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久抗日影响了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图]

来源: sh.eastday.com

张云点评，强调当年延安精神的力量。

　　今年时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基于部分抗战研究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进展，我想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二战是德、日、意法西斯势力挑起的反人类的侵略战争，其败亡是所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及人民合力的结果。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确保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左右了东方战场的结局并影响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

　　■保护难民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于战争期间为大量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场所，而法国人饶家驹在南市建立安全区保护了30万中国百姓，这两个难民救助事例充分彰显了中外人民跨越国界、民族及宗教的联合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必要将其“打包”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抗战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二者相互呼应，成为亚洲大陆打败日本的主战场，任何夸大一方、贬低另一方的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抗战经历了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反攻阶段应是从1944年开始的，着重体现在缅甸和滇西地区的“局部反攻”，几乎全歼了日军，我们应大力宣扬缅北滇西反攻战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体现了中国对亚洲解放的突出贡献。

　　■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不仅有力支援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确保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时亦促进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空前增强。

　　以往西方学界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多受“欧洲中心观”的左右，过分强调欧美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中国战场的成绩。近年来，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抗日战争总体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认为二战中中国作为欧美的盟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问题长久以来未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的重视。

　　谁战胜了日本？屈原、苏武、蒋干、共工，民间谐音后的力量均有功劳，因此，华佗（华拖），即中国全民族的持久战是根本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据说有几个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侃论是谁战争了日本。有人指出是“屈原”，即寓意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对日本形成强力威慑；有人则说是“苏武”，指苏联在8月9日对日宣战击败67万关东军，功不可没；第三个则认为是“蒋干”，寓意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出的努力，还有人提出是“共工”，指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更确切的答案呢，我认为是“华佗”，取其谐音即“华拖”。须知，当时中日双方的整体实力日强中弱，中国当时的钢产量、GDP、军火工业甚至只有日本的1/4到1/40。在此情形下中方如想在短期内战胜日本抑或仅仅是延缓日本的进攻都是异常困难的。然而，中国亦有自己的优势，可通过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并采取持久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来拖住日本，直至胜利。如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陆怡采访时说道：“中国现在路只有一条就是抵抗，打胜也好，打败也好，长期抗战，那就胜利”。1938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要让日本在广大的区域驻多数的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

　　中国广大军民对抗战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由于抗战期间中国装备落后、后勤保障简陋，中国须付出比别国数倍的努力和伤亡才能对日本形成有力冲击。1944年中国在西南后方铺建军用机场，曾动用大量民工人工拖拉巨大石碾压平跑道，用血肉之躯铺筑跑道，这也是通往民族解放的道路。为了及时获得来华物资，中国军民还会同美国盟军在滇缅公路贵州延伸段拓宽天险“二十四道拐”，确保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后方。

　　抗战初期，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区建立难民保护区，三年佑护了30万难民。为战时保护难民，向世界贡献了“上海模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中国集聚了大量中外难民。在此期间，中国对保护犹太难民、延续文明作出突出贡献，而外侨慈善人士在中国从事的难民保护活动，也同样彰显了其跨越民族和宗教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

　　1935年9月，德国纳粹政府颁布反犹法--《纽伦堡法》，其后反犹浪潮遍及全欧。上海几乎成为犹太人唯一一个避难逃生的“诺亚方舟”，1933年至1941年间共有近3万名犹太难民受到上海的庇护。至今，犹太难民曾生活过的“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仍保存完好，虹口区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处还设有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逃往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上面刻有13732位原上海犹太难民的姓名。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沃纳·迈克尔·布鲁门特尔于2015年重访上海时曾回忆，他是1939年来到上海，当时年仅13岁，在上海期间，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始终“以平静的方式和谐相处”，共同应付所有困难。已故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Y·特科阿于1989年也回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于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我回来追寻那最美好的时光”。

　　对于上海犹太难民区的历史，国人尚所周知，然而对于另一处难民保护区--南市难民安全区，却鲜有人知悉。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在上海生活了27年，学会了上海话，曾在徐汇公学和震旦大学做老师。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说服日本和国民政府，设立南市难民区，从11月9日到1940年4月30日，三年间保护了30万中国百姓。难民区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占旧城厢面积约三分之一。难民区分设9个区，各区自选区长自主管理。1940年，法国政府请饶家驹回国救助本国难民，他说一定要重返上海，最后在德国建立难民区时，因劳累而身亡，安葬于柏林。

　　德国人拉贝曾向饶家驹请教，后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此后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等地设置安全区都以此为效仿样板，1949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受此启发，63个国家签订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第四公约》，这是战时保护平民规则上“上海模式”对世界的贡献。

