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论坛在沪举行
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将改革如何走？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论坛上，多位重量级专家围绕“上海自贸区如何进一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为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建议。此外，在论坛当日，上海财经大学还首次发布了“上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指数”，对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定量评价和分析。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论坛”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的学、政、商界交流平台，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及建设的决策咨询成果发布平台。此次第四届中国贸易试验区论坛，由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上海财经大学联合主办。
中国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王新奎：
上海自贸区要瞄准知识资本竞争
“上海自贸区等沿海自贸区要参与全球竞争，观念、政策与体制机制都要转变：原来是适应实物投资的体制环境，要逐步转到适应知识资本投资的体制环境。”中国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这样表示。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王新奎将这一变化称为“新的两面结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过一轮轮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和展开，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其中，最高端的价值链叫引领型创新，其次为应用技术型创新，最后是追随型技术/服务型创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已经形成了两元格局，一是模仿型技术/服务型，一是工厂最终制成品加工组装/离岸服务外包型。
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在2008年以前，全球竞争表现为，以海关总量统计为依据的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但在2008年之后，全球竞争变化为价值链的竞争，即处在一个价值链什么位置的竞争。”王新奎说，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对这个态势的认识存在误区，还停留在上一阶段我们成功的经验基础上面。按照海关统计贸易额，2008年以前，我国GDP的份额在全球占比量大。因此，我们所有的政策、思路与做法，还停留在份额竞争上。这不仅是面对全球竞争，其实在国内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内陆地区，也都是停留在份额竞争。
下一轮竞争会是什么样的？王新奎认为，已经转变为以知识资本为主的竞争。有很多统计研究证明，美国和英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企业的知识资本投资的总量已经远远超过实物资本投资。“这个知识资本不单单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科研、工程、数学这三个领域，已经扩展到计算机化的信息与创新型资产。计算机化的信息是‘大头’，包括软件和数据投入、计算化的数据。创新性资产则包括科研、文化、设计。此外，还有经济能力，包括品牌、特定的人力资本以及组织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
上海自贸试验区未来的“三个率先”
“目前，全国的自贸试验区范围达到了1400平方公里。在过去的时间里，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把基本的制度框架向全国的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那么下一步该干些什么？”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有必要实现三个率先。
第一，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系统集成，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迫切任务。首先，要深化与开放型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创新体系，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争取提高通关效率，监管更加灵活弹性；对照国际自由贸易园区加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其次，应进一步深化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政策治理体系。发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政府合署办公的优势，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率先走出完整一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新路。此外，肖林还建议，为了进一步深化与自贸试验区相配套的法治保障体系，应当在国家层面制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提高自贸试验区立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第二，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压力测试，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这需要做出两方面的努力。”肖林说，一方面应在建立安全审查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尝试让新一轮经贸规则倡导的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边界内措施在自贸区内进行压力测试；另一方面，还应建立与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包括产业风险的防控和金融风险的防控。特别是加强对大规模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分析，完善资本流动管理机制，提高金融风险协同管控能力。
第三，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与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协同联动，在更广领域中发挥服务全国大局功能。肖林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步要强化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支点作用，要发挥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要加强与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的交流、互动，特别是在统一的市场制度、管理制度方面做进一步地大胆探索。
上海财大自贸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对接国家顶层战略
“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对于其他几家自贸试验区，最显著特点就是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及‘科创中心’相连接”，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教授说，下一步，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的主要思路就是继续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和深化改革开放的主线，衔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以国际金融创新为引领，支持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航运转型升级发展。
三年过去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创新体系？赵晓雷指出，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扩大与开放、培育功能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创新；其次，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放、管、服为改革逻辑的行政管理体制；再次，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构建了与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适应的法制制度保障。最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复制推广、示范引领、服务全国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赵晓雷说：“我们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不建政策洼地，而是建设制度创新试验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块，为国际经贸谈判提供实践依据和支持条件。”
那么，接下来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战略重点是什么？赵晓雷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推进。
一是选择技术含量高的制度创新作为重点深化完善。例如优化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权益保护制度、推进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扩大航运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等。
二是选择战略意义大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大胆探索试验，破解改革难题。包括外商控制的VIE结构监管制度创新试点；外国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创新试点；竞争中立制度创新试点等等。
三是选择对接国家顶层战略的组合型制度平台创新试验。赵晓雷认为，上海自贸区有必要为国家顶层战略提供制度支持，包括试验“一带一路”战略国际金融连接端制度平台、亚太自贸区营运试验区制度平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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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未来要完成“两阶段任务”
“是时候对自贸试验区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做进一步地明确”，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指出，接下来的自贸试验区要逐步完成两个阶段的任务：第一个阶段是继续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任务，进一步明确分权体制，探索权力下放的决策创新机制，发挥市场经济的主要作用；第二个阶段则是把“试验”两个字拿掉，逐步向典型的自贸区过渡，参照高层次国际贸易秩序，参照新投资规则，做到真正与国际接轨。
佟家栋说：“只有形成这样一个相互衔接的发展体系，才能使我们的自贸试验区真正成为开放的窗口，制度体系创新的高地。”
改革的视角有必要更宽更广
“TPP新规则来了，我们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是不是要迈更大的步伐？”经过对“TPP新规则”的详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未来的改革有必要从更宽更广的视角来考虑，同时也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得更细。
林桂军说，上海首先应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中心，优先、全面开放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推进竞争政策和规制松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此外，还应该明确市场机制的核心不在于配置资源，而在于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完善破产制度。
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应为“最高”
“要建成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试验区，这个‘最高’体现在哪？”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认为，“最高”的核心在于服务贸易开放。
毛艳华指出，未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的试点改革方向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第二，进一步扩大敏感行业的开放，如鼓励跨境金融开放、鼓励跨境电商对外开放等等；第三，改革国内规制与准入资质，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府权责清单，鼓励行业协会自主管理；最后还应该加快对敏感议题的破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