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的手工活:自己动手省钞票 生活也有乐趣
图片说明:钱君石爸爸正在聚精会神地帮钱君石缝书包
我们的受访者说：“上海男人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为的是改善生活。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宽松了，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所以讲，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想方设法为女儿“翻行头”
受访人：周承毅，男，63岁；周璇，女，34岁
上世纪60年代，少年时期的周承毅住在杨浦区双阳路延吉中路附近。因为“正好轧着文化大革命，书不读了，待在屋里厢也没啥事体做”，百无聊赖之际，家附近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家工厂沿着马路有一排窗，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工人是怎样裁剪、缝纫的。周承毅经常跑去看看，又自己买了几本裁剪书，淘了点零头布，就这样，“自己瞎弄八弄，慢慢地会做衣服了”。
在那个年代，上海小伙子会做点针线活并不算一件另类的事情。事实上，周承毅的缝纫手艺在结婚时还派上了大用场。
彼时，他到江西上山下乡，随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筹备婚礼时，他心想：结婚总归要有两件比较特别的衣裳。市场上服装的选择比较单一，周承毅便决定自己做。
他给自己做了一件中山装，又淘到一块深米色法兰绒料作，给妻子做了一件时髦的中长款外套。“这件衣裳的领头是大翻领，袖子管细细的，下摆比较大。因为买回来是零头布，门襟、腰带里厢稍微拼了点其他料作，花了交关功夫。”他回忆说。如此量身定制、独此一件的衣裳让妻子欣喜不已。“穿出去人家都讲好。她老开心的。”
很快，女儿出生了。周承毅说：“阿拉就这一个小孩。做了爷娘（父母），对小孩总有种讲不出的宠爱。”为了让女儿穿得漂漂亮亮的，夫妻俩分工，他来做衣裳，妻子来织绒线。
女儿周璇记得，90年代以前，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父母做的。“每到换季的时候就想：哎呀，爸爸又给我做了什么好看的衣服啊？在一个商品有点匮乏的年代，好像爸爸的手就是点金手一样。”
在周承毅的记忆里，那时总是想方设法给女儿“翻行头”。等到她稍大一些，父女俩还会就衣服的设计进行讨论。那件让女儿印象深刻的茜茜公主裙，他也记得。
“她最欢喜裙摆老大的裙子。”周承毅说，“《茜茜公主》的电影出来，她老欢喜的，有趟就跟我讲了。我帮她寻了块白色府绸，上头做成露肩背带式的，在背带上缝了交关（很多）花边。下头裙摆做得老大，她穿好就在屋里厢转圈，开心得不得了。”
现在回想起以前做衣服，周承毅说：“侬晓得，阿拉这一代人成家以后，作为丈夫也好，爸爸也好，总归有份责任心。既然要对这个家负起责任来，有交关事体侬必须要亲力亲为。侬尽心尽力去做了，家里人也能感觉到。”
也许是受了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周璇毕业后从事了服装方面的工作。刚起步的时候，爸爸还为她当过“参谋”。“一件衣裳具体哪能量尺寸、有哪些相关的名词，她刚刚开始做的辰光啥都不懂，我就帮她讲讲。她对这一行蛮欢喜的，现在也是老手了。”说到这里，周爸爸呵呵笑了笑，语气里满是欣慰。
人生第一张照片是拍爸爸缝书包
受访者：钱君石，男，30岁
1996年，还在上小学的钱君石回到家，发现书包夹层坏了。爸爸随手从缝纫机抽屉里拿出针线，聚精会神地帮他缝补起来。“爸爸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是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平时也会缝缝补补，是蛮传统的上海男人。”钱君石说。
