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炮”与“小炮”的传说
最近有部电影《老炮儿》，上映以后好评如潮。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了解北京文化，电影看下来第一反应，所谓“老炮儿”，翻译成上海话，估计就是“老流氓”。
北京的“老流氓”该是啥样的，说实话，我没见过，影视作品里倒是见过不少；而上海的流氓，和关于上海“老炮”、“小炮”们的传说，过去，倒是一直在江湖流传着……
曾经，周立波的清口，让很多外地人认识了“上海流氓”，在各种场合，人们模仿着“乃伊做忒”，似乎这就是“流氓腔”——实际上，周立波的扮相，最多是只“小赤佬”；赤佬扮流氓，学个边边角角，气质还是差了很远。
旧社会，最有名的流氓，大家反正都比我清爽，就不多啰嗦了；还有一种流氓，叫“白相人”，估计小年轻不大听说了。
想来上海闲话也蛮噱的，明明是“头别在腰间”闯荡江湖的流氓，却偏偏要用上“白相”两字——主要还是因为，“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
靠祖上余萌的被称之为“小开”；骗吃骗喝的被称之为“阿诈狸”；靠女人的，则被称为“狼狗”——不要指望白相人都是好人，解放后，白相人还被视为“社会渣滓”。
“阿飞”，正宗上海特产，尤其是49年以后的“阿飞”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阿飞”的标配是什么？
“小裤脚管花衬衫，头发梳得耸（读cóng）出来”，是“阿飞”的外形特征。上身衬衫的颜色不是单一色，而是“花衬衫”。下身长裤，紧贴肉体，裤脚口特小，据说最小的只有三寸。脚上套的是一双尖头皮鞋，甚至是香槟色的。
当年的上海滩，哪里可以见到“阿飞”？
在热门电影院外，他们会三五成群聚集在电影院的门口，相互间交谈，也有手中拿着电影票，搭讪不相识的女青年看电影。在淮海路、南京路等热闹路段的西餐馆或咖啡厅，也可时见他们的身影。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喜欢在“阿飞”前面加上“流氓”二字——“流氓阿飞”，性质就大不同了。
讲到“阿飞”，老上海脑子里一定会跳出一个词：“垃三”。
我小辰光都听说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上海有的三座山：“松江有佘山，长风公园铁臂山，南京路上搓垃三”。
“垃三”年纪都不怎么大，因为文革的缘故，基本上没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有的家庭贫困，因为穷困，这些女青年有的还未成年，就早早的在社会上闯荡，当然，这种闯荡不是什么经商、做生意等经济行为，而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于社会上。
提到虹镇老街，很多稍上年纪的上海人，都会说起不少关于那里“民风彪悍”的传说，什么“红缨枪，拉场子”，“长宁帮”和虹镇老街火拼之类的，俨然就是《古惑仔》里的场景。
当年“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虹镇老街，上海第一！有种就来砸场子！”的豪言壮语。我是没考证过这“第一”的来头，只是提起虹镇老街，脑子里总会跳出一个名字：于双戈。
为啥？
一是因为阿拉姆妈小辰光教训我的辰光，会迭嫩骂山门：“小赤佬，要死咧，再乱来，当心大起来像于双戈则枪毙鬼一样！”
另外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出事的那个储蓄所，还在上外校门旁边，直到上外校园改造。
于双戈原为公交车售票员，因赌博负债起意抢劫。
1987年11月16日上午，于持枪到位于大连西路、上外校门口旁的工行储蓄所打劫。在银行工作人员启动报警系统后，他犯慌忙中朝柜台里的女出纳员朱亚娣开枪，朱当场毙命。
此案惊动上海滩。
为了及时擒获凶犯于双戈，全市出动2万多公安民警展开大搜捕。不仅如此，上海电视台当年还对于双戈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电视转播，收视率95%，创下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次。
图为当年上海电视台“于双戈案庭审”特别节目
于双戈的女朋友蒋佩玲，在庭审中呈现弱者姿态，并称：“想想自己终归是于双戈的女朋友了，因此在案发后才为于双戈潜逃出钱出力。”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同情。
而为其辩护的律师郑传本，则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几乎成了上海的平民英雄。徐根宝在庭审中也是一副老实人模样，称自己为于窝藏枪支弹药是为了讲哥们义气。
当年为蒋佩玲的辩护律师郑传本
最后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倒是江湖上多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的顺口溜。
提起“三湾一弄”的流氓，最有名是啥宁，侬晓得伐？
丁约翰，是也！
“英雄莫问出处，丁约翰兄就是出自于三湾一弄，叱诧江湖，毁女无数，真土匪也。老柴就差多了，最多偶尔浪迹虹镇老街，疾走如风，惶惶不可终日。”
柴志强在他博客中曾这样自嘲，他提到的丁约翰，就是他的职场小说《丁约翰的打拼》中的主人公。
小说里，丁约翰原名叫丁中华，六十年代出生在“三湾一弄”里的潘家湾。和虹镇老街一样，这些棚户区被上海人称为“滚地龙”——房子相连，就如“滚地龙”一般。
这样的外因，倒也促成了棚户区居民守望相助，毕竟，这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上海人有句老话：“不要和住在滚地龙里的人打架。”因为他们招呼一下，会一下子召集到几十条汉子。
定海桥，是跟“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到了70年代，这里的纺织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
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除了其中真正的“不法之徒”外，上海人口头上说的“流氓”，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吃得开的“能人”。
当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闸北流氓、虹口黑道，侪不如杨浦工人阶级的拳头硬”，而在这些“硬拳头”里，从定海桥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翻江倒海”的人，王洪文。
回到国棉十七厂的“市委书记”王洪文
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喇叭裤、皮夹克、奶油包头，类似的行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穷则思变”，定海桥的这些“能人”，也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他们中有经商头脑的，早早便开始在定海桥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这其中，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
西新街，当年上海滩的“三大流氓窟”，丝毫不逊色于虹镇老街。
解放前，长宁路这一侧有不少棚户区，西新街，就是其中一个，这里也曾是上海滩著名的“苏北窟”。
这块棚户区，就在如今的凯旋路长宁路这里，就是现在凯欣豪园和联通上海总部的所在地，“多媒体大厦”。而位于现今凯旋路、武夷山路上的三泾庙，亦是当年流氓帮派所在地。
解放前，应该是1949年的一场大火，从长宁路一直烧到后浜（现安化路），整个棚户区无一幸免。
不管是北京话里的老炮儿，还是上海人说的“流氓”，当年都是最怕“刮台风”。80年代的严打，最初缘起就是79年发生在杨浦区的“控江路事件”（有兴趣的旁友，戳“ 刮台风 ”，查询我们过去的文章）。
而在一阵阵台风劲吹下，打掉的来头最大的，就是胡晓阳（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养子）、陈小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以及被道上称为“小鸽子”的葛志文。
事实上，除了那些违法犯罪的“真流氓”，上海人至今还会用“流氓”二字，来戏谑、调侃“路道粗”，特别能混的人。即便是小姑娘冲侬发嗲来一句：“侬只流氓”，那也是骨头好轻几斤的事——注意是发嗲，不是一记耳光，“侬只流氓！”
过去，在法治无法触及的角落，这些人和他们所形成的圈子，定立了规矩、维持着表面上的秩序；如今，即便是这个“另类上海”，也正在随着“石库门文化”的崩塌而远去。
那些江湖传闻，只存在于老上海人嘎讪胡时的不经意间，面对外来文化和人口的冲击，时不时，还有些英雄迟暮的落寞感……有时，这种回忆却是刻意的，人们怀念的，是那个上海人依然可以讲规矩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