　　上海是二战时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难民救助最出色的城市。上海犹太难民保护区和南市难民区则是上海人民为中外难民提供的“避风港湾”，二者虽主体不同、对象不同，但意义同等重要。为此，有必要将其一起“打包”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有助于保存历史记忆，同时有利于保护城市文脉、传递上海城市精神。

　　淞沪抗战兵力达百万以上，中方伤亡约18万余人，毙伤日军4万人以上，坚守上海达3月之久，为政府、文化单位、高校内迁赢得时间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及评价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人肯定正面战场的作用，有人则强调敌后战场的重要性，我认为正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成为亚洲大陆打败日本的主战场，例如国共双方都曾提出持久抗战的策略，都曾在不同区域对日本侵略军造成沉重打击。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领导的22次会战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近来曾有人讨论该次会战值不值得，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曾坦言：“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即）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陈诚也说：“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线南犯，直驱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我二十五年（1936年）所预定之战略”。所以该次会战对整个的全国战局至关重要。

　　八一三抗战共分五个阶段进行，第二个阶段（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中，陈诚的部队打得非常惨烈，8月27日，罗卓英率部在上海宝山罗店等地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复失复得，尸积如山，罗店被称为“血肉磨坊”。第二阶段反登陆作战失败后，中方据守大场，未获成功，因此10月27日，第88师524团第1营谢晋元部接到命令进驻闸北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离。当时为保密起见，该营沿用团的番号对外宣称有800人，实际只有420人，他们利用四行仓库这一坚固堡垒，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给敌人以重创。11月5日，新增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上海落入敌手。

　　淞沪抗战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在百万以上，中国以伤亡约18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毙伤日军4万人以上，坚守上海达3月之久。与二战初期的法国、苏联相比，法国在开战不到40天即向德国投降，苏联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五个月亦失地千里；中国不仅没有投降，反而最大限度地拖住了日本，后期又组织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会战，予敌以重创；挫败了日军三个月侵占中国的计划；八一三抗战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我方政府、工厂、文化单位内迁亦赢得了时间。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胜的经典战役，日本军界震动，英、法纷纷发表评论祝贺，也提升了游击战在世界战争理论上的地位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从战略上勾勒中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蓝图和构想，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其提出的游击战，提升了该作战方式在世界战争理论上的地位，同时亦在中日战场上对日军形成有力冲击。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抗日首胜的经典战役，在该战中，林彪所部对日本板垣第5师团辎重部队和第21旅团一部进行有力攻击，在老爷庙争夺战中，9连150人竟最终只剩10人，此次大捷最终歼敌1000多人。27日，蒋介石给朱德等发电：“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也于25日晚发布这一战况，引起日本军界、政界巨大震动。法国华文报纸《救国时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等则纷纷发表评论祝贺中国抗战的首次大胜利。

　　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指出的：平型关战役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同时八路军通过此役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完善了我党对领导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

　　现在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贬低中国共产党和游击战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共产党在8年抗战中，坚持了游击战争，支援了正面战场，如在平型关战斗中，其打破了日军企图攻破平型关、打击中国第二战区部队，并从右翼配合日军华北主力在平汉路作战的战略企图，同时又阻滞了日军向山西腹地深入的进攻势头，为中国方面部署忻口会战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产党更是摒弃前嫌，妥善处理皖南事变等事件，忍辱负重，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抗战胜利。

　　1944年，我远征军在缅甸、滇西的局部反攻，在密支那、松山、腾冲战役中大获全胜，不仅收复失地，也协助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

　　现在有一些日本右翼谬称中国战场没有反攻，因此，其认为日本仅战败于美国而非败于中国，这是严重失实的。众所周知，中国抗战经历了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关于反攻的起点，是从1944年开始的，主要体现在缅甸和滇西地区的局部反攻。1938年，为了抢运中国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中方曾紧急修建滇缅公路作为对外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1942年后日本开始觊觎这一地区，企图通过切断该通道，长驱北上拿下西南后方。当年5月4日，日军攻陷龙陵，接着占据怒江西岸松山，但直至1944年我军始终将其阻滞于惠通桥前，使其直捣昆明、重庆的企图破产。

　　1944年4月，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首先在缅北地区发起密支那战役，歼敌2000余人。5月发动松山战役，经过艰苦战斗，于9月7日全歼守军3000余人。6月至9月，发动腾冲战役，歼敌1800余人，次年初中国远征军攻克畹町，滇缅、中印公路胜利打通。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战以全胜告捷，总计歼敌2.1万余人，并收复了滇西3万多平方公里的失地，从而拉开了亚洲战场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

　　现在提到二战，大多数人会想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诺曼底登陆、太平洋海战、东京大轰炸等，我认为，我们还应大力宣传缅北滇西反攻战，这个反攻不仅收复了中国自己的国土，还协助了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解放与独立，同时亦是中外联合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典型战役。

