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三大方言之一 传承还要靠新生代
上海方言初形成：新兴的城市形成新的方言
上海在古代本是松江下游入海处的一小段支流，称为“上海浦”。有书记载的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是1077年在华亭县(即松江县)东北部的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地方。宋元之交时，上海逐渐成为华亭县东北部的大镇。1291年元朝设立“上海县”时，上海已成了一个蕃商云集的滨海大港、人口数十万的大城镇。至此，一种有别于原先松江方言的新方言——上海方言慢慢随着上海这座新兴城镇的繁荣而诞生了。
对于上海方言的使用区，钱乃荣经过对方言特征的分析认为，古时“上海县”形成的上海方言区，大致为今天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其中对于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区域，是现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区域，即古时县治所在地。
上海话走向辉煌：开埠后海派文化塑造海派方言
在古代上海方言初形成时，府城松江的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而上海方言真正自成一派，走向繁荣，乃至后来成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要从上海开埠，形成海派文化说起。
在开埠前，上海县已有12万人，在中国城市中排名12。在1843年11月对外开埠后，租界、原县城、南市、闸北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城区，上海也逐渐成为了国内和国际性的移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经济飞速发展。渐渐地，一种以繁荣的商业为基础，伴随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不同于农业文化、官场文化的新型文化——海派文化诞生了。对于海派文化的特点，钱乃荣总结，“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善于融合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以及各种新思潮，与本土文化能很好地结合，并且善于创新。这一新兴文化开始积极地影响着上海方言。”
当时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这些方言和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发生了碰撞。上海方言不拘一格地吸收了各地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举例来说，常用词“一共”在上海方言中就有“一共、一总、一共拢总、总共、一道辣海、一齐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等说法，而“少许”也有“一点点、一微微、一屑屑、一滴滴、一坨坨”等，这些词汇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并且同中有异，使得表现生活更细腻。不仅如此，上海方言还吸收了各地带来的崭新的颇具特色的词汇，如苏州话的“吃家生、一只顶”、宁波话的“阿拉、碗盏、高头”、杭州话的“木老老、扒儿手”、苏北话的“小把戏、乖乖弄底冬”等，使得上海方言的词汇一下子丰富了许多。
除了来自全国的移民，国外移民更用其现代性“洗礼”了上海方言。开埠后，从西方迅速传来了大量的新事物以及新观念。当时的上海不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新事物，更是创造性地见到一件新事物，就造一个新词。钱乃荣提出，现在普通话里的很多名词都是最先由上海方言创造出来，然后再普及到通用语言中的。“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吉普卡、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商会、孤儿院、粉笔、口琴、操场、花露水、雪花膏、报馆”等，都是由外国人带到上海后，最先由上海方言为其起名，后来这些名词慢慢地流入通用语言中。而除了这些根据事物特征来起名的外，还有一些音译词，例如“色拉、白兰地、麦克风、梵哑铃、凡士林、差头、马赛克、拿摩温、沙发、马达、加拿大、丹麦”等。除了这些新创造的词汇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洋泾浜词汇，例如“混腔势、退招势、拉斯卡、派、捎、奥斯开”等。乐嗣炳在1935年描述上海当时的语言风貌时写到：“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和大量的书籍每天播送着新语词……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 钱乃荣进一步指出，现在普通话中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的几乎成套词语，都是从上海话中产生的。
除了新词的诞生，海派文化的多元性也推动着已有词汇的多元性发展。例如一些日常用词商务化，如“饭碗头、吃饭家生、吃进、卷铺盖、吃空心汤团”等。同时，一些商业词汇也生活化，例如“卖相、买账、翻老账、抢生意、放一码、现开销、吃生活、揩油、洋盘、肮三”等。像这样拥有多层意义的创新发展还有很多，例如“避风头、软脚蟹、狮子大开口、开年礼拜九、死蟹一只、收骨头、淘江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