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八本旧书里的交大文脉

22.03.2016 08:49

在120年的风雨历程中，上海交通大学酝酿、发展出了独特的交大文化。笔者近期翻阅手中的一些相关图书，对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增加了认识，也颇多感触。

一、人文群星

我手上有一本上海交大出版社的《春风桃李》，收录了关于24位从交大（包括其前身南洋公学）走出的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曾就读于交大的马衡、黄炎培、李叔同、吴梅、蒋梦麟、朱屺瞻、陈西滢、洪深、叶公超、邹韬奋、范存忠、许国璋、屠岸、刘山、戴逸、卢燕、金凤，以及曾在交大执教的吴稚晖、张元济、蔡元培、辜鸿铭、钱谷融、彭康、程及等。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重大建树的校友，被我们忽略了。譬如吴寿彭学长。吴先生是大翻译家，从古希腊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动物四篇》《天象论·宇宙论》《灵魂论及其他》等著作，皆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王立平先生赞叹说：吴先生“谙熟古希腊文、英文等好几种语言文字，又精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各种文献，其学识真可谓博大精深，所以他的译作文笔流畅，措词精当”（《灵魂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其实，吴学长是交大机械工程系1926年毕业生，干了一辈子机械工程师。

又如伍光建先生。伍先生也是大翻译家，交大的第一任教务长，一辈子总共翻译了1亿字。编辑回忆说：“对于年轻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伍光建这个名字也许是陌生的。但是五六十岁的人，在年轻时候读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里，有不少是出自他的译笔。”（《伍光建翻译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伍先生翻译过的有大仲马、雨果、狄更斯、萨克雷、霍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欧·亨利、史蒂文森、塞万提斯、契诃夫、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斯宾诺莎、休谟、马基雅维里……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很长。无怪乎盛宣怀先生曾盛赞说：“译才如严复、伍光建者实罕其匹。”伍先生是严先生的门生，而严先生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也是在张元济先生的敦请之下，由南洋公学译书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前身，中国最早的大学附设的出版社）于1901年首次出版的。

杨荫杭、费振东、祝百英、黄裳等学长在此不一一赘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交大校友和教授，对自己的交大人这个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广泛参与交大的活动，包括为交大募款、盖楼，到交大演讲，等等。有的学长由于志趣、生活等原因中途从交大转学，如邹韬奋学长在大三时转入圣约翰大学攻读西洋文学，但是他在交大从附小读到大二，凡7年，交大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当然，上海交通大学以实学工科为己任，培养的人文学者的数量和影响同文科大学难以相比。但即使这样，从交大走出的人文学者也堪称灿若群星。

二、以文辅工

交大历来以重视国文而著称。唐文治校长掌校时，每年必举办国文大会。交大的国文教育和文化熏陶，使其造就的人才向来以“中学好、科学好、体育好”而闻名，使交大的毕业生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具有一种儒者的风范。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撰文回忆汪道涵学长，题目就是《汪老的儒行》，文中追忆说：

汪老是机械工业部的，我以为他不会喜欢什么文科的书。事实不然，老先生不仅谙于文事，而且开口就是洋文和古文，指名道姓要看某某英文书和中文老书。有一天谈得高兴，他大讲莎士比亚，某剧某剧，某某人物，倒背如流。我只记得谈道tobeornottobe时，我还算懂得，也知出处，插了几句嘴，别的就茫然了。他表示遗憾，现在家里连莎翁的原作都找不到了。老人这一心情，使我马上去雍和宫附近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找朋友，把好话说尽，想找一本莎翁原作。屡经翻腾，总算找到一本英文版全集，付书价大洋一元，于是连夜送到汪宅。这一来，汪老甭提多高兴了，又同我说了半天。因为白天我对tobeornottobe接了嘴，这次他大谈中国和欧美学者的生死观。我实在想不到，一个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会那么钟情莎士比亚的原作，懂得那么多西方哲学观念。（《最后的晚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汪学长逝世后，上海交大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怀念汪道涵》，凡数十篇，我通读一遍之后，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没谈到汪学长的嗜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先生回忆说，汪老前前后后总共向他们建议了100多种外文书翻译选题。当初，上海书城南京东路店地处繁华，租金支付困难，一度计划搬离南京东路，之所以坚持下来，也有汪老的支持。

汪老只是交大校友的一个例子。交大重视国文固然是为作为个体的学生的精神生活考虑，还有着更深刻的着眼点：丰富中国文化——这六个平实的字，正是交大作为工科强校值得特别表彰的文化追求。

三、以工化文

1895年，盛宣怀先生在天津北运河畔创办北洋西学学堂，是为北洋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盛先生又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南洋公学，后来发展成上海交通大学。那么，南洋和北洋有什么区别？

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先生（JohnCalvinFerguson）在回忆中写道：

1896年何嗣焜先生（按何先生为南洋公学第一任总理）到天津旅行期间访问了北洋大学……他发现北洋大学里只有很少的学生在中文学习上是过关的。北洋的学生入学前要通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可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有多好，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不甚了了。何先生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

返回上海后，何先生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身为学者的盛先生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一所学院，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的中文考试合格的学生。这个学院的总目的与北洋大学相同，但是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要求学生熟稔中文。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是为商人的子弟接受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在于使学生经营企业更为得力。而何先生对新的学院（按即指南洋公学）的理想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子弟懂得现代学科，而且接着能用典雅的中国语文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由此，现代学科方可融入中国的文化生活。北洋大学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像是附着在中国文化表面的一层装饰品，而如果将这种教育传授给那些能够用典雅的中文来表达新思想的人，现代学科将很容易真正融入浩瀚的中国文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这是讲的1896年的情况。我们且不去细究福开森先生对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的学生出身的说明。根据福先生的回忆，盛何两位先生充分意识到了当时北洋大学的弊病。注重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学，不但是南洋公学区别于北洋大学的根本标志，而且是南洋公学创建的直接原因。没有这层考虑，可能根本不会有交通大学。

盛何两先生的立意不可谓不深。现代学科在西方是逐步生长起来的，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现代学科的每一个成功和失败，都伴随着具有不同背景的时人和后人的反思和书写。只有经过反思和书写的，才能融入文化。而时局迫使中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现代学科的理论和应用成果大批量引进。如果不用汉语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反思和书写这些先进文化，就难免生吞活剥、消化不良，不但不能引进正宗的西方现代学科，而且会冲击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引进的也势必“只像是附着在中国文化表面的一层装饰品”。如果最终落入邯郸学步的境地，中国文化必亡。

另一层考虑是，如果中国社会分裂为操着洋文进行现代化的上层精英和操着方言不闻现代学科的底层大众，就会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因此，从输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以及教育中国国民两方面来看，国文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唐文治校长才会说：

“今日学校课程，未有重于国文者。普及教育，赖乎国文；输入文明，亦赖乎国文。”（《茹经堂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人文学者是交大不经意间培养出的的奇才，人文素养是交大赐予她的学生的珍贵财富，而用汉语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反思和书写西方现代学科使之最终真正融入中国文化，才是老交大独特、深刻而永恒的文化追求，足为今日高等教育之借鉴。

※相关书目：

《春风桃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灵魂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99年

《伍光建翻译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最后的晚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怀念汪道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

《茹经堂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