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的“擦肩而过”[图]

引子：众说纷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获得了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成功，一时惊艳世界。随之而来的该成果与诺贝尔奖的缘分纠葛，也成为中国当代科技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遗憾的是，不仅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说法不一，有关科普读物和报刊文章的描述更是众说纷纭，以讹传讹者众。兹举两例： 

其一，《北京青年报》（2001.01.08）刊文称：“由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研究成果，参加的主要科学家有10余人，最后平衡的结果，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这种说法流布最广，至少笔者在中小学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一说法。 

其二，关于中国政府为何只推荐钮经义一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一事，当事人王芷涯回忆说：“我只记得搞来搞去只好四个人……再少也要四个。而候选人最多只能三个，于是就摆不平了……四个不行，当然一个是可以，所以干脆给了钮经义。”（《合成一个蛋白质》第122页） 

钮经义代表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团队，参评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

上述这两种说法，在中国流传甚广。笔者检索了多个电子文献数据库，发现类似的说法大量存在于报纸、杂志、著作甚至教材中。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诺奖之缘的来龙去脉

1965年，中国科学家历经数年艰苦努力，终于采取人工方法成功合成牛胰岛素。这项成果一经公布，立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有关该成果“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也随之产生并广泛传播。 

1966年3月30日，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蒂斯尤利斯到生物化学研究所参观时说：“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兴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有机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也不敢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 

1966年4月26日，法国科学院院士、巴黎大学教授特里亚到生物化学研究所参观时，也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很好的合作的例子”，“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 

1966年4月，王应睐、邹承鲁、龚岳亭等在欧洲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第三次会议上做了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成为与会科学家议论的中心。美、英、法、荷、意、比、挪威、瑞典、芬、奥等国科学家热情祝贺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重大成果，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1972年夏，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被婉言谢绝。 

概言之，从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诞生，直至整个“文革”期间，新中国重大科技成就屈指可数，人工合成胰岛素因属于基础科学领域，加之其本土原创性和国际领先性，使其成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科学成就的一个典型，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科学的一扇窗口。 

人工全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之间纠葛的转折点发生在“文革”后的1977年——中国科学界开始谋求走出去、请进来，积极改善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交往。是年6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应邀率团赴澳大利亚访问。在一次交流活动中，澳方科学家说：“你们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问题在于你们愿不愿意接受。”钱三强听后非常惊讶，因为他对这一外国友人给予很高评价的研究成果并不知情（钱三强此前主要负责原子弹研制工作）。 

钱三强向同团出访的王应睐、童第周等人询问，得以了解到我国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科学研究成果之详情。钱三强当时还在澳大利亚时就对随团人员说，我国对诺贝尔奖不宜长期持拒绝态度。从澳回国后，钱三强立即向中科院的其他领导报告了在澳的所见所闻，并专门就参与诺贝尔奖评选一事提出了建议。当时，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已成共识，故而钱三强的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积极响应。 

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向邓小平提议，希望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申请化学诺贝尔奖。邓小平说：“关于争取诺贝尔奖金问题，我倾向可以，需要研究一下，因为时间很短（到明年三月之前提名），这是一个新问题。提名获奖人要选主要的人，要选得准，不能看职位，主要看科学成果。不能弄虚作假，不能闹笑话。将来出去做学术报告、发表演讲，讲外行话不行。”10月，杨振宁再就此事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培源呼吁此事。紧接着，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也收到了瑞典方面请他推荐下一年度诺奖化学奖候选人的来信。此外，美籍华人王浩教授也愿意为中国人工胰岛素科研成果提名诺贝尔奖。 

总之，推荐人工全合成胰岛素诺贝尔奖候选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肇始的历史背景下，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主持下进行的。启动这件事的愿望是好的：如果真的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意义自然很大；即便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能趁此机会总结成绩和经验，鼓舞士气，并加强我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的沟通和联系，可谓一举多得。 

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过程

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联席会议，听取王应睐全面汇报关于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成果可通过杨振宁向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推荐。时不待我，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此项工作立刻由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研办。 

1978年11月6日，钱三强给杨振宁发电报，通报中国政府同意人工合成胰岛素申请诺贝尔奖的意见，并征询杨振宁是否愿意提名及有关手续和材料准备。这一行动算是中国政府对杨振宁的明确答复。8日，杨振宁回电同意提名，告即有信寄到。11月27日，杨振宁回信： 

提名人数不能超过三位。①提名要有“评价”……②另外要有一简单说明工作为何重要，约一二段文字即可。③要有论文摘要和复印本。如果赞成我提名，请速将①②③项所需寄下……请于一月十日前付邮。 

钱三强、杨振宁

正是杨振宁的这封信，为中国推荐人工合成胰岛素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国内评选推荐工作指明了方向。1978年12月7日，钱三强回信杨振宁：“振宁先生：你的电报和11月27日的信收到，谢谢。你热心关怀中国科学事业，你愿意提名，我们感谢。我们正在按你的意见作必要的准备工作，在一月十日以前将资料寄上。”是日，钱三强立即就此事致信方毅、蒋南翔、李昌： 

①一周前我曾打电报给杨振宁,问关于申请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人数问题,他回电称最多三人。今天已收到他的信,经与李昌同志商量后我写了回信。