当时，他在房门边看爸爸缝得那么认真，悄悄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爸爸完全不知道。过了好久，等那卷胶卷冲出来，他才发现，还夸我拍得不错。这是我的第一张摄影作品，一直珍藏着。”
结婚前一天，喇叭箱终于做好了
受访者：易东保，男，65岁；郭杰峰，女，65岁
上海作家沈嘉禄曾写过，上海人的家居布置变化，一切从一只喇叭箱开始。
“因为音乐，上海人开始寻找更能体现音响效果的工具，于是，喇叭箱以一种可爱的笨拙精神出现在上海人逼仄的生活空间。”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喇叭箱必须是自力更生，几块松木板就能钉成一只箱子，甚至有人在走投无路时偷了老娘的洗衣擦板。最后一枚螺丝扭紧后，上色，罩漆，喇叭口前覆一块喇叭布，这种镶着金线的布在浙江中路牛庄路有买，不要布票。当时，那一带是电子元器件的大本营，成千上万无线电爱好者在这里长大成人。”
1978年，易东保和郭杰峰结婚的时候，喇叭箱是婚房里必不可少的“增配”。易东保回忆说：“先开始大家是装矿石收音机，等到阿拉结婚的辰光，捷克式落地喇叭箱已经流行起来了，它的音质比台式收音机要好，婚房里一定要有一只，比玻璃橱还普遍。”
包括喇叭箱、玻璃橱、沙发在内，当时结婚有许多东西“有钱也买不到”，可上海小青年们又想要。不擅木工的易东保只好请同事帮忙，一起动手自己做。“结婚毕竟是人生当中一桩老大的事体，想弄得好点，只好逼上梁山自己来呀。”他说，“喇叭箱里的零件是阿拉阿哥装的。他有台装好不用的‘赤膊机’，我把它拿过来，外头敲了个捷克式的木箱子，把它装进去。”他说。
由于筹备婚礼的各项事宜排得特别满，直到结婚前一天，这只喇叭箱才装好。“箱子外头有块深紫色镶金线、类似织锦缎的布，直到夜里厢才封上去。哦呦，第二天就结婚了，差点来不及。”现在回想起来，郭杰峰还有点有惊无险的感觉，也忍不住夸赞丈夫：“讲讲是三脚猫，但是做出来还混得过去。当时虽然老多东西店里没买，但是上海人总归动足脑筋。所以到结婚辰光，屋里厢看上去都蛮像模像样的，也是蛮有本事的。”
从“肚肠”到壳子，组装了一台电视机
受访者：林振康，男，62岁
1980年，上海青年林振康要结婚了。要买电视买不到，想来想去，准新郎官决定自己做一台。
做一台电视机，意味着从里到外都要靠自己组装。“侬照片上看到的电视机壳子，是我用三夹板、五夹板做的。”林振康介绍说，“为了这点木板，要凭户口簿，半夜三更到阿拉徐汇区木材供应站排队去买。”
光会木匠活不行，还要懂“半导体行当”。林振康找来了姐夫帮忙。“他大学里厢是学电子专业的。所以，我装壳子，他装‘肚肠’。”然而，“肚肠”并不是想装就能装。“里厢交关材料不是侬一记头买得到的。最难买的是啥呢？一只显像管。”
买显像管，要去淮国旧（即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淘电子管厂淘汰下来的瑕疵品。这样紧俏的货品并不是天天有，想买必须和营业员搞好关系。“侬一直去的话，跟两个营业员关系熟悉了，人家会问侬：做啥每天来？噢，原来要寻只显像管。格辰光（那时）又没电话的啰，侬要每天去，人家才会告诉侬：这两天大概要来了。”
电视机的“肚肠”里有许多电子元件，当时也是一个个手工组装的。“电阻、电熔、三极管……总共大概有两三百只。”即使把所有的元件全部按部就班装好，电视机也不是马上就能正常运作的。“比方讲这个位置应该装15欧姆的电阻，侬就是买到了装上去，也不行。为啥呢？因为有老多元件是次品，要么超过15欧姆，要么15欧姆不到，要用万用表自己量，装好还要调试。”
从起意要装这台电视机，到“日日夜夜”投入进去，林振康和姐夫总共花了半年时间。千辛万苦组装出来的电视，颇是在弄堂里出了风头。
新房从里到外都是“上海男人制造”
受访者：郭林福，男，64岁
1979年初，家住哈密路中新泾的郭林福结婚了。可以说，他的新房从里到外都由上海男人制造。
房子是1974年父亲为他们兄弟三人盖的，一栋两层三间带露台的楼房可谓开风气之先。在此之前，村里大都是一层楼的平房。而新房里的布置、部分家电和家具则由郭林福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打造完成。
“当时结婚流行三十六只脚(形容家具很多)，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被头十几条，新房涂上105苹果色水性涂料，水泥地板刷上朱红色油漆……这些都是不错的基本配置。”郭林福说，“但是还有许多‘加配’，比如沙发、电风扇、落地式喇叭箱、台灯等等，要靠自己做。”
