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能源》：能源安全问题真的存在吗？ ——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张中祥
我们现在就说有资源，也还能够拿到，而且价格我们也都还能接受，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能源安全问题。
——张中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支持、中国能源学会和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办的“中国能源革命高峰论坛”于2014年9月27-28日在北京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中祥教授应邀作了题为“能源革命背景下以全球均衡视角看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一小时的大会主题报告。会议间隙，《中国国家能源》杂志就有关能源安全问题对张中祥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国家能源》：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您认为该如何解决呢？
张中祥：我们知道能源安全是有很多种解读的。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什么叫能源安全？我个人觉得可从这样几个指标来看到底存在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
一是我们有没有资源？就是资源是否Available，这是第一个A。另外就是有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获得？就是是否Accessible，这又是一个A。还有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获得？就是是否Affordable，这是第三个A。
按我的观点可按这三A来考虑到底是不是及有没有存在能源安全的问题。
现在在考虑能源安全问题时也应增加节能环保和气候变化的因素。因此，我觉得还要再加一个A，就是是否Acceptable，也就是是不是可接受？就是第四个A。
换言之，有些东西虽然可以获得，比如说煤炭，或者一些更污染的能源。从环境污染方面考量这种能源方式、能源品种我们可能不太认可。所以，我觉得只要有这四个A，尤其是前面那三个A，如果照着这套标准讲的话，我们现在就说有资源，也还能够拿到，而且价格我们也都还能接受，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能源安全问题。
但是，国内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重，一直在讲能源安全问题呢？
关键是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就是煤炭比较多；少油，就是油的资源比较少；缺气。也就是业界所说的“富煤、少油、缺气”。
不可否认，这些年中国在新、老油田的增产、稳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国内石油的生产量基本维持在每年2亿多吨的这样一个产量水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日益增多的对石油的饥渴就只能靠大量进口来满足了。所以，从1993年开始中国变成净石油进口国。而到2009年时中国的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的石油总产量，至此，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率超过了50%。对此，大家对年年创新高的石油进口变得越来越担心了。
为什么会担心呢？或者说担心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进口油源主要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过来的。我们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希望进口油源渠道更加多样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的确也做到了。
比如从1995-2005这个时间段来看，1995年我们只有7%的油是从非洲来的，2005年时达到30%。再有就是2005年从中亚和俄罗斯来的油占到11%，而十年前只占不到1%，也就是我们从其他的渠道来源确实越来越多了。2005年后我们进口油源基本维持这个格局。
但是，这仍然不可避免地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从非洲和中东来的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是一个海盗猖獗的危险区，中国对此没有掌控能力。所以，这就增加了对进口油通道的担心。
国内的一些观点认为主要是进口油多了后才会担心，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指标。
其实并不一定这一个指标高，风险就一定增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很多能源消费大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比中国高多了，像美国，以前早就是50%。当然，这几年因为美国有了页岩气、页岩油，有了国内的资源以后，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其实石油对外依存度很早就超过50%了。再如日本，100%的依靠进口，跟咱们中国差不多的印度百分之七八十也依赖进口。虽然在进口总量上可能比中国少一点，但这些国家也都是经济大国、能源消费大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另外，就像咱们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能源百分之百靠的是进口。虽然那时的经济总量没现在这么大，需求也没现在这么多，但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百分之百的进口，那时还面临美帝要把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的封锁的困境，政治环境比现在恶劣多了，但不也过来了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光拿着一个指标把我们自己搞得那么被动。
因为这样的话，国际社会会认为“你”需要油，而且你在世界上买或者收购，无论是收购油气田或者是买相关商品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讲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将购买的价格抬高了，也就是是说“你”额外付了一些没必要钱来购买超出市场价的能源商品。
咱们不妨举个例子，像“911”事件以后国际油价为什么高？因为当时的油价里面就有了关于安全和风险的成分，即所谓的安全溢价（security premium）。
如果中国总觉得自己有能源安全问题，整天总是想着需要去国外大量购买的话，那么人家一桶油可能给“你”多加十几美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 (China Factor)，但凡中国大量购买的东西，价格大涨；但凡中国大量出售的东西，价格就缩水。澳洲的铁矿石价格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没有必要将能源安全问题看得那么重。
我个人认为，正常情况下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国际石油市场比较稳定，大家都能够买到油，而且价格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作为卖方的中东国家来说，我个人并不认为他们希望把油价搞得特别高。
