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上海市民与家电的故事：看电视要配放大器
郑娅奋的丈夫李致用戴着大耳机，以及因《大西洋底来的人》而流行起来的蛤蟆镜，在房间一角特意拍了这张照片留念，手上拿的是收录机的英文说明书。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的色彩尚未褪去，家电是市面上的紧俏货，老百姓往往为之倾囊而出。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感到很值得。因为家电代表了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标准。
与老家电的合影定格了他们当时的欣喜与满足。
加块放大器，9寸电视变12寸
受访者：郑自华，男，68岁
1975年，27岁的郑自华买了一台电视机回来。
当时，向阳院（注：文革后期以里弄为单位开展群众文娱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放在弄堂里开阔的地方。但是每到播放电视节目的时候，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不要讲屏幕上人头看不出，连声音也听不清爽"。想来想去，他决定自己买一台回来“改善生活”。
当时，上海的轻工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飞跃、金星、凯歌、上海、英雄等沪产品牌主宰了本地市场。由于货源紧张，郑自华托了在五金交电公司工作的朋友，才买到一台飞跃牌9寸两用黑白电视机，价值245元，相当于他七八个月的工资。
所谓“两用机”，指的是这台机器不仅可以收看电视，还有无线电功能。“两用机比单用机多20块。我心想等于多买了只无线电，蛮格算的。”
那时报纸上发表过一组四格漫画，用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片名来戏谑电视信号如何不稳定。有一幅屏幕上一爿漆黑，叫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一幅屏幕上满是波纹，叫作“多瑙河之波”；还有一幅满屏飘舞雪花，被称为“林海雪原”；另有一幅屏幕上除了一条直线什么外也没有，叫做“看不见的战线”。
“这组漫画反映了阿拉看电视的苦恼。”郑自华说，“调整天线找信号是项技术活。看1频道天线要向左一点，2频道要向右一点，3频道天线要拉长一点……再不行，手要一直捏牢。始终在调，不停问看的人：清爽了伐？清爽了伐？”
尽管画质不佳，看电视依旧是那个年代人们趋之若鹜的事情。郑自华回忆说：“每到晚上要看电视，好了，闹猛了。楼上楼下，隔壁邻居，同学朋友都要找借口来了。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哦呦，屋里厢轧十几个人不稀奇。”他还记得，1978年电视里重播徐玉兰、王文娟1962年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他的两个阿姨特意从虹口区提篮桥，赶到他位于杨浦区渭南路的家里观看。
由于9寸电视机实在太小，只有大约一本书那么大。为了看得更清楚，市面上出现了一种“电视放大器”，相当于一块架在电视机前的玻璃放大镜。“我真的买过一块。”郑自华说，“从前面看，人物确实变大了。但是有个缺点，假使斜过来看，人就要变形了。”
上海人把图像放大后仍不满足，还想要把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的。“市面上又出现一种涤纶片，通过三色原理制造出彩色效果。”他说，“但是画面滑稽到啥程度呢？看到后头往往会出现红头发、黄面孔、绿下巴。”
回想起当时人们的发明创造，郑自华有些莞尔。“不过这也说明阿拉上海人聪明，永远不满足，永远追求进步，对生活有一种高标准。”他说。
上海流行啥，
阿拉基本不脱节
受访者：郑娅奋，女，63岁
80年代初，郑娅奋的父亲被派到深圳工作，为女儿、女婿带回来一台当时特别紧俏的索尼四喇叭双卡收录机。
