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日本"扒分"回忆录 家信反映海派男人风格
“我们文化中有许多重要的东西不仅通过精英文化的文本流传，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流传。”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看来，吴振华的这些家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留学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从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中国人在应对环境和时代挑战时的选择和行为。不仅如此，上海青年吴振华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不少海派男人的特点。
留日潮来势凶猛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人把出国的目标投向了日本。领馆门口排起通宵长队，附近的居民乘机推出了出租躺椅的业务。复兴路上的三角花园里每天人头攒动。人们自发形成“新闻角”，相互交流着有关出国留学的各种信息。
或许在那时，上海青年吴振华就已经感受到了赴日热潮。
1988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由牧平、苏拓撰写的特稿《“巴拉巴拉”东渡》。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这是第三次浪潮。上海出国的热点，继前年从北美大陆西移澳洲海岸之后，现已北上日本列岛。1986年上海批准出国总数为1.1万人。1987年翻了一番。1988年第一季度申请出国人数又比上年同期增加2.5倍，其中，申请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占到四分之三。”
当时，中国已经放开了留学政策，采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并开始允许自费留学。而日本政府则提出了到2000年接收1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再加上日本因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对外国人去日本的政策比较松，没有语言和学历的要求，只要有钱、有保人就行。相对较低的门槛使得当年去日本的留学生队伍里各种成长背景、抱着各种愿望的人都有。
《“巴拉巴拉”东渡》一文这样生动地写道：“抡大锤的青工，端盘子的伙计，卖西瓜的小贩，忽然摇身一变，穿上笔挺的西装，拎着锃亮的皮箱，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Bye——Bye，大上海！’他们上哪？出国，自费留学到日本。”
“说是梦，其实青工张亮连做梦都没梦到过自己居然能出国自费去留学。前来送行的朋友打趣地问他：‘留学生，2的平方根等于几？’早忘了。至于日语，兴许还能讲句‘米西米西’，那还是看电影学的。
‘看起来，还是到日本留学容易。’张亮说。
他在海外无亲无眷，七拐八弯找了个经济担保人和日语进修学校，又东筹西借凑合了万把块钱兑成外汇送去，接着就等。反正张亮从听到出国的传闻到拿到出国的签证，总共不过四个月。
也许，正是因为‘容易’。据对张亮所去的日本关西地区调查统计，3年前，此地有中国公派留学生300人，自费生几近于零。3年后，来自大陆的自费生人数远远超过了公派生，多少？15倍！还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会这样告诉你：‘阿拉都是上海人。’”
自费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催生出了一些不法现象。这篇特稿链接了两则国际新闻，其中一则提到“一批近年到日本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和原住中国现已定居日本的归侨，利用各自在中国的关系，广招自费留学生，为其代办留学手续。代办费因地而异，上海地区一般为30万日元。而日本的语言学校招生，报名费为2万，三个月的学费为9万。由于中间人赚钱，故许多举目无亲的留学生到日本后，生活维艰。”另一则新闻指出，日本因语言学校猛增而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今年2月，警方曾检查了爱知县‘国际语言学院’。该院仅租借了一间破坏不堪的大厅作校舍，15位教员，亦没有教育部门颁发的执教许可证。这所学院由一个曾被判刑缓期执行者所建，根本没有办学能力。”
有些“留学掮客”甚至光骗钱，不办事。1989年12月18日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新闻披露，徐汇区法院连续受理了8起为委托办理赴日留学而造成的债务纠纷案。被告王某原是个体户，携妻同去日本留学。回来后在亲朋好友处吹嘘“能为想去日本的人效力”，“用12000元就能办好一切手续”，先后收取了8人共计76700元托办费。然而，委托人在办签证时却发现，王某带来的所谓“东洋语言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担保人证明书”等，均为废纸一张。出国之事无着落，上门讨债的却纷纷而来，使委托人经济陷入窘境，家庭纠纷不断。
