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互信更加巩固，合作更加务实 ——简评《中俄关系：2016模式》中俄联合研究报告

（继《中俄关系：2015模式》之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中俄关系：2016模式》联合报告。赵华胜教授和卢佳宁教授仍是双方专家团队的负责人。以下是赵华胜针对联合报告的解释和评论。）

对中俄关系来说，质量或说质的发展是更重要的评判标准。那么，什么是中俄关系的质量或质的发展？其一，是中俄相互信任的巩固，其二，是两国在实务合作领域更为全面和系统性的接近。从这两个评判指标来看，2015年对中俄关系应说是成功的一年。

近几年来，国际和地区重大事件不断，如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朝鲜半岛核危机、南海问题等等。中俄关系经受了这些国际事件的考验，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未受损害。这不是说中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保持政策和行动一致，事实上，在许多事件中，两国的角色、处理方式乃至政策有明显差异。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中俄仍保持着战略信任和合作，显示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韧性和可靠性，这一点更加重要。

2015年中俄贸易额在数字上有大幅下降，这当然不令人满意。不过，两国经济合作仍有亮点。这表现在出现向形成系统性经济合作关系方向发展的趋势。两国看待经济合作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久被搁置的项目酝酿重启，一些新项目快速推动。能源领域的情况也相似，中俄未能就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签订合同，但在石油贸易、能源投资及其他方面，中俄能源合作都有新的发展。

中俄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这也是2015年的标志性成就。现在，一带一盟对接已是中俄关系中的热门话题，许多人都在急切寻找对接的项目。不过，对接的意义首先应是政治性的。它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中俄在欧亚地区发展战略的关系问题。客观地说，一带一盟由中俄主导，在地域和功能上有重合，从传统的角度看它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但中俄把它们变成了合作关系，使它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两国政治智慧的成果。

对一带一盟对接不应做过于机械和技术的理解，没有必要非得苦苦地把两者机械地连接起来，也没有必要行行业业都要对接起来。其实，一带一盟作为两个不同的机制，直接对接难于操作。欧亚经济联盟是有约束性的经济组织，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仅是一个倡议，两者不是可以对接的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体实际上是中国。所以，在实践层面，一带一盟的对接实质上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这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其二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其三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合作。在第一个层面，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要内容是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探讨合作的理念、战略和规则，寻求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的途径等。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则是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正常的经济合作，它们已有自己的框架，只需走下去就是。

在人文领域，中俄相互的形象也表现出向好的趋势。关于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由俄罗斯学者来评判更合适。至于俄罗斯在中国的形象，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眼中，它最鲜明的形象是敢于和善于反抗国际霸权。其次，俄罗斯文化开始重新进入到中国民间，而且不仅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也包括现代的流行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在老一代中国人中，而且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微信等新传播形式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新传播形式覆盖面广，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老幼咸宜，贴近人心，易于在普通民众中流传，值得特别重视。当然，总体来说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还比较微弱，但毕竟出现了新的气象。还有一点，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在增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俄罗斯旅游，但听到的对俄罗斯边检、警察等歧视行为的抱怨明显减少了，针对中国人的排外和光头党也变少了，这几年俄罗斯没有发生严重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社会事件。这些因素都使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友好感情增加。希望这种趋势能够保持下去。当然，也应看到民间存在对俄罗斯多元的看法。如同俄罗斯一样，多元意见和观点的存在和表达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学术界需要适应这种现实，重要的是要能区分出主流和支流，官方政策和个人观点，并能够对不同的观点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近几年来，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即中俄欧亚合作。在此之前，中俄常说的有双边合作、中俄在中亚的合作、中俄印合作、中俄蒙合作等等，但较少有欧亚合作的说法。欧亚合作概念是由一些俄罗斯学者首先提出的。概念是认识的结晶，也是认识的阶梯。不能不承认，在概念的创造上，俄罗斯有很突出的敏感性和创造力，反映出它有比较强的宏观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力。中俄合作的许多重要概念都源于俄罗斯，比如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由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倡议，中俄印三边合作也是在1996年由普里马科夫首先提出，当时它的可行性还引起了不少怀疑。现在，欧亚合作已进入到官方词汇，被成为大欧亚合作。

对于大欧亚的地域所指，还没有明确的界定。通常中国对欧亚有两种理解，或是指欧洲和亚洲，或是指原苏联地区。大欧亚的概念与此不同，它不仅是指原苏联地区，而且可以包括中国、南亚、西亚、东亚、东南亚乃至东欧，这也是它被成为大欧亚的原因。

对于中俄大欧亚合作的含义，也还没有权威的解释。有人简单地把它等同为中俄合作，也有学者把它理解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学术界也试图给它一种理论的定义，出现了如新欧亚主义、新大陆主义、大欧亚、大亚洲等说法。虽然名称不同，但核心都是中俄以大欧亚为框架的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它不简单是中俄在大欧亚地区的某个合作，而是以大欧亚为框架的合作，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别。

大欧亚合作对中俄关系有重要意义，它确定了中俄在周边广大地区的合作理念，开辟了处理中俄在大欧亚地区关系的新途径。从中俄关系过去20多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合作空间的逐步扩展，从中俄双边、中俄与中亚、中俄印、中俄蒙、一带一盟，到现在的大欧亚。可以说，合作空间的扩大一直伴随着中俄战略合作的深化。

中俄大欧亚合作对地区和国际格局也会带来重要影响。西方学术界新大陆主义之说和国内学术界关于陆权和海权之争都与此有关。也有学者主张以大陆板块与海洋板块相抗衡。这种主张以对抗为导向，利少弊大。中俄欧亚合作的首要方向应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周边的安全、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在中俄关系报告中，也可以观察到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

