环境法制为基础划定各方行为的边界。在目前环境诉讼达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关注信息公开，比如社会监督，比如新媒体的运用。这些手段都可以反过来推动环境法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