为了“先富起来”去日本
尽管中介费高昂，并且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现象，上海人的赴日热潮却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其中，既有人怀揣着求学梦想，也有人是抱着到外头见识见识、赚点钱回来的心态。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介绍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浙江的农村以及南方地区政策放开得比较早，有一批人先富裕起来了。当时有句话说，“8亿农民，8亿商”，乡镇工业发展得热火朝天。由于乡办企业缺少技术人员，上海有不少技术工人利用周末时间到农村“赚外快”，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还有一些“有路子”的人把计划内的物资卖到农村去赚钱，比如三夹板、钢材，甚至废弃的电缆、电线。然而因为城市的经济开放相对较晚，大多数上海人仍拿着一两百块的“死工资”，电视机、照相机等紧俏商品很难买到。
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下行，但生活水平和物资的丰富程度仍然要大大超过上海。从日本归国的人，带回来各种新颖先进的电子产品，还有人吹嘘“只要一到日本，做一天工的收入就等于国内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在上海弥漫着这样一种空气，认为只要去了日本，就能赚到钱。”张乐天回忆说。为了生活得更好，不断有人决定到日本去闯一闯。从复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收集到的这10封家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青年吴振华就是抱着这样的愿望，于1991年赴日留学打工的。
在张乐天看来，这些书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留学打工者在日本的生活状态，从中还可以读出中国人在应对环境和时代挑战时的选择和行为。“我们文化中有许多重要的东西不仅通过精英文化的文本流传，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流传。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对各种场景、困难和挑战时所作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书信有它特别的价值。”
“从这些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身上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张乐天说，“首先，很多中国人奋斗，并不单单是为他自己，而是往往同时为着其他人奋斗。当年很多去日本的打工者都像写信的这位青年一样，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去国外打工，实际上是为了家、为了孩子。这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次，中国人的韧性是其他民族中少见的。读这个信，你都会联想到一百年前华人下南洋的故事，华人劳工在美国修铁路的故事。在国外那么艰苦，他都忍下来了。”
赴日“扒分”艰苦难言
除此之外，吴振华的信件也颇能反映海派男人的风格。张乐天说：“他身上很有上海人的特点。上海男人对妻子很少有大男子主义，还是比较体贴的。比如，他在给妻子买裙子时，询问得非常仔细。另外，上海男人不野，相对来说做事情比较规矩。”
复旦大学13级人类学研究生黄彦闽就这10封家信撰写了书信分析，捕捉到不少细节：“自从第一封信把自己在日本的艰辛吐露出来后，夫妻两人通信的语气开始变得亲昵起来，尤其是信中的称呼与落款从原来生硬的全称，变为了之后的‘亲爱的毛毛’，‘吻你，丈夫，振华’。虽然在第一封信之后，妻子的回信我们没有看见，但可以想象其间两人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
“吴振华对妻子的关心，除了在话语上的嘘寒问暖以外，就是对妻子生活费的给予和对家里各项开销的支持。基本在每封信里都会夹带一万元日币，有时有500元兑换券。并且还不断嘱咐妻子，如果觉得开销不够用的话，就写信来说。”
“90年代初想照张相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想拍照片得去照相馆。有些家长往往不舍得自己去照，除了照一两张婚纱照留念外，之后去照相馆往往是节庆、生日等重要日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吴振华第一次要求妻子寄照片的时候，她一定是只给自己的孩子照了照片。所以，接下的一封信他才会特意提出妻子也一定要照。”
与此同时，这些书信还反映了上海人的另外一个性格特点。“从信里可以看到，上海人是非常讲面子的。”张乐天说，“要不是妻子来信说他寄回来的钱少，触动了他的情绪，对于自己最亲的人，他也不会吐露自己生活得有多么艰难。”