关于现行国际秩序。中俄都主张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这一基本立场上，两国完全一致。但以什么方式和什么途径？存在着三种可能的选择。其一是抛弃原有秩序，以新秩序取而代之。其二是建立一种平行秩序， 与原有秩序分庭抗礼。其三是维护原有秩序，从内部对原有秩序进行改良和完善。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它选择的是第三种方式，即改良主义的方式。需要指出，中国所理解的原有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指其他。俄罗斯比中国要激进一些。它也主张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不过，俄罗斯认为原有国际秩序的有效性已经受到挑战，西方实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陷入无规则的状态，因此，俄罗斯似乎倾向于创造新的或平行的国际秩序，以此反抗西方的霸权体系。

关于中俄美关系。俄罗斯学界对中美关系有两种流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认为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威胁，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俄罗斯要避免引火烧身，不能被拖入中美对抗中。俄罗斯最可取的角色是在中美之间居间调停，左右逢源。另一种判断与之相反。它担心中国与美国合流，牺牲俄罗斯，形成G2格局，中美共治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两种判断都有偏差。中美存在矛盾和竞争，但冲突不是必不可免，两国有避免冲突的利益需求，也在提高危机管控的能力。事实上，俄美冲突的可能性比中美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接受G2的概念，不赞成一国或两国统治世界的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并不以“零和游戏”的思维看待中俄美关系。中国希望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同时发展，并行不悖。中俄关系对中国之重要，不是中美关系可以代替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中俄关系不能代替中美关系。在正常形势下，不存在选择谁抛弃谁的问题。这同样也适用于俄罗斯。

中美俄的国际身份都已明确，它们在国际舞台都是独立角色。中美俄相互关系的性质也基本明晰，它们结成传统战略联盟的可能基本排除。中俄是战略伙伴，双边关系远好于中美和俄美，也具备了某些结盟的条件，但两国多次重申不会结盟。由此说，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大格局基本清晰：三国都是独立一极，中美、俄美、中俄都不会结盟，除非发生如战争形势等重大地缘政治变化。不结盟不影响中俄的战略合作。我们通常理解的结盟是法律概念，不是政治概念。政治关系的程度与结盟没有自然联系，也不能以此界定和决定是否结盟。不结盟与战略合作不存在矛盾。在不结盟的情况下，中俄仍能视需要进行不同深度和形式的战略合作，但它们仍不是结盟关系。这样一种有弹性的战略模式更适合中俄关系。

也不应仅仅从中俄美的角度看中俄关系。中俄关系的基础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层级结构。中俄美关系不是中俄合作的唯一因素。在中俄关系的基础中，双边安全是它的最基础层次，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相互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一点现在经常被忽视。在此之后，才是国际战略平衡、地区安全和稳定、能源和经济利益等。如果仅仅从中俄美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还将中俄关系完全置于取决于第三国的基础上，这是不合理也不明智的。

  关于中国对俄投资的迟缓。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出现了追求立竿见影的迫切心态，期望来自中国的资金会会迅速大量涌入。但是，中国资金没有以俄罗斯所想象的规模和速度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学者把它理解为政治性原因，认为中国投资迟缓是担心影响与西方的关系。这种解释是不客观的。中国并没有这种担心。事实上，乌克兰危机后中国对俄投资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大，中国在经济上也尽力支持了俄罗斯。这是其一。其二，大项目投资不论在决策还是在技术上都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可以即兴做出决定并立即实施的事。其三，虽然不能否定政治因素的作用，但经济合作最终还是要受经济规律的指导和制约，不能以政治规律来要求和运作经济合作。如果希望中国不考虑收益和盲目地大规模投资，那这种期望不切实际。最后，中国对俄投资没有政治上的障碍，即使是在许多与中国关系不是最好的国家，中国也有许多投资，更何况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中俄经济合作。这里问题的主要症结还需从经济方面寻找。还应看到，中俄在商业文化、商业思维和行为上有很大差异，这有时也会造成相互的不理解。

关于“友好中立”。俄罗斯学者把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称之为“友好中立”，即中国以对俄罗斯友好的态度保持中立。不过，中国并不认为它采取的是中立立场。中立是一种确定的外交政策，它的含义是不介入争端，不管双方的政策是什么，都不支持和反对任何一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并不是中立，它的原则是“客观公正”，即根据客观事实和公正立场采取相应的政策，这与“中立”有实质性不同。

“友好中立”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俄如何处理两国与第三国的冲突。这个问题超出了乌克兰危机，对整个中俄关系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趋势上看，中俄都有与第三国发生冲突的可能。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国，但两国是战略伙伴，在一国遇到困难时理应支持，也期待对方的支持，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不能完全站在对方一边，不能完全支持对方。中国和俄罗斯都会遇到这种两难局面。俄罗斯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是中俄关系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对中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俄需要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策。一方面，它要使对方能够理解，不损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与本国的原则和利益相矛盾。“友好中立”即是适用于这种情形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并不完美，不过它简明形象，在没有更合适的概念之前，可暂且用之。

关于上合组织内的分工。俄罗斯学者提出中俄在上合组织内可进行分工：中国主要负责经济，俄罗斯主要负责安全，理由是中国经济资源多，俄罗斯安全能力强。在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和俄罗斯可在各自的强项上多做贡献，但进行分工没有必要，而且这种分工也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性。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边界安全、反恐、禁毒、阿富汗问题、网络信息安全、地区稳定等，安全合作也包括多部门，其中有立法、司法、安全会议、国防部、边防军、警察等等。简言之，上合组织的安全问题不是传统的安全概念，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各国共同经济参与。中国在上合组织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它不会不解决参与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的情况相似，不能只靠中国，它也需要俄罗斯做出贡献，并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