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他曾公开“悔少作”
前天下午接到同师门黄昌勇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电话，得知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鸣树）“不行了”——进了新华医院重症监护室，因过了每天仅一小时的探视时间，只能与师母商定昨天14时30分前往。不料，当天上午连接噩讯，昌勇第一个电话说发了病危通知书，半小时后再来电话说“走了”。
陈鸣树先生，1931年出生于苏州，从小热爱文学艺术。1949年9月参加工作，苏州文联执委兼秘书，非常标准的“解放一代”知识分子。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李何林教授，学出科班。此时的陈鸣树先生属于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凭才气早早成名，被周扬派到苏州的“文艺星探”看中，要他写一系列符合当时主旋律的批判文章，结集《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一举登上文坛，1961年调上海作协上海文学研究所。
“文革”中，他在作协看大门（这还是身体不好的优待，否则得下乡劳动）。1975年，他调京参加《鲁迅年谱》撰写，还是召集人。“文革”后，他要求回沪，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潜心治学。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开始招收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2002年，最后一位博士生傅杰祥毕业，正式关闭山门不再收徒。本人1997年才考入复旦大学，师从陈先生攻读博士。陈先生此前的博士生有黄昌勇、孙洁等。
先生以研究鲁迅起步，但最后治学成果集中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论著：《鲁论小说论稿》、《鲁迅论集》、《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文艺学方法论》，以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乃先生晚年心血之作，以原始形态（即资料形式）翔实地反映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行程，以纪年形式介绍各种类型的文学活动，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次集成式梳理。
陈先生还发表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论丁玲、卢新华、王安忆、王小鹰的小说等。先生治学除了史料扎实与严密逻辑，还带有一种洒脱自如的神采，充溢着“名士风度”。先生对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气度，直接影响了弟子们。他十分注重对我们宏观思维能力的培养，曾给1997-1998届博士生开《小逻辑》导读。在先生的影响与指点下，历届博士生、硕士生先后出了一些学术成果。成果出在弟子身上，根子仍在先生这棵大树上。他教导弟子：为人须谨慎，为文须放荡。这里的“放荡”当然是要我们写文章敢于舒展。
我入学复旦后，先生会不时在小处约束我。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感觉他是不是管得太多了，日后才意识到小处修炼的必要性。2000年，我复旦毕业，经先生推荐下，自杭调沪，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他再敲打我：“仅仅研究文学，我是不佩服的。”这一声“不佩服”对我后来的由文转史，还真有点推动作用。
日常生活中，先生有三样爱好绝对上档次，至少名震复旦——拿得出手的水墨丹青、顶严寒战风雪的冬泳、真正地道的京剧票友。他曾问我：“你从事文学研究，得有一点艺术修养，琴棋书画，你喜好哪一样？”当得知我差点去吃围棋的专业饭，很是高兴。陈先生曾长年坚持冬泳，得过冬泳奖，常常大冬天一条西装短裤跑出来，成为复旦一道著名风景。
先生晚年惟一不开心的是那本《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常常对我们弟子提及“悔不当初”。1999年，他于《上海鲁迅研究》第十期发表《我与鲁迅因缘》，对他1950年代一度被政治力量利用成为炮弹，伤害冯雪峰、许杰、徐中玉等时贤，十分歉疚。先生公开对青年时代那几篇“紧跟”文章表示忏悔，“我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些文章至今想来还十分内疚和汗颜，对为我涉及的前贤与时贤表示深深的歉意……”2000年秋，在他“七十诞辰”庆典上，众弟子派我做主题报告，回顾先生五十年学术活动。先生再三叮嘱我必须强调他青年时代的不懂事，当了“左倾”思潮的推助者。我觉得一个弟子说这样的话不甚合适，先生坚决不允，一定要我加上这一段。发言前，先生还特意要我讲得大声点。果然，讲到这一段时，一位党内老资格文艺战士怒目示我，认为我有伤师尊。
2004年12月19日，我在报上发了一篇《陈鸣树先生》，内有“青年盲目紧跟、中年迷惘失向、晚年幡然悔悟”。发表前请先生审阅，先生极认同这一概括。他还告诉我，1975年赴京后，拜访逆境中的冯雪峰，冯热情接待，并为他提供清代秘密会党的一些数据。事后，冯雪峰托人递话给先生：“要爱惜身体。他身体太差了，瘦得很可怜。”那人以为冯雪峰不知道陈鸣树撰文批判过他，对冯雪峰说：“这位同志曾经写文章批判过你，你知道吗？”冯答：“知道，在那时，不批判我能行吗？”陈先生对冯雪峰这种宽容大度感慨不已。
先生公开“悔少作”，文研界圈内还是多得赞誉。古人有云：道德文章。先生对个人历史主动负责的态度，使我们在向他学习文章学问与治学的同时兼学道德，学习如何做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先生已去，静静长逝，走完一生，留下著作文章、留下沉思与忏悔。不仅亲属、弟子怀念他，鲁研界怀念他、文研界怀念他，相信后代学子还会从他的著作文章中认识他、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