　　对外，中国战后参与了世界格局的重建，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国家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对内，重塑了民族精神与凝聚力

　　2015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曾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高度总结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指出“中国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段话指出了中国为抗战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取得的重要成绩，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该正义战争是中国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抗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复兴的关键时期。抗战期间我们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钢铁般的意志，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取得如此巨大胜利，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的基本力量，当时内迁的诸多高校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即毕业于当时的西南联大，体现了当时抗战教育的较高水准。

　　第二，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相比英国卷入冲突早了八年，比美国加入同盟国则早了十年，中国的14年的抗战在东方战场牵制了150万日军，击毙、俘虏日军50余万人左右（占二战中日军死亡212万人的20%），同时使得日本无力与德国配合作战，迟滞了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莫斯科战役的关键时刻，德国强烈要求日本夹击苏联，但一大半军队陷在中国战场的日军最后仍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苏联从远东征调20万精锐增援莫斯科，从而一举扭转了战局。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所说的，中国“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更是认为，如中国在1938年屈服，那么此后的几十年里，亚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二战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第三，中国对二战的巨大贡献，奠定了五大战胜国之一的历史地位，并推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为一体，中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以外的事务，并参与国际新体系的创建，担任重要角色。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45年4月到6月，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旧金山发起联合国制宪会议。10月，联合国宪章生效，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

　　第四，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一次重塑。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总结指出：“敌顽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起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2014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也巧妙援引1937年《大公报》的一篇社评：“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高尚的民族精神和高度凝聚力。

　　总之，在今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于二战的记忆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必须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坚决反对一切歪曲与伪造历史的言论和行为，也要认清绥靖主义的危害。今天的中国公民需要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反思历史，展望未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嘉宾评论 十四年的抗战

　　■张云

　　抗日战争共进行了14年。6年局部战争，8年全面抗战。6年局部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14年之久的中国抗战。在6年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白山黑水之中，进行英勇斗争，出现了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名将，迟滞和干扰了日军由中国东北进犯苏联的企图，有很感人的故事。如果要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为一个转折点，应该把局部的内容加进去，不能仅仅讲8年抗战。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在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上，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内化更是我们民族复兴最主要的力量。这里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是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延安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坚持民主、坚持抗战、坚持进步这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样板。1943年南洋富商陈嘉庚到了重庆以后，看到到处在大吃大喝，就说：“心都凉了，中国没有希望了。”但是到了延安，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延安的党纪严明和上下团结，“一下子感到了中国有希望了”。所以是延安的共产党树立了民族复兴希望的灯塔。

　　 现场互动

　　日本否认侵略与政治目的和民族性都有关

　　历史爱好者柳定毅：东南亚多国都曾受到日本侵略，为何这段历史会被遗忘？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究竟出于政治目的，还是与其民族个性有关？

　　苏智良：日本作为亚洲的强国，自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产后，面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对比，心理失衡。如今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心甘情愿充当急先锋压制中国，之所以刻意掩盖战争责任，既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也跟民族性有关。日本文化是依赖外来文明的暧昧文化，总体不够成熟，缺乏担当；二战结束后，日本整个国家机器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彻底摧毁，安倍首相的外祖父岑信介是二战甲级战犯，居然当上了首相，安倍首相的历史观与其一脉相承，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很难坚持正确立场。

　　东南亚多国在二战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二战后成为独立国家，但并不是日本解放了他们，而是战胜日本后他们才独立的。东南亚有许多二战纪念碑，就是为纪念被日军杀害的国民而设立的。我们今天应该宣传中国为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而付出的努力。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使中华文明得到正确看待

　　工信部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颜凝：日本自认选择西方文明因而称强，如今日韩也在“去中国化”，而我国国内有人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属于思想开放，还是文化自卑？

　　苏智良：现代化并不是西化，一个民族只有珍爱传统并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日本是个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的民族，历史上谁强学谁。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近几年国内部分人崇拜西方的心态正在改变。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正确看待中华文明，并吸收外国文明先进之处。

　 　纵观历史长卷，抗战是近代中国崛起的转折点

　　公务员刘云烨：您在演讲中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崛起的转折点。但我听到另一种声音，近代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与侵华战争都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您怎么评价这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一对观点？

　　苏智良：过往种种惨痛经历，无不警示中国人要提防日本第三次打断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纵观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我们会发现鸦片战争后在列强侵蚀下中国一路滑向深渊，直到抗战绝地反弹；因此，尽管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回望过去，抗日战争确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起点和转折点。

　　6月27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演讲季进入第五期，主讲嘉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作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主题演讲，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文汇讲堂2015）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