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
编者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曾在TED演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的风险投资人、政治学学者李世默有自己的看法。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借用五位政治学学者的理论，分析认为21世纪是靠改革竞争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在此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正处在少年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全世界大国中最具有改革能力。
图片说明：风险投资人、政治学学者李世默。
以下为演讲节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
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清华大学供图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库尔·奥尔森：分配联盟
第二位叫曼库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配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又译为“分利联盟”）。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配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配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配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配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正在发生政治衰败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两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福山把前两个人所创造的概念——“政治衰败”和“分配联盟”——组合起来讨论政治衰败。
第一，他说政治衰败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部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福山说，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
福山说美国现在在发生政治衰败，原因之一是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而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
福山还提到两种问责制，一种叫自下而上的问责制，一种叫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通常说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它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自动回应机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选另外一位。它的劣势在于分配联盟，福山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否决制”——“Vetocracy”，就是分配联盟把持政治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集体的利益。”Vetocracy”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也许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私人企业也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它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来自于政治独立性，就是福山说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确的信息给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导致决策错误。第二是福山说的所谓的“坏皇帝”的风险，老板出问题了怎么办？
福山说改革在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没有办法改革。为什么？他举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国改革的绊脚石。美国太多的公众参与，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说太多的民主，使这个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二，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国的改革。公民社会孵化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积累权力形成分配联盟，分配联盟导致否决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分配联盟不喜欢一件事，它就能把这件事给黄了。要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才能做，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国的法治出现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过立法。立法的过程遭到分配联盟的俘获，即便立了法，分配联盟再通过司法程序百般阻挠它的执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说自由和特权是一步之遥，一不小心自由就变成了特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判决说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这是宪法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合法赚来的钱，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买广告，说某某政客好，说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给政治献金设上限是违反言论自由的。而维护言论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越有钱越牛，所以自由与特权是一步之遥。
王绍光：中国政治体制如何推动改革
第四位政治学学者，是王绍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老师用中国在2009年启动的医保改革为案例，仔细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团，成功推动改革。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失败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让各个地方学，再成功了就全国推广。失败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你在旧金山实验一个东西成了，然后华盛顿让麻省也试，做不到的。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
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
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开讲现场。清华大学供图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挑战非常严峻，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所以要改变这个经济结构，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环境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巨大的。
三中全会好像有600多条改革的政策，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完后，很多学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里程碑？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建国时引进的苏联模式“三驾马车”——人大对应最高苏维埃、党中央对应苏共党中央、国务院对应苏联的部长联席会。三中全会——我认为——把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内国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改革政策。这是一个惊人的权力再分配，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历程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基因
近些年来，政治学里流行的说法是，选举民主制国家最善于自我纠正，也就是改革，因为能够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而中国呢？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5年历史，在中共的一党领导下，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见的，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所有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质的结果。在中国，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本身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的一个拥有这么一个独立于社会又同时来自于社会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说的，political autonomy。中共来自于中国社会的草根，又高于中国社会的所有利益集团，这个机制就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每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
回到最开始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学家，前面讲了四位，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这位古人是政治学的泰斗，没有他就没有政治学，他叫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他写了一本巨著叫《论李维》，这本书是所有政治学的基石。
他在这本书里，把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归纳成三种：一是君主制；一是贵族制，他说的贵族制是希腊语的贵族，就是我们讲的选贤任能或贤能制，不是后来欧洲出现的世袭制的贵族；三是民主制。
他说每一种政治制度都能够表现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君主制会衰败成暴政，贵族制会衰败成寡头制，民主制会衰败成放荡制。
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东西。我们研究政治学，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在它的生命周期里，是在哪个点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种预测，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种预测。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永恒的。每一个政治体制，不管是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中国现在实行的也许是贤能制，美国是民主制——所有这些政治体制最终都可能走向衰败，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政治学的基础就是，把政治体制、社会当人的身体一样研究。把政治体制比作人的身体，就像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历卡很厚，但是一到发育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到七八十岁病又回来了，也就临近死亡了。
我经常把当代中国比作美国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美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快速地工业化，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腐败、它的暴力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但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政治体制在它的少年期，那些再严重的问题也没能阻挡它成为超级大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多问题。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癌细胞，就看它什么时候出来。每个政治体制的基因里边也有癌细胞。我的假定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少年期。美国政治体制，以及整个西方的政治体制，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们肯定不处在少年期。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它们的生命周期里边是中年期还是晚年期？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50岁的人，它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复兴。如果是80岁呢，就像福山讲的那样，政治衰败就是眼前的宿命。
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