新房里的沙发是郭林福亲手做的。由于当时木材很难买到，他想到了家里宅基地（即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的大树，把它风干后开片成板材，钉成了沙发的框架。“这种树我们叫它‘元宝树’，或者‘风凉树’。树很大，到了夏天，像垂柳一样垂下来一串串果实，摘下来就跟元宝一模一样。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大树底下乘风凉。”
沙发里的填充材料用的是麻袋、破棉被和棕片；弹簧则是请厂家加工制作的。沙发上的花纹看起来颇有欧式风情，实际上，是大哥用一条线毯缝制而成的。
那时流行捷克式落地喇叭箱，北新泾的一家商店里就陈列着一台，由新泾木器厂生产。郭林福的弟弟和小弟兄们照着它的样子，自己采购元件，从箱体制作、上漆，到安装、调试，依样画葫芦做了一台。
喇叭箱上那盏特别的钢琴式台灯是大哥的杰作，甚至连墙上的那幅桂林山水，都是村里一个姓王的小兄弟用一块纤维板刷上白漆打底后画上去的。
尽管郭林福当时所在的中新泾属于近郊农村，但新房的布置丝毫不比市区逊色。
“那时又要扎台型，又没噶许多钞票，多数都是靠自己做，靠自家兄弟还有村里的‘小兄弟’帮忙。阿拉这代人实际上都蛮勤俭持家的。”他说。
邻居阿婆讲，没有学步车，不帮忙带儿子了
受访者：谈凯敏，男，67岁
1982年，谈凯敏的儿子呱呱坠地了。因为是双职工家庭，夫妻俩请了隔壁弄堂里的阿婆帮忙带孩子。
儿子长到10个月大的时候，问题来了。“不是要学步了吗？他老皮（调皮）的，不肯在床上睡，要走。但是走嘛又不会走，睡嘛又不肯睡，个么（那么）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谈凯敏回忆说。阿婆直呼吃不消，强烈要求他买辆学步车回来，甚至放言：“侬再不去买，我不帮忙带了。”当时，一辆学步车的售价大约是七八十元，对于工资只有几十块的谈凯敏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好在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动手做各种东西，学步车自然也不在话下。
首先，他去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学步车的构造，把尺寸量下来。然后结合手边已有的旧物，着手做起来。上圈是用妈妈家里的坏矮凳改的，下圈是虬江路旧货市场淘来的旧铁管，座椅是用木板锯的，外面包了层人造革。谈凯敏说：“拼拼装装弄出来，几乎自己不出钞票。花钞票买的只有四只滑轮，旧的铁架、铜价。整个成本大概一二十块，比买现成的便宜多了。”
这辆学步车的份量比现成的塑料学步车要重，反而更加稳当、实用，让儿子顺利地度过了学步期。后来还先后有四五个同事、朋友借去用，甚至在将近30年以后，孙女降生，学步时用的也是它。
“我是老三届，进厂做工人，动手能力强。上海男人里的‘动手派’，基本是阿拉这一代。”谈凯敏说。说起自己动手做过的东西，他如数家珍：最早是做落地碗橱、书橱、书桌、玻璃橱等简单家具，然后是晶体管收音机、喇叭箱、落地灯、台灯、自行车、电风扇，直到黑白电视机。给孩子做过二胡、迷宫轨道、学步车、儿童餐椅等等。
“埃个辰光动手做点什么，好省不少钞票，生活也充满乐趣。”谈凯敏说，“最惋惜的是当年以60块钱把自己做的红木二胡卖给了淮国旧，相当于两个月工资。当时觉得很合算，现在想想多可惜。”
如今，时代不同了。他说：“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文革高峰过去，人闲着没事，又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为的是改善生活。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宽松了，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所以讲，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爸爸打了套家具，作为我的嫁妆
受访者：夏正玉，女，63岁