小夫妻俩高兴极了。郑娅奋的丈夫李致用戴着大耳机，以及因《大西洋底来的人》而流行起来的蛤蟆镜，在房间一角特意拍了这张照片留念，手上拿的是收录机的英文说明书。
“照片上还有春雷牌收音机，飞跃牌14寸电视机，写字台下面是老式的喇叭箱，正好把当时比较时髦的元素集中在一道了。”郑娅奋说，“可以讲，这张照片反映了当时小青年在物质上的追求，因为刚刚改革开放，阿拉希望看到更多外头的东西。”
比较特殊的是，这对追求时尚的上海青年当时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远在贵州遵义航天061基地支援大三线建设。那次是因为女儿出生才回来休假的。
“阿拉在山里基本不花钞票，工资就派两个用场。一个阿拉叫'铺铁路'，就是探亲来回路费；一个就是用来回上海买东西。”郑娅奋说。厂里年轻人多，加上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来上海，大家互相“代购”，“可以讲，阿拉虽然在山里，基本上跟上海不脱节的”。
厂里订阅了上海的报刊、杂志。他们早就在杂志上看到，原来上海的小青年流行拎着四喇叭走在马路上放音乐。
80年代初，这台跟上海流行同步的四喇叭被他们带到贵州；到了80年代末，又跟着他们回到上海；如今仔细地包在紫红色丝绒布套里保存着。“因为在山里娱乐比较少，阿拉听舞曲、听评弹，丰富业余生活，全靠这台机器。”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维系家庭亲情的纽带。郑娅奋说：“阿拉女儿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孩不会写信，大人就把她讲的话录下来，托人带到贵州给阿拉听。阿拉再把自己讲的话录好，托人带回上海给小孩。这是阿拉老重要的一个通信工具。”
家里有盘“邓丽君”，
要到居委会登记去
受访者：林振康，男，62岁
1981年，林振康和马根妹的女儿出生了。在给小毛头拍百日照的时候，夫妻俩在旁边放了一台葵花牌单放机作为摆设。
这种单喇叭的机型人称“独眼龙”，是两人结婚时“开后门”买回来的，花了一百多块钱。林振康回忆说：“当时家电产品老紧俏的。阿拉同事的阿姐在上海徐汇区五金交电公司工作，靠她把这台机器调到徐家汇新歌无线电商店，我再跑过去买的。”
女儿小时候听的摇篮曲都是从这台单放机里播放出来的。除此之外，家里听得最多的就是邓丽君的磁带。“埃个辰光（那时）邓丽君算‘黄色’带子，有劲伐？”林振康说，“侬屋里要是有盘这个磁带，要到居委会登记去。还要跟侬讲好：只好屋里自己听噢，不好给人家翻录。她的磁带侬在店里是不可能买到的。到哪里买呢？马路上有‘打桩模子’卖盗版带，10块、15块一盘，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
也许是因为来之不易，这台单放机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林振康夫妇家里。“里厢就是一根传送皮带老化了，噶许多年数配不着了。”他说。
妈妈回来电视机一摸，
就晓得我偷偷看过了
受访者：蔡静，女，49岁
上世纪80年代初，蔡静还是一名中学生，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同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来家里玩，其中一位按下快门，留下了这样一个瞬间。
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道具”，那就是12寸的三洋牌黑白电视机。这是蔡静爸爸用“贴花储蓄”存到的钱买的。
所谓“贴花”，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一种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几块钱一张贴花，按月份顺序贴在小本子上，年底贴满12张，再到银行取出来。