在张乐天的记忆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许多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到日本去“扒分”，但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远在家乡的人们并不知道，流传的都是“传说”。“当年上海人总觉得去日本可以赚大钱，不知道那么辛苦。我也是后来去日本学术交流，接触到一些打工者，才知道他们每天要打几份工，只能睡几个小时。”
悬殊的经济水平和物价差距，意味着打工赚到的钱比国内高得多；但同时也意味着要不停地工作才能在还掉债务、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留下结余。这是许多人在去日本之前没有足够心理准备的。
其实，留学打工者面对陌生环境所经受的心理落差，当年也偶有见诸于报端。1987年3月1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刊登了一篇从日本寄来的稿件，作者介绍了班上同学勤工俭学的艰辛：“我现在读书的班中全是来自国内各个地方的留学生。所以，每天都还能说上中国话。不过，话题很集中，不外乎‘找工作’。我们这些人在国内就会日语，有的还当过大学教师、翻译等，来日本自以为可乘着‘中国热’教教中文，做个翻译什么的。不过两个星期后大家便都死心了。于是，目标又转向了饭店。一个男生站在饭店门口招呼客人。每天从傍晚5点起到11点连续6小时重复三句话：‘欢迎光临’‘来啦!两位客人。’‘谢谢!’据日本报纸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这三句话将重复200次左右。这位昔日在上海某大学站讲台的同学第二天来学校上课总趴在桌上打瞌睡，或者诉说脖子动不了了，背脊痛啦等。这样每小时也才600日元，一个月一天也不休息地干可挣到10万日元左右。‘可不敢生病’几乎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医药费加工资损失，就会眼睁睁地看着一张一万日元的票子飞走。”
一部分原本怀揣求学梦的人在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梦想，投入打工赚钱的大军：“想不到两个月不到，班上的人跑了一大半。北方来的小王很直率地对我说:‘我要挣钱。我要买很多东西回去。你看，出来留学的人哪个不带几大件几小件回去的。靠我晚上值夜班挣的那几个钱，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听了感到难过，这个北方小伙子在这里整天馋肉，却又不得不去超级市场找便宜货买。每天只吃两顿饭。两个星期就掉了4公斤肉。”
这位作者最后感叹：“将来我如有机会编写词典，一定要重新改写‘勤工俭学’这个条目。还要增加‘大件’和‘小件’的名词解释。”
冲击是双面多元的
当年，大多数中国人在日本靠打工艰难地维持着学业，或是盼着早点能赚足钱回家。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也有少数人曾步入过“灰色地带”，甚至滋生出暴力、犯罪事件。对此，张乐天认为：“留学打工者在日本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实际上每个人心理上都有另外一个面向，在熟人社会里很难表达出来。但是到了另一个社会，缺少在同人群体里的文化约束，就会显现出来。外来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什么，并不是简单的正或负的问题，而是双面、多元的。”
吴振华写家信回来的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本泡沫经济迅速破裂，开始出现经济萧条。“工厂停产倒闭、没有工作是常有的事”，连上百万日本人都面临失业。反观上海，改革的步子则开始拉大，浦东迎来发展。有不少活络的上海人不出国门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或是靠炒股发了财。
吴振华在信里颇有几分艳羡地写道：“有十几万人民币也可以了，比工薪阶层的人好，不能和炒股票的暴发户比。”那一年，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每张30元。所持认购证尾数与摇号结果相符者，有机会购买股票。许多上海人并没有想到，第一批认购证的中签率非常高，有的持有者至少获得了上千倍收益，出现了一批“万元户”。眼看着上海发展的机会增多，不少留学打工者和吴振华一样，想回国了。
怀揣着辛苦打工赚到的财富回来，吴振华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有的人把这“第一桶金”作为资本，做起了生意——其中既有人做出了一番事业，也有人因为在日本只从事过体力劳动，缺乏经商经验而经营失败；有的人炒起了股票，随着股市沉浮；也有的人投资了房产，得以升值；有的人凭借学到的日语在日资企业谋得了职位；也有的人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把钱挥霍一空……
从日本回来，似乎并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段人生旅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