为什么呢？
因为油价过高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想一些措施了，比如节能减排、减少需求，另外就是会加快非常规页岩油的开发与生产和新能源的发展，那样的话对中东石油输出国并没有好处。因为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消减了，纵使油价高，但需求量降的非常大的话，石油输出国总的收入就会降低。
所以说我们适当的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是可以，但是，不要刻意把它夸大，然后自己吓唬自己，搞的自己很被动。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
依据其实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三A定义。就是能源可获得（Available），然后你可以拿到（Accessible），另外是价格也能够承受（Affordable），这三点上我觉得现在都不存在问题。
当然，中国比较特殊。因为需求量比较大，所以有些东西可能特殊点，但是总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能源安全定义标准既适用美国，也适用中国，同样也适用日本，自然也适用印度。
《中国国家能源》：您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因如何展开？能源革命对中国能源企业和消费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张中祥：根据我的理解，习总书记在听取国家能源局关于能源安全汇报以后，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讲话，以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个方面的革命来谈能源革命。
我个人认为，咱们中国社会毕竟在社会制度、政治上有特殊性，所以有些问题能够得到中央高层的认识和认知，同时能够取得他们的支持，如果再配以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有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推动。从中央高层能认识到中国能源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现在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所以确面临着一些问题，最大生产造成的对一些资源有着过快地开采，就会造成一定的环境问题；但同时因为我们又是最大的消费国，有些国家人家开采了但并不一定在本国用，而我们又在本国用，再加上必要的进口，消费又在我们国内，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环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是从生产上跟消费上都需要谨慎，都需要一些变革。变革是指Transformation, 德国就讲能源变革。如果要再像习总书记说的需要革命(Revolution)的话，那就需要比变革更进一步，不仅需要一个更大的变化，而是一个更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从生产上来说的话，毕竟好多资源面临的总储量是有限的。
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的高效的来开采？
国内现在有些资源开采以后，剩下的很多东西并没有很好地开采，回采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生产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原来不能开采的是不是能够把它开采出来？现在能开采的能不能开采的更多？不要都留下来成了废物放在那儿就废了，这些是说在能源生产上。
另外，包括像一些新的能源品种，比如页岩气，美国能源信息署和国内外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
如何把它很好的开采出来？
这里面的确也有技术上的问题，这些都是能源生产、能源技术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能源消费上讲，毕竟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能源效率还非常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能源消费要革命的话，就希望能够在使用能源的时候更清洁——做同样的事但消耗更少的能源。在这方面国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较难。
这就需要一些政策来促进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革命。
比方说价格是不是合理呀？
如果大家使用的能源价格都是补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价格本身连最基本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反映，更别提社会成本了，那么对用户、对消费者来讲的话他的成本很低，很可能就造成了不必要的过度的消费和过多的浪费，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情况，比如有些新能源品种补贴，或者一些新技术我们刚开始需要补贴。但是，长期依靠补贴的话，就像那个小孩一样，在父母的溺爱下永远也长不大。
能源消费的补贴，在刚开始的时候适当的做一些扶植支持，到一定程度了就要适当的放手推开，还是要通过市场来培育它、促进它尽快长大。也就是要适时把他们推向市场。
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中国政府好好思考的问题。
中央有了这个大的概念，之后具体通过一些政策配套，然后相对来讲或许就可能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的更好、更合理一些。事实上，面对全国大面积的雾霾，这些事情在中国也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了。
《中国国家能源》：作为政府支持下的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我们的三桶油的海外并购既没有解决国内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也没有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大获其利，反而是严重亏损，对于这个现象，请问您有何评论？您认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张中祥：三桶油的海外收购和投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获利。比方说到2013年他们通过在海外收购和投资的油气田生产的份额油已经达到了1.1亿吨油当量了，这个量还是蛮大的，相当于我们2013年净进口量的38%，虽然没有进口回来，但他们生产的份额油已经超过了我们去年净进口量的1/3，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产出的。
我想侧重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既然是一个‘走出去’的政策，国家也很支持，希望他们做强做大，那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应更多地从商业角度看这个问题，不要把“他”跟能源安全过多地联系起来，或者说没有必要联系起来。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和能源安全联系起来，那么就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了。