1979年，远在辽宁葫芦岛（原锦西市）工作的夏正玉，收到爸爸从上海发来的消息，让她等候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一套家具。当时，她刚刚新婚不久，那是爸爸亲手打的，作为送给她的嫁妆。
托运过来的家具、缝纫机用旧线毯、旧床单小心包裹着。夏正玉想象着爸爸如何在弟弟妹妹的协助下，把这些大家伙运到货运火车站。“从阿拉屋里到火车站有点距离，运过去应该蛮吃力的。”
打开包裹，一整套家具包括大橱、五斗橱、电视机柜、沙发、桌椅和床，样式是上海当时流行的款式，在北方显得很时髦。夏正玉特别喜欢那个三门大橱：“式样蛮好看的。北方当时主要是炕柜，还没有大橱、五斗橱这种家具。”
爸爸在房地局工作，因为手巧、会想办法，家里房子修修补补都靠他。夏正玉想象着父亲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把这么多家具一点点做出来。她是家里的大女儿，17岁上山下乡，先到云南农场，后来又工作调动来到东北。父母不在身边，收到这样一份特别的嫁妆，心下很是感动。
由她“开了个头”，接下来弟弟妹妹结婚，爸爸几乎给每人打了套家具，甚至于隔壁邻居家有人结婚要做家具，也请他帮忙。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夏正玉明白了爸爸当时打家具的苦心：“阿拉爸爸家庭负担蛮重的，因为爷爷走得早，爸爸作为老大，每个月要贴补奶奶，照顾叔叔孃孃（姑姑）。埃个辰光（那时）买一套家具老贵的，他自己打既是一份心意，也好节省交关钞票。当爷娘的真是不容易，爸爸这一辈子蛮辛苦的。”
一只迷你小矮凳，女儿珍藏了30年
受访者：郑娅奋，女，63岁
1979年，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李致用和郑娅奋要结婚了。“三十六只脚”不用愁。当时为了生产需要，上海有木工厂配套内迁过去。考虑到很多上海青年到了适婚年龄，贵州当地的轻工业又相对落后，木工厂的老师傅专门做了几批上海式样的大橱、五斗橱等家具，供应给他们。然而，假使新人“要求高一点”，想要沙发、茶几、靠背椅之类的，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这可难不倒李致用。读中学时，他通过学工认识了木匠间的师傅。文革停课，他索性到师傅那边报到，认认真真学了木匠手艺。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他在当时北海路“鞋材辅料一条街”买了铆钉、海绵、做樟木箱的五金配件等，回贵州后在宿舍里做起了木工。
他做了一套四把红色全包靠背椅。“颜色当时算老跳（出挑）的，式样放到现在也不过时。”郑娅奋评价说。靠背椅的式样参考了上海当时流行的一本“百科全书”，名叫《家庭日用大全》。
做樟木箱的时候，李致用打的是传统的燕尾榫，除了包角，其他没有用一根洋钉。“做好是一整只六面体的木箱子，没盖头的，连厂里的老师傅都觉得奇怪。”郑娅奋回忆说。原来，按照传统的做法，盖头是箱子做好后根据比例锯开来的。
如此灵光的木工手艺，在亲友结婚时自然少不了帮忙。李致用帮小舅子做过一只三人沙发，在弄堂里扎足了台型，也讨足了丈母娘欢心。“锯木头、绑弹簧的辰光，大家都跑过来看，觉得老稀奇的：哎呦，自己做沙发啊？阿拉姆妈老得意的：‘这是阿拉女婿。’”
直到现在，女儿还珍藏着一只迷你小板凳，那是将近30年前李致用精心为她做的。当时，李致用夫妇在贵州工作，女儿则在上海长大。邻居家的小男孩和她年龄相仿，有只爸爸做的小板凳。“阿拉女儿老欢喜这只小矮凳的，每趟到人家屋里都要坐。人家外婆看她欢喜，就送给她了。没想到男小孩不开心了，又把它讨回来，讲‘这是阿拉爸爸做的’。阿拉女儿不服气：‘我也叫阿拉爸爸做一只！’”
千里之外的李致用听说这件事后，安慰女儿说：“阿拉也做一只，做得比人家的还要好。”他做的小板凳只比连环画稍微大一点。“就像人家小人国里的矮凳一样。”郑娅奋说，“但全部是用榫头做的，一点也没偷工减料。”
凳子托人带回上海，女儿看了爱不释手，还带到人家屋里去炫耀：“这是阿拉爸爸帮我做的！”“因为做得特别好，阿拉女儿不大舍得坐，一直囥（藏）到现在，还是全新的。”郑娅奋说。
（实习生黄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