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80年代校友忆岁月:不管做什么都会得到支持
12月28日消息: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改革大幕开启的火热年代。80年代的大学校园,常常因为“那时候的事”被很多人追忆。昨晚,复旦大学80年代毕业的校友从世界各地回到校园,以一台“致青春,我们的80年代”主题晚会,共同回忆他们火热的80年代。
80年代是什么?80年代大学超市勤工助学的工资每小时只有5毛钱,但大学生仍能发明出技术产品出口,并且创办科技创业实体;80年代是每一个学生的奇思妙想和行为都会被校长、书记支持的年代;80年代是诗歌集在校园里成为畅销书的年代……
熄灯后仍在讨论“跳舞风波”
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现在回想起30年前,我成为7711的学生,感到我们踏入复旦,就踏入了一个新时代”。复旦大学1977级入学的中文系毕业生张胜友昨天回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伤痕文学和跳舞风波。而这两件事,在当时都属于开风气之先。
影响波及全国,并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学作品《伤痕》,是张胜友的同班同学卢新华所写。当时写作老师教授鲁迅先生的作品,谈到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封建礼教。“卢新华当时马上得到启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剧,不在于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于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张胜友说,卢新华此前没有写过小说,因此没有任何约束地、大胆地写出了《伤痕》。“实际上这是一份作业,在班上引起很大争议,当时我和卢新华说,如果在50年代,这就是毒草。但是当时的老校长苏步青看过后,曾经非常情绪化地说了一句话——文革10年浩劫,多少知识分子、多少优秀青年人才被迫害致死,难道说伤痕都不行吗?”这一作品后来被《文汇报》记者拿去发表,当天《文汇报》就加印150万份。
而另一件“跳舞风波”,也是开了全国大学生跳舞之风。当时的五四青年节,上海中外大学生联欢。中国大学生跳的是手拉手找朋友的集体舞,外国留学生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他们跳交谊舞、华尔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男生女生一起跳舞,大开眼界,甚至有点惊惶失措。”张胜友回忆说,当时团市委领导非常紧张,认为这已经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了!就把电闸拉了。于是,外国留学生点起蜡烛,用录音机放音乐。外国男同学把女生拉过去,女生和男生跳。
“下半夜的时候,我们得知闯了大祸。”张胜友回忆,结果第二天团市委向市领导夏征农汇报,夏征农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在延安就跳舞,周恩来舞姿很潇洒,毛主席也很欣赏。”随后,上海电视台就播了这场舞会,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从此在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交谊舞的热潮。
当时的张胜友由此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学生圆舞曲?所以他自己写了一首大学生圆舞曲,以表达当时学生对国家充满希望的心情,还代表复旦参加文艺汇演得了一等奖。
而1978级历史系的曹景行回忆,当时的宿舍在熄灯后还为“跳舞风波”讨论了很长时间,讨论的结果是第二天跑到南京路去贴了一张“小字报”,用吴妈和阿Q的跳舞故事支持大学生跳舞。
1979级世界经济系的王战当时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最后这件事落到我们身上了——大学生到底允许不允许跳舞?诗社是不是可以办下去?最后大家的决定是,必须顶住压力,舞会照办,诗社照办。”
校长给了学生经济实体一个分机电话
“8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所有的想法都会得到校长书记支持的年代,是我们得到很多关爱的年代。”1978级数学系的潘皓波回忆起自己的80年代,那时,他和3名同学一起创办了复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而当时校园杂志《复旦风》的创办人张力奋回忆,自己当时办杂志,突发奇想把封面做成黑色。谢希德校长当时问他:为什么用黑色?他回答说,这样很大胆、特别。谢校长就同意了。“这就是我们的80年代,不管做什么都会得到支持。”
潘皓波说,当时入学后很想做点什么,就和同学一起办了个科普展。开展第一天,就有一个慈祥老人早早地来看我们的展览。“当时我接过门票一看,是谢希德校长。我们事先完全没有想过她会来,也没有人去告诉过她。但就是这样的80年代,校长,一位大科学家,用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有一年,学校组织35位优秀学生去深圳考察,“这让我们回来以后感到,改革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潘皓波和另外3名同学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校长和书记,要成立学生经济实体。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校办、党办通知,说林克书记要见他们。“对我们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去见校领导真是感到惶惶不安。没想到林克见了我们非常和蔼,递给我们红双喜香烟。我们3个男生接过一看,比我们平时抽的要好。唯一不抽烟的就是世界经济系的女同学翁铁慧,当时我们在宽松的气氛下聊得很好。”
校长、书记都很支持学生成立勤工助学的经济实体,复旦科技咨询开发中心也应运而生。而当时勤工助学中心的同学闵昊做了电动缝纫机的技术,缝纫机出口,中心当时就收到了外汇。闵昊现在已是微电子行业的知名学者。当时勤工助学中心还有学生能够拿到700元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了老师,这位同学现在是网上支付企业的董事长。
“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收获很多爱护的年代,校长还给了我们的经济实体一个分机电话——2282。还记得当时我们卖三极管、二极管给乡镇企业,卖了2700元,作为实体的启动资金。”这个中心的成员中后来有成为学院院长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包括现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也曾经是中心成员。
物理系1977级学生侯晓远也回忆起自己曾经受到导师谢希德和王迅院士无私支持的故事,“他们对我的影响,也使我后来成为教师以后,笃信没有毅力和信心的教育绝不是有效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