“存了好多年，加起来大约有500块的辰光，阿拉爸爸讲：‘钞票太多了，老吓人的’。”于是，全家决定把这笔巨款花掉，目标锁定在买电视上。“当时弄堂里有家人家有一台苏州产的电视机，阿拉都要去看。但是也不好老是跑到人家屋里厢去呀！”
听说曹家渡有一爿商店供应进口电视机，蔡静爸爸穿着中山装，把巨款分装在三个口袋里，从位于静安寺的家出发了。“一早上过去，排了整整两个钟头的队。买到的辰光阿拉爸爸老激动的，把它捧回来了。”
这台用旋钮“搁频道”的电视机，在当时无疑是新鲜货。蔡静记得，暑假的时候住到浦东高桥的外婆家，把电视机也带去。“当时高桥属于乡下，伊拉看到觉得老稀奇的。”
在这台电视机上，蔡静看了美国科幻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日本连续剧《姿三四郎》、《排球女将》。“放《排球女将》的辰光，正好阿拉中国女排老风光的，连续拿冠军。所以阿拉女同学对这个电视剧欢喜得不得了，还会梳里厢的'小鹿纯子头'。”
在蔡静的印象里，父母平时对她看电视并没有太多限制，只有到放假的时候会关照她不要看太多，“当心眼睛看坏掉”。有次她趁父母不在偷偷看，结果被发现了。“阿拉妈妈老聪明的，一摸电视机发烫的，晓得肯定是看过了。”
这只冰箱派头大，
大家轮流拍照片
受访者：易东保，男，65岁；郭杰峰，女，65岁
80年代初，冰箱开始走进上海人家，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双鹿牌100立升单门冰箱。易东保和郭杰峰夫妇也在考虑买一台。
这天，夫妻俩去南京路荡马路，在第一百货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台广州生产的万宝牌冰箱，体积足有173立升，特别高大气派。两人顿时一眼相中，心无旁骛。
可惜橱窗里是样品，店里已没有库存。易东保几乎天天下班跑去看，等了好几个月才终于买到。由于这台冰箱实在是大，送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忍不住问：“倷是单位里用啊？”“阿拉屋里厢用！”回答的时候，易东保不禁有几分得意。
这台庞然大物安置在26平米的前楼，显得派头十足。3岁的侄女站在冰箱前留影，人还没它高。“不单单是阿拉侄女，当时大家轮流立在冰箱前头拍照片，包括同事来阿拉屋里，也要拍照片。现在听起来老戆噢？”回忆起当时大家争相留影的盛况，郭杰锋忍不住咯咯直笑。
大冰箱俨然成了家里的明星。夫妇俩这样向大家介绍：“买了这只冰箱，男的好吃冰啤了，女的好吃冰冻绿豆汤了，小孩好吃棒冰了。”
冰箱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储存剩菜的问题，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小乐趣。“讲只笑话给侬听。”郭杰锋说，“格辰光（那时）上班路远，公交车一部部调过去要一个半钟头。我用冰格子做了赤豆冰块、绿豆冰块放到保温桶里，拎去上班，一路吃过去，吃到厂里觉得老开心的。”
夫妇俩还记得，这台冰箱的价格是812元，比市面上普通的单门冰箱差不多要贵一倍，相当于花掉了一年的工资收入。“不过蛮值得的。”郭杰峰说，“侬想啊，阿拉到现在讲起来还觉得老有劲的。”
邻居牛奶放阿拉冰箱，
要吃自己去拿
受访者：顾佩娟，女，60岁
“我记得结婚以后前三年，一年添一样新电器。”
顾佩娟是1982年结婚的。1983年，家里买了单缸洗衣机；1984年买了香雪海单门冰箱；1985年买了金星14寸彩电。也许是因为那时刚刚步入新的人生阶段，新兴事物又给家庭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她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顾佩娟一家住在济南路上的树德里。和这些电器有关的记忆里，有着不少弄堂生活的痕迹。
买单缸洗衣机是考虑到公共空间有限。“阿拉洗衣机放在客堂间，为啥没买双缸呢？因为客堂间只有10个平方，要三家人家合用，买太大的话放不下。”
