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引力波”，呼唤稳定性资助
16.02.2016 10:52
本文来源: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为了更好地推动基础研究，专家建议我国政府部门探索“稳定性团队资助”模式，对高水平的团队予以长期支持，让引力波探测这类几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在我国出现。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可在资助模式改变上率先突破。
“我们今天庆祝的发现体现了基础科学的悖论：它是辛苦、严谨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的”
莱夫在信中写道：“我们今天庆祝的发现体现了基础科学的悖论：它是辛苦、严谨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的。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只有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社会才能进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迎春分析道，这段话点明了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也指出了基础研究不同于应用研究、产业化研究的特质：是缓慢、长期性的，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常相距甚远。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很多基础研究又与应用研究离得很近。莱夫表示：“LIGO团队的技术创新，以及创造性使用其他领域的工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精密仪器。正如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所熟知的，人类无法抗拒一个新工具的诱惑。LIGO技术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回报不可限量。”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廖玮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今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大多需要精密度极高的仪器，它们往往在市场上买不到，项目团队必须聘请技术人员研发仪器，或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合作，形成一批技术创新成果。以LIGO为例，研制引力波探测器催生了精密光学仪器、减震系统、极低噪声技术等成果，应用前景不可限量。如在芯片制造行业，根据摩尔定律的下一代芯片线宽在10纳米以内，对设备的减震系统提出了很高要求，而LIGO团队研发的减震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基础研究催生的新工具涉及各个领域，早已成为互联网技术标准的万维网（WWW），就源自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为了解决科研人员之间的数据通讯问题，1989年，“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在CERN发起ENQUIRE计划，并于1991年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网站。1993年，CERN宣布开放万维网给所有人使用，让互联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基础研究的“溢出效应”还包括人才培养，莱夫称之为“立即有用的成果”：“LIGO一直以来是数千名本科、硕士生和数百名博士生艰苦的训练场，其中两人已正式担任我校教职。”
廖玮告诉记者，美国高校基础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数量多于中国，虽然毕业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多，但接受过基础研究训练的学生，其思维能力、研发水平往往大幅提高，进入企业后能发挥才干。LIGO这类大项目，正是培养各类研发人才的平台。
对此，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化文生有切身体会。
1999年至2005年，化文生的博士生研究课题是“先进LIGO”项目的减震系统设计。与第一阶段LIGO相比，先进LIGO的探测灵敏度要提升10倍，他和同学必须设计技术最先进的减震系统。这对年轻科研人员是极大的考验，化文生将这段经历称为“6年黑洞生涯”。离开“黑洞”后，他进入谷歌公司，后又进入苹果、Airbnb等多家高科技企业。他的同学中，有的坚持在高校做科研，有的创业成功。参与LIGO项目，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研发能力，也培养了组织、管理和社交能力，使其受益终身。
我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另一方面要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在开展“竞争性项目资助”的基础上探索“稳定性资助”模式，以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催生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鉴于基础科学的三种价值，廖玮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博士金爱民都认为，我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另一方面要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在开展“竞争性项目资助”的基础上探索“稳定性团队资助”模式，以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催生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金爱民解释，竞争性项目资助一般先由管理部门发布项目指南，研究单位组织申报，经评审后确定立项并拨付经费，项目完成后组织验收。随着创新范式的演进，科技界需要进行更多探索性、持续性攻关，竞争性资助方式难以满足这种趋势。这是因为，科研项目的设立常常由少数专家主导，大部分科研团队难以参与决策，导致不少项目存在滞后性，与前沿趋势脱节。一些高水平科研团队的主要经费来自竞争性项目时，感觉自己被捆绑住了，无法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探索。
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在前沿科技领域采用稳定性团队资助：由科技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遴选资助团队，经评审后根据需求拨付经费支持，一段时期（如5年）后组织评估其整体发展，并为后续支持提供依据。它克服了政府部门设立项目的弊端，将“选项目”变为“选团队”。如果某个科研团队被评估为具有高水平，就能在未来5年内根据自身需要设立研发课题，并申请政府拨款，政府不再设除经费额度外的其他申请门槛。“好比政府给了科研团队一张信用卡，只有信用额度，不干涉具体的使用科目。”5年后，政府部门组织专家对该团队进行评估，综合评价其成果，包括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溢出效应”。
廖玮介绍，欧美很多国家实验室接受稳定性资助，在前沿科技领域得到了长期支持，让科研人员敢于冒风险从事引领性研究，真正做到了“宽容失败”，值得我们借鉴。(记者 俞陶然) 【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来源: 科学技术委员会
16.02.2016 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