一是国内一直担心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既然担心封锁海峡的话，不管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从国际市场买的，所有的油都进不到中国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这两个观点就只能持一，如果两个观点都持的话，这就矛盾了。
另外，如果一定要帮助中国增加能源安全，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要把这个油拿回来才能够增加安全。但实际的情况是开采的油都在国际市场上就卖了。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其实他们做的非常好、非常对。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方说有中国的企业在委内瑞拉开采和生产份额油，委内瑞拉的原油含硫量非常高，对中国的炼化设备要求很高，因为国内炼化设备可能不一定满足这种高含硫量原油的炼化要求，而且路途非常遥远，成本也很高，并不适合进口到中国，那你把它拿回来干嘛呢？没有意义。
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石油企业做的很对。就在国际市场上找一个合适的价格把它卖掉就完了。如果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确实要给国家分担能源安全，或者你有这个义务、这样的考量呢，那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以合适的价格买好，然后运回来就行了，没有必要一定说这些油是你自己生产的。让它直接创造商业价值就行了。看哪个对你更有利？同时也满足了作为国有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就对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也没有必要非要是你生产的油，你也没必要把它拿回来。
如果“你”老标榜说是为了国家利益什么的话，那么，国家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时候，就要显示出来“你”作为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可是，现实的情况呢？我也没有观察到这样。其中反而是大家观察到2008年油价比较高挺的时候，2008年7、8月的时候全球油价达到了每桶140多美元的高价，最高曾经达到一桶油卖到147美元这样的高价，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三桶油”反而是要把油品出口。
当时在国内出现了很多加油长龙，好多还加不上油。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的政策。
就是各种油品的价格都是国家管控的，控制“你”不能卖的更高。但是，“你”的原油是国际市场价格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油价格涨得非常高，油品的价格，比如柴油、汽油价格都由国家控制，那肯定是多卖一吨就亏损的更多一些。所以“三桶油”就想出口，其实站在“三桶油”的角度来讲也没错，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亏损。
但是，既然你老标榜说要为国家承担能源安全义务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能光想着你的经济利益出口去卖，而是要保证国内市场的需要，然后再向国家发改委或者国务院报告，商议因为“你”完成这个义务时承担了很多损失，希望国家能够对“你”有所体恤，在税收上有一些减免，或者是再给“你”的损失做一些其他的补偿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三桶油”做的很多并没有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结果你老标榜说增加国家能源安全。同时，在一些世界上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地区，“三桶油”有很多大的投资，这些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后来者，所以很多资源比较好的石油资源都早已被西方石油公司大佬“拿”了，就像国内一样，好的资源都让“三桶油”拿了，民营企业要拿，也都是非常不太好的。中国拿的可能都是不太好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到美国所称的那些流氓国家去拿。
但是，有时候资源在一些敏感的地区拿的比较多了以后，如果有些事情处理的不太好的话，就真的有可能绑架了一些中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一些政治上不太稳定的国家，外交政策非常敏感，当“你”有大量的利益在里面的话，有时候让中国就搞得比较被动。
如果“三桶油”标榜的是增加国家能源安全的义务，那么商业利益先可以不考虑。但如果你既然不能增加国家能源安全的义务，那么商业利益就需要考虑了。这里面是有一些争议的。
比方说在海外的收购和投资，我们不难发现经常为了获得油块或者是获得一些股权，比平常付的价格或比竞争对手所付的价格要高太多。其实，这些国际收购都可按一定国际标准来评估。的确，之后别人一分析发现“你”付的比较高或过高。
一项研究表明，截止2010年底，“三桶油”在海外投资了140多个项目，总投资达到了700亿美元，但2/3是亏损的。所以就会给老百姓造成一个感觉——“你”对国家的资产并不是那么珍惜，“你”在国外亏损了，然后就到国内的资本市场上来回拢以弥补损失。
这都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的观点是既然“你”的确开采的油比较多了，增加了全球的供应量，之后价格也降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石油消费者都得到利益了。也就是说不仅美国消费者得到了利益，中国消费者也得到了利益。这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对美国能源安全造成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说中国的能源安全就一定提高了。所以，既然不是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把“他”纯粹看做是一个大的商业项目，当然这种项目“他”总体来说设计和投资额度比较大，时间跨度比较长，有时候在一些政治敏感地区可能考虑的其他因素会比常规项目更多一些。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商业项目。作为商业项目，你要不考虑商业利益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不可持续。比如说关于中国跟缅甸的油气管道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境项目。我个人觉得其中政治因素考虑太多，夸大了建设中缅管线破解马六甲困局的作用，事实上这方面的作用非常小，甚至是微乎其微，现在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张中祥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 亚太政策研究会会士,欧洲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学会中国代表, 巴黎政治学院IDDRI顾问,德国CESifo Fellow，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首位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