买冰箱不仅方便了自己，也让邻居“沾了光”。对于儿子刚刚一岁多的顾佩娟来说，冰箱最大的作用是冷藏牛奶。“天热牛奶放在外头容易坏掉。有两家人家是到弄堂口打井水，一桶桶拎回来浸牛奶的。这样多少麻烦啦？”隔壁邻居家里正好也有小孩，牛奶便放在了她家冰箱里。“要吃自己去拿。老早邻居关系都老好的，房门不大关的。”顾佩娟说。
至于买14寸彩电，则是受到楼下邻居的“启发”。“当时阿拉楼下邻居买了根项链，998块钱。我跟阿拉老公讲，我也想买。他讲，花这点钞票还不如买彩电。”尽管结婚时候已经买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但有彩色图像的电视仍然吸引力巨大。经过一番家庭讨论后，夫妻俩用相同的价钱买了台彩电。
过年抱抱大外孙，
开心唻
受访者：凌淑平，女，90岁
1986年2月12日，大年初四。这一天，凌淑平特别开心。因为住在杭州的大儿子夫妇来上海给她拜年，大女儿一家和小儿子一家也来了。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准备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
每到过年，她都亲自下厨，孩子们则围在一边当下手。饭桌上的保留节目有水笋烧肉，白斩鸡，炒虾仁，酱鸭，土豆色拉和酸辣菜。还有一条鱼不能少，讨的是“年年有余”的口彩。
女婿带了新买不久的日本进口柯尼卡pop旁轴相机过来，大家都说要多拍几张照片留念。于是，凌淑平抱着外孙——家里的第一个第三代——笑眯眯地拍了这张照片。
“选择这个角度是因为比较清爽。老房子屋里东西多，换个角度就拍到床了，这样肯定不好看。”凌淑平说，“当时家用电器开始多起来了，这张照片正好把家里的无线电、9寸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全部拍进去了。”
凌淑平回忆这些的时候，女儿、女婿就坐在身边。一转眼，小辈也到了和她照片上相同的年纪。
啥叫CD机？
一种新的录音机吗？
受访者：阎连生，男，63岁
阎连生第一次接触到音响是在90年代初。有天他到同事家做客，同事给他放了首曲子，出色的音质让他大吃一惊：“哦呦，哪能噶好听啊？”
“我放的是CD机。”同事有些得意。
“CD机是啥啊？”阎连生不解地问：“侬又买了台新的录音机啊？”
“两回事体噢！”同事向他普及知识，原来要有一台CD机播放光盘，还要一台功放和两个音箱，这样就组成了一套基本的音响设备。
阎连生和太太都是音乐爱好者。回到家，他赶紧跟太太介绍了这个新发现。“我跟她讲：阿拉也去买！”
两人几经奔波，才配齐了一套音响。CD机购于虬江路，当时国产CD机几乎没有，他在那里淘到一台日本的JVC水货，花了1600元。“对于阿拉这一代上海人来讲，要淘东西就要去虬江路。格辰光虬江路的音响器材、音响制品又多又便宜。”他说。
“买了CD机，但是没音箱，就没办法'拖动'它。”听说中山公园旁边有一家利民音响商店，他和太太又从闵行的家里跑到长宁。“我在这家商店买了国产联声牌功放和均衡器——阿拉爱人讲：‘这个牌子跟侬名字一样嘛！’——又配了组装音箱，总共花了大概3000块。”
夫妇俩花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不过因为是共同的爱好，两人都觉得很值得。为此，阎连生还自己动手改造了一个音响柜。“阿拉结婚辰光买的组合式家具里有一个小玻璃橱，本来用来放茶杯、酒具。等到音响买回来，要寻地方摆，这个玻璃橱正好给我派用场了。”
他自己量好尺寸，请人多打了一个夹层，把电视、录像机、音响等视听设备都放进了这个小橱里。“阿拉这种年代的人，欢喜自己改改弄弄。改造好，自己心里厢老开心的。”他说，“主要是家里地方小，侬想生活得更加适意点，就要靠自己动脑筋。”
二十多年过去了，家里的功放和音箱早已升级换代，那台JVC 的CD机倒是依旧运转自如，“一点不打嗝愣”。随着VCD和DVD 的添置，家里的各种碟片累积到了2000多张，如今收听音乐的方式又更加多元化了。不过做家务的时候，他还是最喜欢翻出一张CD来听。
2003年，阎连生购买了一套夏新的音响，如今音响柜里还有一台录像机、两台DVD和一台CD机。
（实习生黄龑对本文亦有贡献）