②有关奖金的准备工作,我们正在做下列几件事:

A请上海生化所、北大、上海有机所有关工作人员约30人于十二月十日到北京友谊宾馆开会。十一日—十二日由有关单位和人员作人工合成胰岛素先后经过和科学成就的报告,初步推荐有较大贡献的科研人员,总结经验以利于在当前的核酸合成的大协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B组织评选委员会:童第周(主任)、周培源、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杨石先、贝时璋、冯德培、于光远、黄家驷、王应睐、汪猷、柳大纲、张龙翔、邢其毅、梁植权、过兴先等十七人。

十三日由评选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进行评选。

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件事,都盼望方毅同志能在十三日(上午或下午)任何时间与大家见见面,鼓励鼓励,希望南翔同志和李昌同志一齐参加,共同照像以留纪念。希望方毅同志能够同意。我将在十二日向方毅同志汇报情况,时间由方毅同志定。

彼时，方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党组书记，蒋南翔是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李昌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钱三强是中科院副院长（郭沫若于当年6月刚去世，中科院院长空缺）。由此可以认为，方毅、蒋南翔、李昌、钱三强构成了当时中国科技界的领导决策层。钱三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方毅、蒋南翔、李昌的认可和支持，召开人工合成胰岛素总结大会的工作迅速启动。 

12月10—13日，人工合成胰岛素总结报告会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召开。会议分析整理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和关键点，以及在科研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会议过程中，激烈的争论和“争功”都是难以避免的，对此，一些当事人都有回忆，在此不赘言。 

12月13日，评选委员会17人开会。经过无记名投票，会议选出了4位贡献突出的科学家：生物化学所的钮经义、邹承鲁，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北京大学的季爱雪。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当时中国科学界较为封闭落后，但也知道诺贝尔奖每一个单项奖的获奖人数不会超过3人的惯例，4人方案显然不可行。为此，评审委员会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套方案，以供中央决策参考。 

所谓的两套方案，也就是“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方案和“推荐三位候选人”的方案。为何要这样煞费苦心呢？原因在于，推荐三位候选人的方案，主要是考虑到取得这一研究成果的特殊性——多家单位参与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会上各参与单位的“争功”就很激烈。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方案，主要是考虑其他国家科学家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做出类似科研成果的并非独有中国。 

总结大会结束以后，12月14日下午，聂荣臻、方毅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与会人员，并一起合影留念。 

之所以要请聂荣臻、方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者，一方面当然是对中国科技工作者过去科研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鼓舞科技界士气的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参与这一科研工程的单位较多，各单位对谁的贡献大的看法又不一致，以致当时会上会下的争论很激烈。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件好事，却给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埋下了矛盾和冲突的隐患。因此，从领导者层面，不想因为此事影响了学界的团结，不想让一件好事变成坏事。请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算是给科学界一个安慰和暗示，此事到此为止，不要再生是非。然而，领导层所担心的，还是在后世发生了，围绕这一事件的是非，不知产生出多少流言与误解。 

推荐钮经义作为唯一候选人的真实原因

12月10—13日的会议后，钱三强主持起草了《关于向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于12月25日由钱三强签发上报国务院。 

这一报告对推荐人工合成胰岛素诺贝尔奖候选人有着非常清晰的说明： 

诺贝尔奖金只发给个人。起初每项获奖者均为一人,后每项获奖人数虽不限一人,但至今尚未超过三人。

我国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晶。经过这次总结评选会议初步选出成绩较突出者四人,他们是:钮经义(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原生物化学研究所、现生物物理研究所)、季爱雪(北京大学,女)、汪猷(有机化学研究所)。但是,如以四人申请,难以被接受；出三人,又牵涉到各方面矛盾较多,内部工作难做；而且西德、美国在胰岛素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就,有可能此奖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同时获得。据此,我以一名代表申请获奖为宜。北京大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表示,如出一名代表,应由生物化学研究所选出；生物化学研究所推荐钮经义为受奖代表。

我们建议,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为促进内部团结协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在胰岛素合成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将由国家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长期以来，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和研究者都没有机会完整看到这一官方文件。结果是，在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研究者的著述里，都因缺失这份最关键的官方文件而对评选推荐候选人的最终决定的理解存有缺憾，致使谬误流传广布。这份文件至少可以澄清： 

第一，尽管国内在推荐人工合成胰岛素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过程中有非常大的争论，1978年12月10—13的会议也的确推选出了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4名代表。但是，中国政府最后确实只推荐了钮经义1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不是像社会上流传的那样，“最后平衡的结果，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应当说，大众媒体的以讹传讹在传播扩散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为中国的这一重大科研成果未能获诺贝尔奖寻找一个人为的借口，似乎也成了人们愿意接受这个传言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中国政府最后决定选择“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方案而不是“推荐三位候选人”的方案，就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是因为，人工合成胰岛素在1960年代是国际热门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美国、西德等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科研成果。如果我国不顾实际情况而贸然推荐3人，那么我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就更小——尽管最后中国也并未获奖。因此，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国际因素而推荐钮经义一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决定。那种因“摆不平”而“干脆给了钮经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熊卫民：《合成一个蛋白质》，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来源：澎湃新闻 2017.10.09 

原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