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界“学霸云集之地”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设有法医、毒化、视听、枪弹、文检、指纹、电子物证、理化、心理测试、生物物证室等专业，现有技术人员167人。
      刑技中心近十年共立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6项，省部级课题17项。在实战的科研项目中，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6项。
      有案子了！
      法医葛延昌和王黎扬小跑着把印有“现场勘查”的背心往身上一套，随即推开法医室大门，从铁架上抽出两个金属工具箱，对照铁架上的清单清点工具箱内的器械——两套镊子，两套剪刀，两套手术刀……38样器械，一件不少。
      每次出现场，这样的动作都要重复一遍。尽管工具箱不断更新换代，出发前检查的老规矩一直没变。
      刑技人员们对此已是习以为常：“做刑事技术嘛，再小的细节，也要求证，也要精确。”
      上海公安刑事案件破案率一直保持好成绩，因为有这么一个集体：他们能让现场看不见的痕迹显形，能在实验室让极微量元素朔源案发经过，能在不断滚动的数据中找到隐匿的犯罪线索……
      这样一群人，他们从未直接给犯罪分子戴上手铐，却通过自己艰辛的付出和超群的技术，让一线公安在实战中如虎添翼，也为上海公安打造的现代警务机制夯实科技基础。
      让先进仪器作用最大化
      黄浦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抢劫案：一名外籍男子饮酒后沉沉睡去，醒来时身上的财物不翼而飞。
      现场的酒杯和被害人的尿液样本送至刑技中心毒化室，一台“串联高分辨质谱”仪器测出其中的特殊的成分，锁定导致被害人昏睡的药物是国内罕见的安眠药“溴西泮”。根据这一精确定性，侦查员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价值3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刑技中心就有上百套。但，如果没有技术人员的精准运用，这些设备就无法发挥应有功效。
      毒化室的红外光谱仪，能把分析出的检材特性形成曲线图谱，只要与毒品标准图谱一比对，就能让检材现原形。标准毒品图谱分析制作和编入程序，是工程师吴忠平和同事们自行完成的：“要让先进设备发挥最大功效，肯定少不了我们创造性地使用机器。”
      与先进设备相呼应，刑技中心167名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就有71人，还有人被公安部聘为特约刑侦专家、8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3人被选为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特长专家……有人说：刑技中心是上海警界“学霸云集之地”。“学霸”对同事在实战中遇到的困难进行课题研究，用技术的进步为破案提供可能性。
      还是以毒物检测为例——
      2007年浦东新区曾发生一起因工地上日常纠纷引起的投毒案，嫌疑人到案后自称1998年曾用同样的手法杀过人。调阅资料，当时的确曾发生类似案件，事后被害人回乡土葬。
      如何检测到已经风化腐败的尸体中十年前的毒物残留，是一大技术难题。为此，毒化室专门成立课题组作专题研究，不断改良技术，将原本毒物检测从“微克级”细化至千分之一的“纳克级”。最终，公安部门决定开棺验尸，成功从被害人腐败的肝部提取检材，测出残留药物，证实嫌疑人的说法。
      针对社会治安管理和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刑技中心也不断研发相应产品以提高管理效能。近年来，上海的吸毒人数居高不下，快速准确的筛除方式有利于对吸毒人员快速打击救助。2004年氯胺酮被列为一类精神管制药物，当时一天最多能送来70余份检测尿样，一份样品检测时间要3—4天。刑技中心的技术人员紧急开展专题攻关，一年内就研发出专门的检测板，能快速筛查吸毒者，目前准确率已达98％以上。　
      “小细节”成就大数据平台
      近日一条新闻引发广泛讨论——世界经典悬案“开膛手杰克”的身份在126年后终于确定，证据是一名被害人披肩上检验出的DNA。
      “大海捞针”式地寻找涉案人员，在大数据时代不再是“不可能”。作为国内首个建成的实战生物物证数据库，上海目前已有约100万条生物物证信息，并以每年10余万条信息递增。通过数据比对，就能快速找到人员信息。
      走进刑技中心的生物物证室才发现，建立浩繁庞大的数据库，要做大量繁琐细碎的工作，靠的全是心细如发的认真劲。
      进入这里，要更两次衣，过两道联动门：一道门打开，另一道门就会自动锁闭。这个静得连一根针落下都能听见的神秘实验室里，气压比外面略高，确保外界空气无法流进实验室干扰到脆弱的生物物证。
      技术人员张晨几乎全程都在使用显微镜作业。一叠叠整齐码放的长条形采血卡片宽不足2厘米，张晨要从上面打孔取出直径2毫米的样品以供检测——这还是采集质量较高的样品。
      在另一间采样室，专门用手工处理不规则检材。这些检材不少来自案发现场，形态千奇百怪，有时为了撕一点点棉絮，就可能忙碌上半天。随后，这些检材会被送到下一间实验室，分解成若干份装进一个被称为“96孔版”的盒子。10厘米见方的盒子上均匀分布着96个直径约5毫米的小孔，下方连接着200微升的锥形空间。
      动辄以百万计的“大数据”，就是靠技术人员这样细微精密工作一点点累积起来。
      上海公安在国内率先建成的，还有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和现场勘查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主动查找罪犯、串并案件的重要刑事技术手段。以现场足迹信息为例——凭借数据滚动比对，平均每年能形成1200串案——这意味着为4000—5000个案子提供明确侦查方向。
      大数据平台为破案提供了便利，却没有给技术人员的工作带来捷径。一般人的想象中，“指纹数据库滚动比对”的画面是这样的：指纹图片在电脑中不断拼接组合，旋转叠加，最终找到两张完全重合的图片。然而走进指纹室，记者看到的场景却大相径庭：多名工作人员紧盯屏幕，用鼠标逐一点击图片特征点加以对比，一天最多甚至要分辨300枚指纹。
      刑技中心指纹室高级工程师刘志雄向记者展示了一枚现场采集指纹和一枚登记指纹，乍看几乎完全不同。他先比划了指纹流向和形状，再通过鼠标逐一点出其中多个特征点，凭借其中相同位置的断点这样细微的特征判定为同一人。
      现场留下的指纹往往残缺、模糊，且因施力点不同形状也不一样，电脑系统只能根据基本特征进行配对，提供50—100个备选，大量的细节比对仍需靠肉眼完成。2012年破获那起1981年连环电击凶杀案，刘志雄就是靠肉眼分辨出指纹左上方1/4处的纹路特征锁定凶手。
      在艰难环境中坚守
      和同事一样，葛延昌有个习惯：工作之后会用热水反复冲刷双手。
      对他们来说，各种令人倒胃的场景都已见怪不怪，他们会把这一切埋在心里绝口不提。但那种深入毛孔的气味，却挥之不去。特别是做解剖，一次至少两三小时，手上的味道两三天都散不尽。为尽量少给家人亲友带去困扰，他们习惯回家前拿热水对手猛冲。电视里对刑技人员的描述，葛延昌也看。他还挺感激那些“雷剧”美化了他们的工作：“听师傅说，以前说起当法医搞刑事技术，连老婆都讨不到。现在虽然我们没有电视里那么‘高大上’，至少社会接纳程度高了。”
      随着刑事技术的进步和破案要求的变化，刑技中心不少部门也在“升级转型”。
      过去，刑技中心照相室的主要任务是如实记录现场情况。为将一枚狭小浴室内的浅淡的指纹拍清楚，照相室民警温思博只能在38℃的高温天打开案发现场的浴霸作为光源，猫腰缩在现场足足拍了40分钟，侦查员至今记得“那个一身血汗的年轻人”。如今，温思博和同事的工作更多地转向音频视频分辨识别。想要在监控画面中分辨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号牌谈何容易：“一个车牌相当于指甲盖大小，数字等于米粒，要分辨相当吃力。”
      对于刑技人员来说，变化的是技术手段、工作方式，不变的是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
      很多刑技人员都听过身边人这样的劝解：“学技术好找工作，收入也高，何苦天天跟‘晦气’打交道？”
      “别人看到的是恐惧，我们寻找的是真相。”对于坚守，法医孟航这样解释，“这是对公平正义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